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金衝及

　　2021年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大會併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指出：“110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由此拉開了序幕。”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週年，也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從辛亥革命拉開中國社會變革的序幕到中國共産黨誕生，相隔只有九年多，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中國革命的形勢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變化。

　　怎樣看待和理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這段有著重要意義而不容忽視的歷史？

　　親身經歷過這場歷史演變的毛澤東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講得很清楚。他説，“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説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材料説明共産黨的前身。”“不説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於共産黨的成立和以後的歷史，也就不能説得清楚。”

　　這是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考察有關中國共産黨歷史而作出的重要判斷。

　　辛亥革命為什麼會發生

　　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作了哪些“準備”，為什麼把它稱為中國共産黨成立的“前身”？

　　討論辛亥革命為什麼會發生，首先需要剖析當時國內國際的情形。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開始遭受西方列強的恣意破壞，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道路，國家的命運不再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裏，而是任人擺布。創造過燦爛古代文明的中華民族遭人賤視，甚至被呼為“劣等民族”。這不能不使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感受到極大的痛苦。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革命先驅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團體興中會，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並在興中會章程中第一次響亮地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面對的民族危機急遽惡化。當年還在四川家鄉求學的吳玉章回憶道：“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錕）曾經痛苦不止。”“我對當時國家危亡的大勢是了解的，我正在為祖國的前途而憂心如焚。甲午戰爭的失敗，更激發了我的救國熱忱，我需要找尋一條救亡圖存的道路。”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士兵在武昌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開啟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鬥的壯闊歷程。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浮雕（東）《武昌起義》。　新華社記者 李欣/攝

　　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爭奪並劃分勢力範圍，外國報刊公開議論如何對中國進行“瓜分”。當歷史剛剛進入20世紀，西方列強組成的八國聯軍武裝佔領了中國首都北京。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強國聯合起來，向一個落後國家發起軍事進攻，這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他們在北京實行分區管制，任意屠殺劫掠，為所欲為，中國人家家戶戶還要懸挂他們的旗幟。這是多麼大的災難和恥辱，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中國人的心。

　　90年後的1990年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還説道：“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可見這件事對中國人刺激之深。

　　當時統治著中國的清王朝是一個專制的、賣國的、極端腐敗的、扼殺中國的生機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權。八國聯軍侵華和《辛醜條約》簽訂後，它更是一味媚外，對列強俯首聽命。獨攬大權的慈禧太后甚至説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那樣的話來。再也不可能指望依靠它來外抗強敵、實現自強了。

　　辛亥革命時期的著名烈士陳天華，懷著熾熱的激情，在他流傳很廣的名作《猛回頭》中寫道：“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説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洋人的朝廷”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被陳天華一語喊破，在愛國人民中間立刻激起巨大反響，形成一種新的覺悟。

　　就在同一年，剛從日本歸國的18歲留學生鄒容，寫出了他的著作《革命軍》。一打開這本書，劈頭就可以讀到鄒容熱情洋溢的讚頌：“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遊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吁地，破顙裂喉，以鳴于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他以充滿青年人激情而又明白曉暢的語言，闡述他的主張和理由。魯迅回憶道：“倘説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革命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要千百萬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作出巨大的犧牲來拼命，更不是哪個人或者少數人的鼓吹就發生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中華民族已經面對一個極其嚴峻的局勢：只有進行一場革命，改變舊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才能避免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清王朝反動統治長期鬱積的焦灼和憤怒的大爆發。離開這個根本點，對中國當年的事實，對辛亥革命為什麼發生，便不能正確地了解。

　　回顧一百多年前，為了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命運，這些先人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奮不顧身地起來頑強奮鬥，把中國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不能不使後人肅然起敬。今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鐫刻著辛亥革命時期的英雄形象，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

　　辛亥革命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不能簡單地絕對地説它的一個方面，而忽略它的另一方面。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所説：“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後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如果只看到它的一個方面而看不到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先來談談它的勝利的方面、成功的方面，值得我們隆重紀念的方面。曾經親身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林伯渠，在紀念辛亥革命30週年時寫道：“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同時中華民國的誕生也沒有帶給他們真正的民主。”

　　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槍聲一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這是一個鮮明而中肯的評論。

　　具體地説，它的成果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把原有的反動統治秩序打亂了。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統治秩序保持穩定的重心所在。幾千年來都是如此，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秩序就亂了套。袁世凱的洪憲皇帝夢，不過百日便破滅流産。張勳扶溥儀復辟，倒得更快。從北洋軍閥到南京政府，像是走馬燈似地一個接著一個登場，都始終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這自然便於人民革命鬥爭的興起和發展。

　　第二，辛亥革命把歷來被奉若神明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翻，建立起共和政體。中國這種政體建立後，制定了一部具有資産階級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部法律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儘管“民國”只是一塊招牌，國家主權並不真正“屬於國民全體”，但有這塊招牌和沒有這塊招牌還是有區別的，人們開始認為自己應該是國家的主人了。只要比較一下，甲午戰敗後的“公車上書”只是一百多個舉人要通過都察院把他們變法維新的意見轉呈皇上，還沒有被遞上去；而巴黎和會時為了山東問題發生了席捲全國的群眾性五四愛國運動。相隔僅僅二十幾年就有這樣巨大的變化，也許可以説：沒有辛亥革命，不大可能在這時出現如此規模的群眾運動。也曾參加中國同盟會的董必武寫道：“民主運動已自辛亥革命開闢途徑，不管途中有何阻礙，它必要達到目的，才會停止。”

　　武昌起義勝利後，各省紛紛響應，宣佈獨立。圖為革命軍佔領武昌城後，軍政府挂起象徵十八省團結一致的十八星軍旗（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第三，辛亥革命也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以前被稱作“奉天承運”的“天子”。人們從小就被灌輸“天地君親師”的觀念，仿佛它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打倒皇帝，一般人是想也不敢想的。如今，連皇帝都可以打倒，那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合理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能夠打倒呢？親身參加辛亥革命的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寫了一篇《偶像破壞論》，説：“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這種破除迷信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對不久後的五四運動以至中國共産黨的誕生都起著摧陷廓清的作用。

　　前人的業績，是後人不容遺忘的。

　　全國的革命形勢發展得極為迅猛。這是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必然産物。武昌起義槍聲一響，革命烽火迅速傳遍全國，統治中國200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轟然倒塌，新生的共和國在一片歡呼聲中誕生。

　　可是，透過表面上一派熱烈景象，不難看到在它背後存在著嚴重危機。革命剛剛取得第一步的勝利，革命營壘內部立刻出現一派分崩離析的混亂景象。以富有反動政治經驗的袁世凱為代表的舊社會勢力，在形式上做了一點化裝打扮後，以逼迫清皇帝退位為交換條件，建立起北洋軍閥的統治，控制住局面，然後反撲過來，使革命黨人遭受慘重的失敗。

　　親身經歷過這段令人痛心歲月的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回憶道：“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産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為什麼辛亥革命不能鞏固它的勝利反而陷於失敗？從當時的先進分子方面來看，存在著三個根本的弱點：

　　一是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對中國的社會情況和各種社會力量沒有正確的了解和分析，也沒有明確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張。很多人把革命的目標幾乎全集中在反對清王室上，認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因此，當清王室一宣佈退位，民國的招牌挂了起來，許多人便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不需要再從事什麼革命工作而陷於四分五裂或相互傾軋爭鬥。甚至認為只要袁世凱能逼迫清王室退位，就可以讓他來當民國總統。等到袁世凱站穩了腳跟，控制住局面，立刻翻過臉來，對原革命黨人進行鎮壓，革命便失敗了。

　　二是缺乏深厚的群眾基礎。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期間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發動群眾的工作，主要是在青年知識分子、會黨、新軍、華僑中做了一定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他們中的不少人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博得廣泛的同情。因而，在武昌首義之後，革命得到各省響應，取得重大成功。但是，他們沒有依靠併發動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群眾，首先是工人和農民同他們相脫離了。這樣，革命黨人便缺乏深厚的群眾基礎，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面前顯得軟弱無力，當反動勢力站穩了腳跟，反撲過來，他們沒有力量抵抗，從而走向妥協或失敗。

　　三是缺乏核心領導力量。當時革命黨人成員複雜、組織鬆散，沒有形成一個由有著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約束而組成的堅強核心力量，來帶領人們前進，遇事難以始終同心協力，甚至互相爭鬥，更談不上有正確有力的戰略指導和統一行動，甚至不斷發生自身內部的糾紛和爭奪。當時就有“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説法。在具有較豐富反動政治經驗的舊社會勢力有計劃地集中力量進攻下，便四分五裂，很快歸於失敗。

　　結果，令人驚心動魄的革命高潮只是一時的，革命中産生的政權又落到反動勢力手裏，人民依然生活在他們的統治下，革命並沒有成功。

　　失敗令人悲痛，但失敗的教訓也可以鼓舞人前進。林伯渠在紀念辛亥革命30週年時還寫道：“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的從痛苦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産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裏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董必武也説：“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使得中國人民有可能進一步找到徹底解放的正確道路。”

　　林伯渠、董必武兩位都曾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會員、親身經歷這一段歷史的共産黨人，他們的這些肺腑之言是值得後人深思的。

　　迎來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人類歷史從總體來説是不斷向前發展進步的，而且會不斷賦予它以新的內容。這種變化並不是直線式的，在中間會有遲緩以至曲折，但這種總趨勢是改變不了的，當條件具備時甚至會令人吃驚地加速表現出來。

　　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産黨誕生相隔不滿十年，為什麼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驚天動地的變化？同樣需要剖析這段時間裏國際國內的情形，否則也不能明白它的緣由。

　　先説國際範圍的變化。在這不到十年的時間內，世界舞臺上發生了兩件震動全球的大事：一件是爆發了以往從來沒有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原來被視為西方文明中心的西歐，無論英國、法國、德國，留下的都是遍地瘡痍。直接死於戰爭的軍人達900萬人，平民因各種原因死亡的更是不計其數。戰爭期間，大量的房屋、鐵路、橋梁、工廠被摧毀，西方許多人津津樂道的“天賦人權”在哪？原來被描繪得像人間天堂的西方社會頓時失去了很多人心目中原有的光彩，不再把它看作嚮往的美好榜樣。另一件更重要的是戰爭後期在俄羅斯爆發了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往遭人輕視的工農兵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活生生的事實，它在中國的先進分子面前展現了一種全新的現實的榜樣。

　　整個國際形勢發生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當然極為重要，但它仍是外因。國際範圍內的變化，是放在世界各國或各處面前共同的事物，但它在各國或各處引起的反應卻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這是因為它們的內部狀況各有不同。中國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根本上考察，還是中國社會內部情況自身發展變化的結果。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智慧、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曾經創造出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社會作出過重大貢獻，但在近代卻大大落後了。先進的中國人從來不甘心這種悲慘的處境，前仆後繼地探求民族復興的道路。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雖然失敗了，但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它給人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帶來的巨大影響沒有消除。事實上，辛亥革命之後，在這場革命中接受洗禮的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繼續探尋著救國救民道路。但新的路子在哪？人們一時並沒有立刻找到答案，陷於巨大的失落和苦悶中。

　　中國的現狀得不到改善，國家的處境反而一天天壞下去。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巴黎和會把德國在山東強佔的權利強行轉交給日本，國內許多舊社會勢力沉渣泛起。中國上空又滿布著黑暗的陰雲。這一切，迫使許多愛國者不能不嚴肅地重新思考國家社會的許多根本問題，尋求新的未來。

　　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運動，是從對辛亥革命缺陷的反思開始的，它在中國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它最初追求的目標是“個性解放”，這還沒有跳出西方思想界的舊窠，以後就逐步發展到對社會改造的探索。的確，如果舊有的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變，對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廣大勞動人民就沒有什麼“個性解放”可言。這在中國思想界是一個根本性的飛躍。

　　五四愛國運動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愛國群眾運動。吳玉章在《回憶“五四”前後我的思想轉變》中對這次運動寫道，“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捩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席捲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衝激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在人民群眾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這不僅是吳玉章一個人的思想經歷，也是當時中國許多先進分子的共同思想經歷。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之際，中國共産黨歷史展覽館于2021年6月18日正式開館。圖為展覽館仲介紹辛亥革命的展陳。　中國共産黨歷史展覽館供圖

　　因此，説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這是鐵的事實。

　　毛澤東同志把中國共産黨的誕生稱為“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了這個判斷。我的理解，“開天闢地”至少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它由此開闢了一個以往從未有過的新天地；第二，既稱為開闢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時性的變化，而是具有總體性、根本性和長期性意義的大變化。

　　只有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才在中國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有著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能夠發動並依靠最廣大民眾（特別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下層工農群眾）齊心奮鬥、並且形成由民眾中有著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為核心所組成的政治力量。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來領導，要在中國這樣幅員廣闊、情況複雜的國家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把這裡説到的三個條件同前面所説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三個重大缺陷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中國共産黨正是在吸取辛亥革命失敗教訓並加以克服和改變的基礎上跨出全新步伐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辛亥革命110年來的歷史啟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力量就是中國共産黨。”

　　中國共産黨內年長的老一輩黨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朱德等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同盟會會員；對創立中國共産黨作出巨大貢獻的陳獨秀在辛亥革命時是重要革命團體岳王會的領導人，並擔任獨立後的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年輕些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很大影響，毛澤東在湖南起義後投身起義新軍，當了四個月的列兵。他們都是從辛亥革命中打開眼界，提高了對救國和民主的認識，以後又看到辛亥革命的嚴重弱點，繼續向前探索前進，成為共産黨人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者的。

　　路總是一步一步走的，這就是歷史。後人總是以前人已經達到的位置作為出發點，再向前繼續前進，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歷史功績不容遺忘，因為沒有昨天，就不會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