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海峽時報》12月30日文章,原題:澳大利亞的中國難題
過去36年中澳雙邊關係充滿動蕩。然而,兩國關係整體上已經發生巨大改變。今年4月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進行第一次出國正式訪問的時候,目的地既不是華盛頓也不是東京,而是北京。
原因顯而易見。去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夥伴,而日本在過去36年一直佔據這一位置。1998年,中澳雙邊貿易僅100億澳元;到2007年,這一數字增長至580億澳元。
然而,陸克文任總理一年當中,澳大利亞同中國的關係正呈現兩個問題。一是澳大利亞對中國經濟引擎的嚴重依賴導致當前經濟衰退更加惡化,這意味著澳大利亞出口價格和資源部門的投資都將受到嚴重影響。對堪培拉來説,第二個問題是要在所謂的中美澳“三角關係”中找到更多空間。許多年來,這種困境是不存在的。日本是堪培拉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並且和澳大利亞一樣都是美國盟友。現在,中國成為澳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美國戰略競爭對手。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教授懷特説,中國的崛起正在對西方主導構成挑戰,“澳大利亞的利益和美國的天性將我們引向不同方向。這種分歧可能造成美澳最大隔閡”。
我們只需回顧10年就能看出堪培拉立場的變化。1996年臺海危機的時候,堪培拉無條件支援華盛頓在臺灣東部部署兩艘航母。2004年,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唐納訪問中國,他説澳美軍事同盟不會自動適用於臺海問題。美國國務院立即更正了唐納的話,説在美國海軍和空軍防衛臺灣過程中如受中國攻擊,澳大利亞有責任防衛。唐納很快撤回早先言論。
這一插曲讓美國官員質疑澳大利亞在中美關係上的立場。這並不是説,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現在完全以中國為核心。自從去年上臺以來,陸克文被稱為“親華派”。但是,《澳大利亞人報》國際版主編謝裏丹指出,陸克文不是“天生的親華派”。唐納事件時,陸克文曾斥責唐納削弱澳美同盟。
堪培拉的根本外交挑戰是個典型的“22條軍規”。一方面,澳大利亞利用澳美同盟獲得很多地緣政治優勢。另一方面,澳中關係讓澳大利亞和世界最大經濟引擎連在一起。《重塑澳中關係》編輯托馬斯這樣形容中澳關係:澳大利亞發現中國十分重要,有一個清晰的“中國政策”;而中國發現制定“澳大利亞政策”沒必要。
澳大利亞和亞洲很多國家一樣,採用一種防範的對華政策。它和北京接洽,但是同時採取結盟等力量平衡手段遏制中國。現在,陸克文在中美澳“三角”中的最後選擇很微妙———其實是不做任何選擇。如果中美關係發展得很好,這種選擇可能是明智的。否則,澳大利亞要仔細思考一下。 (向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