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評論｜著眼治貧任務轉換 著力相對貧困治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致力於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扶貧脫貧。截至2020年12月，“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決策部署，脫貧攻堅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歷史性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的壯舉。然而，絕對貧困的消除並非意味著貧困治理的結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和高標準的小康是兩碼事”；“相對貧困、相對落後、相對差距將長期存在”；“全部脫貧，並不是説就沒有貧睏了，就可以一勞永逸了，而是指脫貧攻堅的歷史階段完成了。相對貧困問題永遠存在，我們幫扶困難群眾的任務永無止境”。

　　理解相對貧困的存在，就需要對貧困問題進行“掃描”。貧困問題既是貫穿于馬克思經典著作的一個重要線索，也是馬克思終身致力於人類解放事業的一個重要動因。馬克思早在《萊茵報》時期就從法律層面為貧困群眾被剝削的普遍狀況疾呼，而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轉机向對貧困問題的制度性分析，之後在《資本論》中建立起較為成熟的貧困理論。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貧困的批判，從社會形態的整體性角度剖析了貧困的生成與積累。他認為，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以物為依賴的私有製造成無産階級的勞動異化，從而導致了兩種貧困形態，一是勞動者失去生活資料的絕對貧困，二是勞動者收入受資本生産調節的相對貧困。

　　脫貧攻堅通過制度性優勢消除了絕對貧困，意味著治貧任務也隨之轉變，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成為我國貧困治理的主要任務。比較這兩種貧困治理的特點，相對貧困治理所涉更為寬泛。首先，相對貧困的治理對象呈現出多元性，主要包括結構性低收入人口、潛在貧困人口、能力貧困人口，以及偶發性返貧致貧人口。其次，相對貧困的治理標準呈現出參照性。與絕對貧困相對穩定的標準不同，相對貧困超越了物質條件的客觀性，表現為群體之間的“相互對照”。再次，相對貧困的治理要素呈現出複雜性，主要包含經濟性要素、技術性要素、週期性要素和結構性要素。最後，相對貧困的治理任務呈現出多重性。一是防止返貧和産生新的貧困，二是城鄉扶貧統籌兼顧，三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解決多維貧困問題。為此，探索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應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健全扶貧工作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建立了包含責任體系、工作體系、政策體系、投入體系、幫扶體系、社會動員體系、監督體系和考核評估體系的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隨著治貧任務的轉換，進一步完善扶貧制度體系是相對貧困治理的重要保障。由於構建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的本質是解決生産要素流動、財富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因此我們應當建立和完善多維立體的扶貧制度體系。一是從頂層設計層面將相對貧困治理與國家發展的宏觀戰略規劃相結合；二是從政策安排層面將相對貧困治理與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結合；三是從具體機制層面將相對貧困治理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結合。

　　第二，構建相對貧困識別機制。在“後扶貧時代”，較易直接衡量的絕對貧困轉變為較難發現辨別的相對貧困，以鄉村為主的區域性連片貧困轉變為涵蓋城鄉的分散式個體貧困，識別對象變得更為隱秘與多變。從貧困人口來看，相對貧困群體主要包括四類：一是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收入還比較低的低收入人口；二是脫離絕對貧困後依然在貧困邊緣徘徊的潛在貧困人口；三是自身能力欠缺或自主性和能動性有待提高的能力貧困人口；四是自然災害、待業失業、意外事故等突發狀況導致的返貧致貧人口。構建相對貧困識別機制，可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制定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相對貧困標準。這個標準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國家戰略規劃統籌協調下，考慮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規律、不同區域的差異性特徵、城鄉之間的功能性區別、不同群體的異質性需求進行適時調整。二是科學有效地識別相對貧困人口。確定相對貧困標準閾值後，可採用“雙數據”（小數據+大數據）進行篩選甄別。通過個體資訊主動上傳以及大數據流調分析的雙向模式，運用現代化資訊手段對相對貧困人口進行識別。三是實現相對貧困人口的動態監測與幫扶。在甄別出相對貧困人口後，利用網際網路新技術建立實時調整、動態更新的資訊數據庫，及時做好相對貧困人口的動態監測和幫扶工作。

　　第三，打造幫扶保障的多維格局。對相對貧困人口的幫扶涉及多個方面，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參考世界銀行提出的綜合性減貧“三支柱”戰略，即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保障。除此之外，我國可以從四個方面進一步發揮制度優勢。一是進一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藩籬，促進要素市場雙向流動，完善城鄉融合互補發展，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進一步改善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激發農業生産活力，打造規模化、集約化、高效化農業生産模式。三是進一步擴展經營方式，在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利用科技創新帶動家庭經營模式創新，加大對個體經濟的政策保護。四是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優化“大扶貧”格局，通過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協同發力推進相對貧困治理。

　　總之，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既著眼于當下，又著手于未來，努力提升我們黨治貧扶貧的工作能力，不斷取得貧困治理的新成果、新勝利。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經濟日報社）

　　作者簡介

　　姓名：袁偉 季正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