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會火炬手徐博東
台灣網8月10日北京消息 著名臺灣問題專家徐博東教授今年64歲，但當高擎火炬奔跑在艷陽之下，有力地揮舞手臂之時，精神矍鑠得竟讓人絲毫感覺不到他已年過花甲。
不久前，這位大陸臺灣問題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卸掉了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職位，8月6日，他扮演起了一個新角色——北京奧運會的火炬手。
就在火炬接力的前一天，他還參與了一場官方組織的內部諮詢研討會議。對兩岸關係局勢與發展進行觀察與思考是他的工作內容之一。徐博東思維異常活躍敏捷。“大戰略討論我參與，出妙招小主意也積極。”這也讓官方機構曾説：徐博東是為我們出主意最多的學者。
北京奧運會火炬手——這份殊榮，或許可視作對這位倔強學者一路走來取得成就的最好表彰。
“不走尋常路”
徐博東有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傲骨，和一種“不走尋常路”的倔強。從年輕時候在中學教書，他的教學風格就獨樹一幟。從不照本宣科是宗旨。為了教好歷史課，他曾經輾轉北大、人大、北師大等重點院校聽不同風格的歷史課程，以求博採眾長。“我不聰明，但願意動腦子，更看重以勤補拙。做什麼都要力爭做到一流。”
徐博東教近代史，曾經帶著學生走訪清東陵、頤和園，甚至住到了承德避暑山莊裏。“天濛濛亮的時候，我和學生們爬到山上，看著文津閣前湖面上升騰的霧氣，給他們講近代歷史的風雲消長。”他講火燒圓明園，竟然把學生們講得淚流滿面。多少年後，還有當了老師的學生回來朝徐博東索要教案講稿。
在講甲午戰爭講臺灣時，徐博東還特別把從臺灣帶回的果脯、水果掛曆、台幣硬幣拿出來跟學生分享。以至於有視察學校的上級領導以為徐博東縱容學生上課吃零食。
“講中國近代史，一定要把感情融入，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那樣屈辱和辛酸的經歷，而今，我們早已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在體育競技上可以和美國一爭高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也越來越穩固。”
民進黨研究的拓荒者
這種“不走尋常路”的態度，在後來也如出一轍地投射在了徐博東的臺灣問題研究工作上。
徐博東與臺灣研究的淵源或許要追溯到他出生之時。母親生他的時候，接生的正是大名鼎鼎的臺灣抗日英雄丘逢甲的孫女，而另一個接生的人是另一位臺灣抗日領袖蔣渭水的乾女兒。與丘家的特殊淵源和深厚交情也使他後來因研究丘逢甲而一鳴驚人成為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並帶有或多或少的宿命色彩。
雖然是在80年代以研究丘逢甲踏入臺灣問題研究領域，但徐博東真正在兩岸打開知名度卻是始於對臺灣民進黨的深入研究。“那個時候學界的研究熱潮都集中在國民黨，沒有多少人看得起民進黨，根本想不到他們會拿到政權。”
臺灣大學教授王曉波就曾撰文寫道：不知道是徐博東獨具慧眼還是因為熱門的國民黨研究搶不過別人，竟然選擇了坐研究民進黨的“冷板凳”。
徐博東認為：由於當時國民黨研究是熱門，“從資料獲取到人脈都無法與官方研究機構匹敵”，“不想跟著別人後面做研究”的想法讓他選擇以研究民進黨為切入口。“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民進黨的發展勢頭，社會基礎以及當時民眾對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壓力反感都預示改朝換代的氣息。”
1987年，徐博東應臺灣王曉波教授主持的“臺灣史研究會”之邀準備赴臺研討。40多歲的他以“平均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經常坐麻在椅子上”的精神在短短一週內完成了兩篇一兩萬字的論文。雖最終由於局勢與環境未能成行，但“人未到文先到”，徐博東的文稿成為了1949年以來大陸學者首次在島內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一下子引起了轟動。
治學歲月篳路藍縷
與官方研究機構相比，作為民間研究學者的徐博東面對的困難可想而知。那個時候資訊收集遠不如現在方便，連看臺灣報紙的機會都很難，關於民進黨的參考資料更少之又少。徐博東用老舊的收音機堅持每天收聽臺灣中廣新聞網的廣播作為第一時間了解島內時局的渠道。
徐博東每次赴臺交流訪問，都想方設法與民進黨人士接觸，從“中央”到基層、從城市到農村，從不放過任何掌握資訊的機會，他的一些臺灣朋友甚至被他煩得“不堪其擾”，但仍被他“這種治學態度和求知精神所感動。”
在這種條件下，徐博東以一己之力在北京聯合大學創辦臺灣研究室，而最終升級為臺灣研究院。堪稱白手起家，篳路藍縷。由於經費困難，他甚至掏不出路費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好幾次都是作報告的文章已經寄給了主辦方，人卻無法到達，“文到人不到”的窘迫經歷不一而足。
家裏的傳真機、列印機、錄音電話、收音機，都是他為了做研究自掏腰包。一台收音機就曾經花費掉一個半月的薪水。 “臺研所最初的10個人，後來出國的出國、考研的考研，還有乾脆不幹的”，可見條件之艱苦。徐博東回憶起那段歲月，也不禁感慨：“能一路堅持下來，需要一些精神。”
2000年以後成立了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所，徐博東成為了聯大的一塊招牌。但“墻裏開花墻外香”，北京聯合大學的校長甚至連他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為此還親自登門。當校長問起徐博東的困難，徐教授抱出了個票據盒子，裏面是幾萬元的發票，辛酸苦辣，不言自明。
光榮交棒 兩岸關係研究上繼續奔跑
民進黨上臺後，研究民進黨亦成為熱門，研究者趨之若鶩。北京聯合大學臺研所的名聲也越來越大，終於在2005年升級為研究院。臺研院成立之時，臺灣島內知名學者，名流悉數到場，燦然可觀。一位涉臺官方機構的官員就曾説：徐博東作臺灣研究，從“路邊攤”，做到“大排擋”，最後竟做成了“大飯店”。但其中甘苦，卻難以盡表。
多年來研究民進黨積累下的人脈，讓徐博東成為了民進黨一些人士與大陸方面交流的一個便捷渠道。就在不久之前，他還為民進黨籍的邱太三等人的奧運會之行幫忙出力，讓他們有機會如期赴京。
而永遠以獨樹一幟為追求的徐博東近年來研究領域也逐漸轉向兩岸關係、島內政黨政治和中美與臺灣地區多邊關係。作為“入世”的學者，他更始終積極地為中央對臺決策部門建言獻策，為兩岸關係謀劃藍圖，提出的建議很多都被中央重視和採納。對政策和局勢的精準把握和精闢分析也使他成為了媒體們最願意“關照”的學者。國臺辦前新聞發言人張銘清就曾表示：徐博東是臺灣問題的“民間發言人”。
近年來，搭建良好平臺培養接班人，是徐博東作為院長的主要工作。如今，北京聯合大學臺研院擁有二十幾人學者隊伍，年輕一代也漸漸與大陸官方和島內締結了深厚的人脈關係。 “早已過了困難的時候，告別了單打獨鬥。如今團隊的承接課題能力，是當初一個人打拼無法相提並論的。”
“臺灣問題研究需要積累，沒有五到十年的磨練就不能稱為合格的學者。除了勤奮，還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強烈的政治敏感度，並且對臺灣的大陸政策、大陸對臺政策熟悉和國際關係相當熟悉，還要擁有歷史的眼光來把握宏觀大局。因此研究起來，也是如履薄冰”。
今年，徐博東從一手創辦，奮戰十多年的聯大臺研院（所）光榮交棒，以研究國民黨擅長的社科院臺灣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劉紅接掌帥印。有臺媒戲稱：北京聯大臺研院“政黨輪替”。徐博東認為：退休後管理的擔子卸下輕鬆不少，可有更多時間留給自己全心埋頭研究。當然，當過火炬手的他會安排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去鍛鍊，保持著矍鑠的精神，繼續為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研究不停地奔跑。（李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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