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戰略對話在即，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東西問)高層戰略對話在即，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中新社北京3月17日電 題：高層戰略對話在即，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作者 袁鵬

　　應美方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將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高層戰略對話在即，應如何認識拜登團隊的中國觀？雙方應如何用好當下窗口期？雙邊關係將往何處去？

　　如何認識拜登團隊的世界觀中國觀？

　　拜登執政為中美開展對話合作提供了機遇。但這一機遇只是相對於上屆美國政府對華極限施壓、對中美關係造成嚴重破壞而言的。美國內不少政策精英和智庫人士已認識到，美國社會並未從上屆政府對待中國的粗魯手段和做法中受益。

　　目前看，拜登團隊的世界觀相對比較理性。比如沙利文認為，不應太悲觀看待當前國際秩序，只要世界仍需要秩序，秩序就不會輕易垮掉，他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要打爛當前秩序另搞一套，美方高官這一認識是可貴的。沙利文認為，雖然美國今後可能很難主導世界，但世界還需要美國的領導。主導一般指一切自己説了算，而領導則更多意味著牽頭協調，這表明美方對自身實力地位的認識比過去趨於理性。沙利文還認為，今後國際秩序可能不會是二戰後以簽訂條約為表現方式的固定秩序，更可能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包括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亞投行”等等，只要這些體系服務於世界秩序的運轉，它們都是有價值的。

　　美方高官對世界大勢的認識，與中方的世界觀有一定契合之處，這為中美之間開展對話溝通創造了一定條件。

　　總體而言，拜登團隊的中國觀與上屆美國政府不盡一致。在如何應對中國挑戰方面，拜登團隊正思考不同的方略，概括而言就是布林肯所説“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須對抗時對抗”，這代表了拜登團隊對華基本共識。

　　拜登團隊在承認中美關係存在競爭性的同時，認識到競爭不等於必然發生衝突，美中有合作空間。坎貝爾曾在奧巴馬團隊任職，在旁觀過去4年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之後，進入拜登團隊擔任印太事務高級主管，他提出中美要學會“競爭性共存”、展開無害競爭等觀點，為中美在宏觀和戰略層面開展對話提供了一些契機。

　　在上述認識基礎上，美方有意願緩解目前雙邊關係緊張氣氛。拜登團隊的優先事項是國內事務，迫切需要應對疫情、發展經濟、重塑團結，不再公開稱呼“中國病毒”，不公開把中國稱為“敵人”，推動中美元首通話，這些細節表明，中美關係面臨窗口期，面臨重回正軌的機遇。

　　但同時要看到，這個窗口期不會太長，窗口也不怎麼寬。在中國是美國頭號競爭對手和主要戰略挑戰這一基本判斷上，美國兩黨、朝野沒有區別。這一認知構成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底色和底盤。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之處主要在於策略和手法，比如更依靠盟友、更倚重規則、更重民主人權、更強調固本強基、更善於協調行動，在涉臺、涉港、涉疆等問題上態度同樣強硬，有些方面甚至猶有過之。近期，拜登承諾5月1日前美國所有成年人接種疫苗，通過1.9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完成對歐日盟友的首輪合縱連橫，實現了美日印澳四方對話。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次對話在這一背景下展開，足見拜登是按照“章法”在應對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説，拜登政府專業團隊不好應對。

　　中美如何能走出安全困境？

　　無論從政治、經濟、安全還是意識形態維度看，中美關係都是一對非常複雜的雙邊關係。按照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新興大國崛起會造成對現存大國的挑戰，現存大國一定會遏制新興大國，雙方都對彼此有一種恐慌感，這是大國的安全困境。

　　隨著中國崛起，大國興衰的故事歷史性地輪轉到了中美兩國，雙方開始陷入某種安全困境。較之歷史上的大國興衰，中美之間多了幾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制之爭以及東西方文明衝突的色彩，使得中美關係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大國興衰都更深刻複雜全面，所産生的影響也更深遠。

　　中美處理好彼此的安全問題，對於堅持和推進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有重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2月11日第二十六次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專門談到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這是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有別於西方主要國家安全道路的鮮明特徵，也是中國崛起有別於歷史上的大國、有別於一些西方國家崛起的鮮明特徵。中國始終把自身安全和國際共同安全放在一起思考，不搞本國第一，不忽視別國的安全。

　　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絕非是中國在喊口號。全球已進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時代，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只要一個國家未徹底根除疫情，其他國家就不能鬆懈。一國安全只有與國際共同安全放在一起思考才會有出路，這符合中方所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如果不深刻理解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總體國家安全觀等中國特色的外交理論、安全思想，美國就無法看懂中國，也就無法走出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而這需要美國戰略界人士摒棄冷戰思維、擁有開放包容胸襟，對此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人類生活在全球化、網路化、多極化時代。中美應該也完全可以走出安全困境，跳出大國權力轉移的“歷史週期率”，走一條共同發展、和平相處的新路。

　　什麼是中美關係的理想框架？

　　多年來，美國在對華戰略溝通過程中傾向於不願多談雙邊關係大框架，總傾向於直接解決具體問題。但過去幾年的實踐表明，如果雙方過於拘泥具體問題，不談框架和格局，關係發展反而容易陷入困境。拜登團隊執政後，中美應努力為構建長期和平穩定的雙邊關係框架找到破局辦法。

　　圍繞未來應如何構建雙邊關係框架，中美兩國已出現很多討論。有人用“戰略競爭”，有人用“競爭與合作”，但大體都圍繞競爭二字做文章。但無論競爭還是競合，無非是對兩國關係狀態的描述，不是對關係框架的設定；戰略競爭更不足以概括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迄今為止，基辛格博士的“共同演進”論最具積極意義和建設性，坎貝爾提“競爭性共存”也不失為一種可供探討的思路。但這些提法仍未超越習近平主席2013年同奧巴馬總統會晤時提出的“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14個字。

　　中美在新時期探討建立關係框架，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框架在當前階段有新的內涵和意義。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框架比上述框架更理性、更前瞻、更符合現實。

　　此前美方對其中“相互尊重”一詞不以為然，理解過於狹隘。其實相互尊重不完全針對一件件具體的事，而是強調以相互尊重的態度和精神去處理雙邊關係。在經歷了過去8年的競爭與合作後，美方對“相互尊重”應該有了更多認識，拜登也開始主動談要相互尊重了。而所謂“不衝突不對抗”，則與美方提出的“競爭性共存”有共通之處。這説明，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在經過了一段時期的起伏之後，在當前階段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新型大國關係”總體立意是積極的，且具有某種塑造意義。中美目前要做的，是為這一框架構建填充實實在在的內容，比如實現中美雙方話語的對接、找到更多利益契合點等，而不是過度聚焦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進攻性現實主義”“百年馬拉松”等陳詞濫調或經不起推敲的所謂理論。

　　比如，中美雙方應加強危機管理，深化和細化各類機制的建設，就各自最關切的戰略性問題進行直接溝通，以減少誤判增信釋疑；妥善處理中美關係中的“第三方因素”等。

　　為推動框架建立，中美之間需開展高層次的戰略對話。此次安克雷奇對話聚焦戰略安全，料將涉及宏觀性、深層次戰略性問題，這有利於雙方從戰略層面確認彼此意圖，為雙邊關係框架構建提供契機。

　　中美應做哪些戰略性思考？

　　為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軌，中美有必要就未來關係做戰略層面的重新定位和思考。當務之急是處理好“三條線”。

　　一要設定底線。人和人之間交往有底線，國與國之間更應如此。美國上屆政府給中美關係帶來很多無底線的“毒性”傷害，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雙方應嘗試一起“消毒”。比如，美方對兩國人文交流設障、對公司甚至個人施加惡性制裁等粗魯做法，應及時叫停止損。

　　二要明確紅線。尤其是臺灣問題。近年來臺灣問題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有從中美關係最核心、最敏感問題演變成一般性、非敏感性問題的趨向。過去4年美方從立法、軍售、高層互訪等各方面突破了中美過去幾十年達成的戰略默契或共識，再往前走將極其危險。中美雙方要重新把臺灣問題放在戰略高度重新確認，美方必須從言和行兩方面將一個中國原則落到實處，否則中美關係無法往前推進。

　　三要劃出界線。雙方應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重新劃出“互不干涉內政”的界線，比如在涉港、涉疆等問題上，美方言行應有分寸感，政策應恪守一定界線，不可隨意“越界”。

　　除以上三“線”，中美還應尋求“三個點”。

　　一是出發點。中美關係必須立足國內，拜登提出“中産階級外交”，習近平主席提出“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表明雙方必須以服務本國人民、服務彼此內政作為推進關係的出發點。美國要了解中國的“雙迴圈”和“十四五”，中國要把握美國國內政治社會的新變化。

　　二是著力點。著力點應在雙邊關係之外，即國際層面，中美作為兩個大國，需要在更大的天地尋找共同利益空間，比如聯合抗疫、應對氣變、共建國際秩序等。中美交往的歷史經驗證明，當兩國真正把全球性事務擺在重要位置時，往往能找到更多合作機會，也有助於把雙邊分歧降在更可控範圍。反之，如撇開全球性問題不談，只盯著雙邊分歧矛盾，問題就會被放大。

　　三是衝突點。必須確保那些最容易引起衝突的問題可控，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中國主動塑造中美關係的空間在哪？

　　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空間，歸根到底不是取決於靜態的“結構分析”，而是操之於兩國決策者和兩國人民的手中，既取決於美國對華戰略的演變，更取決於中國對美戰略的主動塑造。

　　長期以來，人們似乎習慣認為中國在決定中美關係發展方向上的作用有限、處於被動地位，理由是美國是超級大國，中國作為新興力量處於被動位置。這一結論忽視了靜態力量與動態力量之間、力量與戰略之間的辯證關係。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野看，中國復興才是百年變局最深刻的動因和主要變數，中國一舉一動帶來的國際影響，有時比自身想像的大。

　　要看到，中國事實上具備一定的塑造中美關係的能力。中國推進更深層次改革和更高水準開放，讓自身發展與人類前途命運融通，這本身就是在塑造中美關係；在全球重大問題上，中國保持定力不搞本國優先，讓各國看到中國是世界穩定和平的力量，這也是在塑造中美關係。此外，中國所擁有的必要的反制能力，也是對中美關係的一種塑造。

　　主動塑造中美關係還意味著，中國應與美方共同探索重要領域合作以及分歧管控機制建設。

　　比如圍繞經貿關係，即使出現核心科技領域“部分脫鉤”的局面，雙方仍要在各自國內經濟轉型和經貿關係升級換代背景下，繼續將經貿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尤其是對美方而言，要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基礎上，把握中國“雙迴圈”和推進更高水準開放的機會，重構面向更高層次、邁向更高水準的新型中美經貿關係，而不是走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回頭路。

　　再如圍繞軍事安全，要排除發生軍事衝突的“引信”。可借鑒中國與東盟共同推進南海行為準則談判的經驗，在中美兩軍既有合作機制基礎上，就南海等問題達成中美之間的行為準則，規範兩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交往方式。

　　又如圍繞人文交流，要探討符合實際的深層次民間互動往來，讓議會之間、黨派之間、州省之間、人民和人民之間開展深入交流，使人文交流的涓涓細流匯成大海。

　　中美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肩負特殊重要責任。未來30年，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雙方仍將長期處於戰略相持狀態，即中國無法完全擺脫美國的打壓，而美國也拿中國沒有什麼辦法，中國必然會在中美戰略相持背景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中國而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以取代美國為前提，而以中國人民更美好的生活為追求。中美在戰略相持中找到共存之道，不僅有利於兩國，也有利於世界。(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