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工複合體：一頭嗜好“烹制”戰爭的“怪獸”

　　當地時間4月13日，美國國防部與美國八大軍工企業的領導人舉行會議，討論加大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等問題。美國防部已經重新組建了一個團隊，以加快美國政府批准美國國防承包商生産武器的銷售和轉讓速度。美國軍工企業賺翻了。這也讓美國軍工複合體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軍工複合體是指由美國軍方、國防部、軍火製造商、國會議員、國防科研機構、智庫、輿論界等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是一個隱秘的超級利益集團聯盟。多年來，軍工複合體這顆“毒瘤”的影響深入美國社會肌理。為確保軍火生意長盛不衰，美國軍工複合體一直在製造假想敵，為了“點票子”而不惜“遞刀子”，幹著“戰爭販子”的勾當。美國美利堅大學歷史學教授彼得庫茲尼克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對於美國來説是筆大生意。”

　　源起與發展——

　　從漸成規模到逐步失控

　　“軍工複合體”一詞由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首先提出。1961年，艾森豪威爾在離任演説中警告民眾，要警惕軍工複合體這頭“怪獸”。他當時説，“強大的軍事組織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聯姻是美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新現象”，“我們必須防止軍工複合體有意或無意地獲得不應當有的影響力”。

　　有意思的是，最早對軍工複合體提出批評的艾森豪威爾，恰恰也曾是其重要推手。1946年4月27日，艾森豪威爾簽署了一份文件，強調軍事與民用科學家、工程師、行業、大學等相關領域之間，要建立緊密的合約關係，這就需要極大地擴張國家的安全系統，讓科學和工業部門都團結在軍隊周圍。

　　1956年，美國知名政治學家賴特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一書發表，最早從學術角度討論軍工複合體。該書認為，美國是由權力精英作為統治階層所組成的一個偽民主社會。而這個權力精英由美國企業富豪、政治董事和軍界領袖共同組成，共同制定具有全國性效果的決策，是一個控制了集中權力的“小集團”。

　　軍工複合體不是一蹴而就的。

　　“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成長為全球第一工業強國。這驅動其通過發展軍事力量去延展和保護海外利益，為軍工複合體的形成奠定基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騰軍對本報表示，一戰期間，美國軍工産業獲得了較為明顯的發展，洛克希德馬丁、波音等軍工企業都逐漸擁有了規模化和産業化的生産能力。

　　二戰和冷戰為美國軍工複合體爆髮式增長提供了重要契機。張騰軍認為，二戰中後期，美國參戰，給軍工複合體帶來新一輪大發展，也為其在冷戰時期全面崛起鋪就坦途。冷戰時期，軍工複合體通過政府不斷派發訂單的方式迅猛發展。但這種增長並沒有一個有效的保障機制。朝鮮戰爭爆發後，軍工複合體推動美國政府，將這種政府與軍工企業之間的合作模式進一步機制化，進而保持高速發展狀態。

　　西班牙《起義報》網站近日發表《美國及其對戰爭的熱愛》一文指出，對於美國軍工複合體來説，擁有一些製造出來的、可操縱的和令人信以為真的敵人至關重要。

　　“蘇聯作為一個外部威脅消失後，美國軍工複合體一度沉寂。在此背景之下，他們發動宣傳攻勢和遊説力度，尋找新‘敵人’。後來，‘反恐’成為最佳藉口。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陸續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等對外軍事干預行動。冷戰結束至今，為維護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霸權地位，軍工複合體迎來新發展時期。”張騰軍説。

　　“冷戰結束後，美國對外發動的戰爭大都是軍工複合體驅使的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瑋對本報表示，美國佔據地緣上的有利地位和單極時代的有利形勢，試圖盡可能多地佔據戰略優勢，打的旗號是“民主”“人權”等。這些價值觀輸出往往也是軍工複合體資助的研究成果。此外，軍事部門通過資助智庫和媒體力量，將一些有利軍工複合體利益集團的價值觀念大眾化、普及化，形成一種上下互動的格局。軍工複合體將自己的利益訴求偽裝成國家利益，通過國家機器來實施。

　　擴張與好戰——

　　從四處遊説到參與決策

　　美國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一書中指出，戰爭需要有人來準備和“烹制”。美國軍工複合體就是一頭嗜好“烹制”戰爭的“怪獸”。這個龐大利益集團不斷將美國的對外政策往戰爭方向推，通過製造戰爭和衝突、挑動軍備競賽來獲取鉅額利潤。

　　“軍工複合體不是從週邊角度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而是本身就是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的一部分，是美國對外軍事干預行為的催化劑和驅動器。”張騰軍分析，長期以來，軍工複合體向美國國會以及政府部門輸送了大量聽命于自己的人才。這些人變成決策者，讓軍工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順理成章直接進入政府決策；在美國看似開放的政策制定體系中，政商“旋轉門”和媒體合謀，讓軍工複合體擁有巨大的話語權，鼓動政府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或參與到世界各地的衝突中。

　　據美國“公開的秘密”網站揭露，過去20年，為影響國防政策，美國軍工企業僅遊説費用就高達25億美元。美國的政商“旋轉門”更是不斷助推軍工行業發展。2014年至2019年，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在內的1718名國防部高級官員或者採購官員跳槽到軍火商企業。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鵬對本報表示，軍工複合體在美國對外政策中主要扮演四種角色：一是智庫，即在政策和戰略層面，為美國對外政策提供意見建議；二是人才庫，為美國對外政策培養和儲備人才；三是政策執行者，政商“旋轉門”促使美國對外軍事干預行動加速落地；四是綁架者，通過資金支援、人才支援、掌握輿論等方式操縱美國政府的決策方向。

　　曾在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26年，深諳美國軍工複合體種種“套路”的富蘭克林斯平尼指出，美國國防部被資本牽著鼻子走。軍工複合體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巨大影響常被學術界和媒體忽略。軍工複合體首先通過經濟和就業影響關鍵選區，進而左右政客主張，同時通過妖魔化對手和誇大安全威脅來操縱選民情緒。

　　“作為美國統治階層的一部分，軍工複合體綁架了美國的對外政策。”張騰軍表示，美式民主宣揚每個美國人都有一票，但普通選民根本無法與軍工複合體中大財團所付出的競選投入相抗衡。因此，普通民眾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話語權被極大稀釋。

　　“美國的全球干涉主義政策能成為其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這與軍工複合體在冷戰期間超規模擴大有直接關係。”王瑋表示，冷戰時期，美國軍工複合體已形成了一種三位一體的全球戰略投射能力。很多美國參與的軍事集團和條約體系，都有成文的條款或不成文的規定，即所有成員國都必須購買美國的武器裝備。美國依靠構建同盟體系，將自己的武器裝備和戰略構想擴大到全球範圍，形成了一種軍火供給壟斷機制。

　　嗜血與貪婪——

　　從瘋狂斂財到軍費高企

　　“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五角大樓、K街（遊説公司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聚集地）、軍工企業以及整個國會大廈內，都在悄悄地開香檳慶祝！”近日，富蘭克林斯平尼在《國防開支的毒品如何毀了理性的國家大計》一文中寫道，過去30多年來，軍工複合體的整條利益鏈都賺得盆滿缽滿。

　　以阿富汗戰爭為例，美國獨立智庫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2001年10月至2021年8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動力公司、波音公司和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這五大美國軍工巨頭獲取的國會撥款總額就高達2.02萬億美元。

　　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發佈的數據，在2020財年，美國國防部簽署的聯邦合同總額達到4200億美元，高於其他所有聯邦政府部門的總和。在2019財年，這五大巨頭“豪取”了佔總額近1/3的國防部合同。國防部常常將這五大巨頭簡稱為“總”，意指“總承包商”，他們會再把合同分包出去。

　　今年3月14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佈的全球軍售趨勢報告顯示，2017年至2021年5年時間裏，儘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國武器出口卻逆勢增長14%，全球佔比從32%上升到39%。

　　美國軍費也屢創新高。

　　當地時間3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總值高達1.5萬億美元的2022財年聯邦預算案，其中國防開支高達7820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長5.6%。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交了包括國防預算在內的2023財年聯邦政府預算草案。草案顯示，2023財年國防預算總金額為8133億美元，歷史上首次突破8000億美元大關。

　　為在軍事能力上保持與同時期對手的“絕對優勢”，美國在武器裝備研發上幾乎“燒錢”不眨眼。最新軍費預算申請中，採購研發計劃支出高達2760億美元，創五角大樓歷史新高。

　　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亞當史密斯曾嚴厲批評美國國防部過去20年的採購流程，稱之為“一場徹底的災難”。史密斯曾表示，美國一直尋求軍事壓倒性優勢，不可能也不可取。這容易釋放錯誤信號，讓世界陷入新的冷戰。

　　“拱火”與“遞刀”——

　　從傷及民生到危及和平

　　在軍費支出高企的同時，美國社會各類民生問題得到的資金支援則捉襟見肘。

　　去年12月8日，當美國眾議院順利通過 2022財年國防預算後，對比每年約1750億美元“重建美好未來”的民生領域預算，美國伯克利大學教授、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克表示：軍工複合體失控！

　　“對這項國防授權法案的強烈抗議在哪？為什麼立法者和經濟學家沒有大聲抱怨它對通貨膨脹和國債的影響？”羅伯特萊克尖銳質問，“主流媒體的新聞中幾乎沒有關於這一點的報道，更沒有全國性的辯論。”

　　“軍工複合體使美國成為一個窮兵黷武、戰爭不斷的國家。龐大的軍事開支嚴重擠佔社會其他領域的開支，導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直接影響美國民眾的福利。”張騰軍説。

　　美國國會議員科裏布希在社交媒體上説：“在當下的美國，展開氣候行動、普及兒童保健和預防社區暴力等活動，要比向軍工複合體提供近8000億美元以資助死亡與破壞困難得多。”

　　軍工複合體能守護美國自身的安全嗎？“因為發動戰爭樹敵太多，軍工複合體嚴重限制了美國保障自身社會發展和國土安全的能力。”張騰軍分析，為了軍售訂單的合法性，軍工複合體不斷為美國發動戰爭製造藉口，尋找外部“敵人”。它不斷渲染美國面臨各種安全威脅，一直找外部的“替罪羊”，為美國國內問題買單。這不僅導致美國真正的社會問題被掩蓋，也讓國家變得更不安全。

　　“早在一戰前，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提出，美國如果長期維持一個強大的軍事部門，會引發集權化問題。”王瑋認為，軍工複合體靠一種隱秘的桌下交易方式運作，對議會議員、政府官員和媒體的滲透是全面的，為美國發動對外軍事干預“開後門”，在民眾未知的情況下將美國社會帶入危險境地。此外，軍工複合體推動技術決定論的形成。美國認為自己的技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進而形成一種高高在上的文化優越感和自我膨脹的社會心理，助長了民粹主義發展勢頭。

　　半島電視臺評論稱，美國政府實際上是一個來自利益集團的政府，併為這些集團的利益服務，而軍工複合體就位於這些集團首位。

　　軍工複合體嚴重威脅世界和平。王瑋分析，美國為保持軍事上的代際領先優勢，結果會導致全球陷入安全困境，加劇軍備競賽，增加衝突動蕩風險，最終在全球形成一種螺旋上升式的衝突亂局。

　　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去年發佈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在海外80個國家和地區設有750個軍事基地，幾乎是美國駐外使領館和使團數量的3倍，每年運作成本或高達550億美元。自2001年開始，這些海外軍事基地支援美國在至少25個國家發動戰爭或軍事行動。美國對外戰爭史研究學者戴維瓦因認為，海外軍事基地的存在降低了美國進行軍事干預的難度，成為地緣政治緊張的一大源頭。

　　“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沒有世界和平，任何國家都沒有絕對安全。”王瑋認為，要將美國軍工複合體的罪行暴露在陽光下，讓更多國家充分認識到，追隨美國只會陷入安全困境，而非獲得真正的安全。此外，持久的和平需要建立在不同文明相互包容的基礎之上，而非通過軍事手段壓制甚至消滅對方。因此，當面臨差異和爭端時，各國應考慮通過談判等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而非訴諸武力。

　　“國際社會可以嘗試建立一些機制和規則，通過共同決議或者協定的方式，對軍工複合體的利益鏈條加以區分和規範，便於更好地厘定軍事部門、軍工企業等利益主體在對外軍事干預中的責任。”張騰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