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看病存四大難 “以藥補醫”助長醫院趨利性

　　從醫25年，她開處方平均單張不超過80元，最小的一張只有2毛7分錢；她的看、觸、問、聽等微笑服務，治好了無數疑難雜症。她，就是武漢漢口金橋社區醫生王爭艷。2009年9月25日，經過3萬多市民無記名投票，她從兩萬多名醫生中勝出，當選為武漢市“我心目中的好醫生”。王爭艷的事跡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數百家報紙、網站先後報道、轉載，數以萬計的網民跟帖熱議。她被群眾愛稱為“小處方醫生”。

　　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關係千家萬戶幸福。人們對王爭艷的讚揚，不僅是對她精湛醫術和高尚醫德的敬佩，更反映了對進一步解決看病難問題的熱切盼望。

　　● 看病難難在哪？

　　2009年7月，北京市衛生局組織了一次特殊的體驗活動，請19家著名大醫院的院長分別到其他大醫院“當一天患者”，親身感受普通群眾是怎麼看病的。其中一位院長從排隊掛號到離開醫院共用了近7個小時，但真正看病不過20分鐘，排隊等候佔整個就診時間的95.1%。院長“看病”的經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看病難的現實情況。

　　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人民健康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藥衛生事業取得顯著成就。尤其是近年來，覆蓋城鄉的疾病預防控制和應急醫療救治體系基本建成，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持續推進，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步伐明顯加快，藥品生産、流通、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目前，我國每人平均期望壽命已達73歲，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63歲)，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75歲)，孕産婦死亡率、嬰幼兒死亡率等多項居民健康指標也居於發展中國家前列。

　　同時也要看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對生活品質和身心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許多新型健康問題不斷出現，群眾對看病難的反映仍然比較強烈。據2008年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有41.2%的居民對門診服務不滿意，44.2%的居民對住院服務不滿意。看病難，就是人們對看病就醫過程中遇到的種種不滿意之處的概括，仔細分析，主要“難”在以下四個方面：

　　到大醫院看病難。一進大醫院，最直觀的感受是“三長兩短”——掛號、候診、拿藥時間長；醫生問診、檢查時間短。許多患者反映，到大醫院看一次病，很難統計出要排多少次隊，交多少次費。看一次病折騰大半天的時間，可真正用來看病的時間只有十來分鐘。這不僅讓普通患者感到身心疲憊，對於老人、孩子、殘疾人、孕婦等患者來説，更是苦不堪言。

　　挂專家號更難。由於對醫生的具體情況不了解，不少人一生病，無論大病小病，總覺得找個專家看看，心裏更踏實。而大醫院的大專家人數又非常有限，因此造成了專家號一“號”難求的局面。為了挂上一個專家號，有的患者全家總動員、輪流排隊掛號，有的則徹夜排隊，更有患者發動一切資源找關係掛號。再加上由“號源”緊張引發的號販子問題一直沒能徹底解決，使得一些熱門專家號被炒到了數百元甚至上千元。

　　醫藥費用負擔重。2009年，我國醫院門診病人次均醫藥費用為160元，住院病人每人平均醫藥費用5952元。一次住院費相當於城鎮居民年每人平均收入的1/3，是農民年每人平均收入的1.12倍！2008年全國醫院次均門診和住院費用分別為1991年的12.5倍和10.1倍，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6.0%和14.5%，比居民消費品價格指數增長率高10多個百分點。至於經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醫藥費用負擔不僅壓得他們喘不過氣，還連累到整個家庭。那些沒有參加醫保的群眾，更是倍感負擔沉重。

　　而在不同社會群體中，農村居民看病最難。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不僅醫療資源不足、技術薄弱，而且看病就醫極不方便。很多農民為了看病要跋山涉水，走上十幾公里、幾十公里路。一些得了疑難雜症的農民為了確診病情或者尋找希望，要到縣外、省外，甚至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醫院就醫，這不僅增加了就醫難度，更加重了經濟負擔。

　　上面列舉的只是看病難的一些突出表現。應該看到，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我們現在遇到的看病難，已經和改革開放初期有所不同，在醫療資源總量已經迅速增長的情況下，目前的看病難更多地表現為接受高水準的醫療服務難，高科技藥品、稀缺藥品和高精尖設備檢查費用高，許多費用是醫療資源結構不合理、配置效率不高、浪費和不合理使用帶來的。經過努力，這些問題應該也是能夠解決的。

　　● 看病難的原因何在？

　　治病，首先要找到病因，才好對症下藥。解決看病難問題，同樣如此。只有認真分析看病難問題的形成原因，才能“對症下藥”。那麼，看病難的“病根”究竟在哪？

　　政府投入相對不足。儘管近幾年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但總體上仍然不足。我國人口占世界的20%，但衛生總費用僅佔世界總額的3%。2009年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佔24.7%，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水準(平均為75%左右)，也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水準(平均為55%左右)。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醫療衛生費用主要由家庭承擔，醫療費用缺乏分擔機制；這也在客觀上形成了醫院“自勞自吃”的收入結構，形成了藥品、檢查收入與醫生收入掛鉤的機制，對費用的升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醫療資源分佈不均。目前我國總體衛生資源不足，配置還不合理，本應為“金字塔”結構的醫療衛生體系，在我國卻呈現為“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衛生資源在城市，高新技術、優秀衛生人才集中在大城市的大醫院，廣大農村只擁有30%左右的衛生資源。一些大醫院過度發展，而農村和城市社區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不僅設備和條件差，而且普遍缺乏合格的全科醫師，導致群眾患病後往往不信任基層醫療機構，紛紛涌向大城市大醫院。

　　公立醫院趨利化。目前，我國71%的醫院都是公立醫院，承擔的服務量佔全國醫院服務量的80%以上。由於政府長期投入不足，公立醫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藥補醫”的模式，導致醫院和醫務人員忽視基本藥物和適宜技術的應用，傾向於開大處方，爭相使用大型設備，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費用，致使醫療費用大幅攀升，還嚴重損害了患者的健康。我國剖腹産比例遠高於正常水準，抗生素濫用情況十分嚴重，就是這種機制帶來的後果。加之一些醫院就醫流程缺乏人性化設計，少數醫務人員服務態度存在“冷、硬、頂、拖、推”等現象，醫院之間的檢查結果不能共用，惡化了患者的就醫體驗，強化了患者對看病難的感受。

　　醫保保障水準低。截至2009年年底，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已經覆蓋了12億多人口，但仍有1億多人沒有任何形式的基本醫保。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水準仍然偏低，個人自付比例仍佔總費用的一半左右。加上我國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和商業醫療保險起步較晚，覆蓋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因此，很多群眾仍然需要自費就醫，承受著生理、心理和經濟三重壓力。

　　藥品價格虛高。我國藥企數量多、規模小，群眾戲稱“賣藥的比吃藥的還多”。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加之監管不到位，藥品和醫用器材生産流通秩序混亂，部分廠商利欲熏心，採用違規手段虛報成本、肆意加價等現象嚴重。再加上醫院主動控制藥物成本的動力不足，許多藥企採取紅包回扣等不正當的競爭手段進入醫院。近年來國家雖然連續20多次降低藥價，但許多企業採取換名、換包裝、換成分比例、重新審批等辦法避開國家的降價約束，群眾仍然感到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

　　此外，由於醫藥科技水準的不斷提高，各種新藥、新技術不斷出現，加上人口老齡化、疾病模式的轉變等因素的影響，衛生服務成本增長很快；部分群眾缺乏對基本醫療和健康知識的了解，不管大病小病都直奔大醫院，部分患者甚至主動要求醫生提供大檢查、多開貴重藥品，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看病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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