新華社北京10月21日電（記者 陳先發 陳俊 董峻）今天已很難從北京中關村電腦銷售商栗洋身上找到多少“土味兒”。1991年淮河特大洪災後，這個青年農民捆起一床舊棉被，離開了當地人稱作沿淮“老災窩”的安徽霍邱縣馮井鎮，闖到中關村打工。他做過搬運工、泥瓦匠，最後搞起了電腦處理器CPU的經銷。經過多年“夜裏睡冷地板、白天做小老闆”的磨礪，他擁有了數百萬元家産。
在栗洋的示範下，偏僻的馮井鎮已有1100多個農民到中關村做起行銷生意，撐起了中關村CPU市場的半壁江山。
社會學家、安徽省社科院的王開玉説，30年改革開放，中國農民從業方式由“只能種地”發展到多樣化就業，創業範圍由“出不了村”延伸到五湖四海，生活方式由單調的“鐵板一塊”變成了多姿多彩。這得益於三次規模宏大的農村人口社會流動：
第一次是農民突破産業束縛、離土不離鄉地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是農民突破地域限制、離土又離鄉地進城務工經商。第三次是立足於城鄉之間發展現代農業、發展農村市場經濟。這三次“大突圍”有4億多農民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方式“破繭”而出，成為企業家、鄉村工人、農民工、經紀人等“新型農民”，推動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開啟了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工業化過程，從“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縱橫全球市場的“農民企業家”和億萬“農民藍領”，既發展了經濟也使工業文明在原野紮根發芽
吳仁寶，江蘇江陰市華西村農民。在“以糧為綱”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痛切意識到，單靠搞傳統種植業只能勉強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産，要真正富起來，非發展工業不可。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率領村民搞起了一家小五金廠。他們在工廠四週壘起高高的圍墻，挂上厚厚的窗簾。小五金廠在“隱姓埋名”中搞了10年。
華西村的“地下實踐”雖然讓他們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但畢竟“名不正、言不順”。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小五金廠的窗簾終於拉開了，圍墻推倒了，村級經濟活力迸發。如今的華西村，全村工業年銷售收入突破450億元，令世界刮目相看。
鄉鎮企業的興起，是繼“大包乾”後中國農民首創精神再次煥發出的奪目光彩，也是農民對延續數千年“以地謀生”方式的突圍之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對鄉鎮企業給予高度評價：“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
鄉鎮企業崛起，深刻改變了農村經濟單純依賴農業的格局。它的增加值從1978年的209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6．8萬億元，增長了324倍，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從5．77％增加到28．52％。鄉鎮企業集體資産佔整個農村集體資産的80％，壯大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增強了國力。到去年底，鄉鎮企業支付職工工資達1．37萬億元，農民每人平均收入中的35％來源於此。
家庭承包責任制推行後不久，國外有位觀察家曾預言：“大包乾”使中國農村生産力獲得大解放，等於叫醒了一隻“睡虎”；但即將迎來另一隻“餓虎”－－中國解決不了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難題。令這位外國觀察家想不到的是，中國農民用另一個偉大的創造驅逐了這只“餓虎”。鄉鎮企業的崛起，革命性地開創了農民就地、就近就業的新路子。到2007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超過1．5億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大約三成。
徜徉於安徽無為縣高溝鎮街道，很難再把這裡與傳統鄉村劃上等號。機器轟鳴的全國最大的特種電纜産業集群，已將4萬多農民“裂變”成多個新群體：400多個企業家、4000多個銷售商，近2萬鄉村工人、大量服務業商戶……該鎮領導説，昔日一個身份的“平面農村”正在變成不同階層共同發展的“立體農村”；昔日單一種地的從業方式正在變成五彩斑斕的就業方式。
億萬農民靠鄉鎮企業的哺育，成為“新鄉村工人”“準市民”。在中國農村廣袤原野上，已有的4萬個鄉鎮工業小區、5萬個小城鎮，多數是鄉鎮企業催生出來的。
在河北永年縣杜劉固村，農民杜慶申通過半輩子的摸爬滾打，將他的鋼鐵公司壯大後，先後投資6500多萬元在村裏建起花園式學校、文化中心、健身所、醫院、敬老院等公益設施，輻射周邊數萬人。村民們説：“一個企業把幾萬人帶入了文明的門檻”。散佈田野的鄉鎮企業也像一個個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孵化器”，正在潛移默化地提升農民的素質。
農村問題專家劉奇説，除了諸多的“硬貢獻”外，鄉鎮企業的“軟貢獻”不可小視。一方面，它造就了像吳仁寶、魯冠球這樣的“農民傳奇”，喚醒和活躍了農村的創業氛圍；另一方面它造就了千千萬萬懂技能、有市場意識的“農民藍領”。在這“兩個造就”中，工業文明注入了農村，狹隘封閉的小農觀念和意識正在被打破，科學文化、技術技能和經營管理水準提升，造就了一代新型農民。
面對鄉鎮企業在現階段的新困惑，億萬農民也正用自己智慧破解難題：大搞技術升級克服對資源粗放型消耗；大力推進清潔化生産以治理對環境的污染；進行産權制度改革以增強競爭力，159萬家鄉村集體企業中95％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産權制度改革……
農民工向城市的“突圍”，是一次混合著成功與辛酸、喜悅和淚水的世界上最大規模人口遷移。它給城市化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也以特殊的方式反哺著農村
以輸出“無為保姆”聞名遐邇的安徽無為縣，當地人對“保姆”兩個字的認識經歷了革命性的變化。
姚溝鎮農民王愛華説，以前進城做保姆，自個兒都臉紅。背後也有人指指戳戳。如今我們拿它當一個好職業來看，在北京搶手得很呢。縣裏、鄉里還搞了“保姆禮儀培訓”“烹飪技術培訓”，要把這個“勞務名牌”叫得更響！
如今，整個社會對“農民工”問題的認識在深化。在廣東東莞市，600萬農民工支撐著城市的工業體系，市民們親切地稱農民工為“新莞人”。“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農民工，沒有農民工就沒有東莞的今天”，已成為這座城市的共識。
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認為，容量龐大的“農民工經濟”，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家庭聯産承包制推行後，農村生産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村再也容納不了巨大就業，加上階段性增收難，億萬農民在生存與發展雙重壓力下進城務工，是對城鄉二元分割的一次“大突圍”！
正如鄉鎮企業崛起對應了中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一樣，農民工對應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今天，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流動的“血液”。但他們今天得到的應有尊重，卻經歷了令人感慨的一波三折。
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上世紀80年代後期，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對勞動力提出旺盛需求，農民工進城出現“第一個潮頭”。1992年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一輪增長期，大量跨地區流動就業的農民工春節返鄉形成壯觀的“民工潮”，更令國人印象深刻。
“突圍”總是伴隨著陣痛！正如栗洋的感受一樣：我剛進城時，最受不了的，就是時時要“挨白眼”。生活環境差、權益得不到保障、遭受就業歧視甚至拿不到應得的工資……一系列問題曾深深困擾億萬農民工。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國家為了統籌城鄉發展，解決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對農民外出務工採取了積極引導政策。2003年和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兩次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政府切實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
2006年，《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出臺，對保障廣大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改善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各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陸續出臺，從農村“突圍”而出的農民在城市“腰杆兒”逐漸挺直了，更多的勞動力流進城市。
農民工“突圍”，在城市創造了什麼？王開玉説，農民工衝破二元分割傳統體制，為城市二、三産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立下首功。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在第二産業從業人員中佔58％，在第三産業從業人員中佔52％；在加工製造業從業人員中佔68％，在建築業從業人員中佔80％。農民工不僅成了産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每年數百萬人成為“新市民”。
農民工“突圍”，為農村帶來了什麼？專家估計農民工群體每年帶回農村的現金不低於3000億元，成為發展農業、改善生活的“資金幹渠”。
在無為縣，何幫喜成了響噹噹的名字，他被看成一個嶄新農民工群體的標誌人物。20年前懷揣120元出外謀生的“小木匠”，外出務工掙票子、長見識，如今回鄉創辦了世界上最大的保齡球道板廠。如今，農民工已分化為不同群體：一部分在城鄉間流動，亦工亦農；一部分定居城市，成為新市民；何幫喜代表的返鄉創業“鳳還巢”群體，日漸受到各地的重視和扶持。去年無為縣引進資金中，70％是農民工回鄉投資的。到2007年底，農民工回鄉創業人員累計達到500萬人，累計安排3000萬人就業。
在安徽霍邱、金寨等縣，記者與大量農民工座談。他們説出了“三大渴望”：一是建立城鄉統一、沒有歧視的用工市場。完善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二是降低農民工入城定居的門檻。三是解決農民工在鄉村的“遺留問題”，如加快土地流轉、閒置房産的流轉等。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係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在此之前，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已在成都、重慶等地進入了試驗層面。打破城鄉、地區就業壁壘，建立跨地區、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行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不再是遙遠的夢。
農村市場經濟的澎湃浪潮催生出大批的“新型農民”：雨後春筍般的農民經紀人、在局部地區呈“井噴”的合作組織，他們從傳統的生産方式中“突圍”而出
盛産葡萄的安徽蕭縣，農民賣葡萄多是“提籃小賣”。縣裏引導成立了葡萄協會等300多個農民合作組織，葡萄協會會長吳光明説：“我們有嚴格的章程、嚴密的運作機制，並代表農戶與客戶談判。”
在每人平均GDP接近5000美元、城鄉收入“剪刀差”較小的江蘇省，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出現了“驚人一躍”：近4年中全省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達到8310家，帶動農戶411萬戶，佔全省總戶數的27．5％，4年提升了17個百分點。
曾有專家預言：“21世紀的中國農村，將是合作經濟組織大放異彩的世紀”。這一預言正在化為生動的實踐。農村各類專業合作組織風起雲湧，農民經濟活動的組織化程度快速提高，農村生産力在合作組織中得到提升。
據農業部統計，目前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已超過15萬個。2006年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戶成員3480多萬，約佔全國農戶總數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
劉奇説，合作組織的勃興，是農民順應市場經濟規律，對傳統生産方式的一次突圍。它和鄉鎮企業、農民工經濟一樣，是一次偉大的“集體創造”。
合作組織不光銷售産品，其觸角也伸向土地、資金等要素資源的整合。安徽肥西縣木蘭村成立“土地流轉經營專業合作社”，以農民自願入社為前提，將佔全村耕地一半的偏遠地集中連片，招標租賃，畝租金從幾十元“拍賣”到358元。在外打工的馬飛，靠“留守老人”種“應付田”，土地流轉後年增收入3000多元。土地合作社解決了目前突出的農民工大量外出與種田的矛盾，也為規範土地流轉秩序，為解決土地流轉主體虛置和産權虛置提供了新思路。
被農民稱為“窮人銀行”的資金合作組織在安徽也受農民青睞。以財政扶貧資金“鋪底”、吸納村民自有資金參與，安徽30個縣成立了800多家村民互助資金組織。互助資金實行“民管、民借、民用、民還，週轉使用，滾動發展”機制，效果十分明顯。
“合作，給農民上了生動的市場課。”在“山西釀醋第一村”－－晉中市懷仁村，從2002年由山西四眼井釀造實業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牽頭，成立了懷仁醋業協會，扭轉了過去的品牌雜亂、惡性競爭、造假賣劣亂象，醋業生産從單家獨戶的作坊式生産轉向聯合生産、統一對外。經過幾年努力，實現了食醋産值翻兩番、産量翻一番、銷售價翻一番、戶均收入翻一番的佳績。
在“農村改革第一村”鳳陽縣小崗村，大包乾帶頭人嚴宏昌説，農村遇到許多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難題，現在我們要靠“合作出能力”“合作出智慧”。
劉奇等農村問題專家認為，面對市場風險的不可測性，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帶有必然性。這種組織化，顯著有別於以地域性集聚的村級組織，更區別於改革前僵硬體制下的人民公社。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農民合作組織，建立在自願、民主管理的基礎上，是對農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組，它的驚人能量將進一步地顯露出來。
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高度重視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1984年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農民還可不受地區限制，自願參加或組成不同形式、不同規模的各種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黨的十七大，把“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第一次寫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去年7月1日，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的頒布實施，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與之配套的幾個主要法規也相繼實施。剛結束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發展農村要“創新體制機制”，我國農村改革進入制度創新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