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

　　“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帶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劉國新（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對於抗美援朝戰爭，軍事科學院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總結出如下特點：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場反侵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新中國與美國互為主要對手的一場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的全面較量；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對比懸殊、極不對稱的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我方是正義的一方，且以弱勝強取得最終勝利。70年過去了，我們仍能從中獲取寶貴啟示。

　　全民族應戰的大無畏精神彌足珍貴

　　當今的世界，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期，前進路上仍然充滿風險考驗，甚至還有驚濤駭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迎接挑戰，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抗美援朝那種全民族應戰的大無畏精神狀態，無疑顯示出其珍貴的歷史價值。

　　① 在空軍某試驗訓練基地組織的“紅劍”演習中，殲-10C戰機滑出。新華社發

　　這種全民族應戰的大無畏精神狀態可以概括為三句話：承受壓力，應對挑戰；藐視困難，勇往直前；團結一心，敢於勝利。總之，就是有那麼一股不怕壓、不信邪的勁兒。這是抗美援朝留給我們的最大精神遺産。

　　眾所週知，朝鮮戰爭爆發時的中國，無論國力還是軍力，都無法同美國相比。雙方實力懸殊程度不是以幾倍來計算的，主要工業産品相差幾十倍甚至上百倍。1950年美國鋼産量8772萬噸，中國是61萬噸，美國是中國的近144倍；1950年美國工農業總産值為2800億美元；中國是100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28倍。美國有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先進的軍事裝備，中國不要説飛機、坦克，就連汽車也製造不了。武器裝備敵我優劣更加明顯，美軍是世界上所有軍隊現代化水準最高的，當時美軍地面部隊已實現全面機械化摩托化。僅以可比的火炮一項來看，我軍裝備也大大弱于敵方。美軍一個師除裝備坦克外，有各種火炮959門，其中70毫米以上火炮330門，志願軍一個軍才有各種火炮522門，其中70毫米以上火炮190門。

　　② 中部戰區空軍某旅官兵展開捕殲戰鬥演練。李明攝/光明圖片

　　從國際政治環境看，中國是一個剛剛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對峙，西方世界反共色彩甚濃，對中國持敵視態度的國家不在少數。在國際場合，幾乎沒有中國的發言權。在這種情況下，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國家利益面臨挑戰的時候能不能應對，敢不敢出手，確實是一個極其嚴峻的考驗。70年前的中國，面對這樣的歷史考卷，敢於對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説“不”，交出了令人驕傲和滿意的答案。毛澤東在1953年9月總結抗美援朝勝利時説的一句話是對這個答案最好的詮釋：“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前方，志願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生理極限，與敵人殊死搏鬥，浴血奮戰。與此同時，後方，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成立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加強統一領導。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的熱潮。如當時的浙江省共有2000萬人口，要求報名參軍的農民就有100多萬。各行各業節衣縮食，把踴躍捐獻飛機列入愛國公約之內。把“多打一粒糧食”“多生産一支棉紗”“多造一個零件”與支援抗美援朝掛鉤，使境外戰爭和國內建設兩個輪子同時運轉。

　　和平從來不是一廂情願的，更不能靠任何人的恩賜。面對侵略者的威脅和挑釁，退縮、忍讓只能助長其囂張氣焰，使其更加肆無忌憚。在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抗美援朝告訴我們，用勝利昭示我們的決心和力量，才能挫敗侵略者，贏得真正的和平。

　　從大戰略高度籌劃國家安全與發展

　　抗美援朝的出兵決策“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它難在一是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決一雌雄，需要何等的膽略與氣魄；二是一旦和美國交手，戰火引到中國境內怎麼辦？三是還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去説服中央決策層中意見不一致的其他成員。其實這三條歸根結底是一個問題，即對於這場“不期而遇的戰爭”，中國選擇什麼樣的安全戰略。

　　③ 陸軍第71集團軍某旅“王傑班”進行遠端機動行軍訓練。新華社發

　　當時，一些人對出兵朝鮮顧慮最多的就是國家的經濟實力以及所面臨的困難，戰爭打起來後，國內各項工作已經敲定的盤子該怎樣調整等問題，決策出兵最大的顧慮、決心最難下的也在於此。這當然也是一種安全考慮。出兵與不出兵不同之處在於，從什麼樣的高度研判國家的安全與發展。毛澤東一開始就沒有僅從中國一國的角度看問題，他的判斷是：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佔去了，朝鮮的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侵略者將更為猖獗，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于整個東方是不利的，對各方都是不利的。這就是世界大勢的眼光。有人可能會説，那不過是中國在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罷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不假，但又不僅僅是國際主義義務。毛澤東透過眼前的雲霧，想得更深，看得更遠，他想著國內的局勢，更關注國際的格局。他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來，也説明我們是局內人，不出去，連入局的可能性都沒有。所以他做出的判斷是：中國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楊尚昆後來對此做過這樣一段評價：“主席決定志願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

　　④ 抗美援朝時期，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工兵戰士們搶修被敵機炸毀的渡橋（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當然，大安全戰略並不只是一兩句話，它有一系列次一級和更次一級的具體戰略策略藉以支撐。比如，參戰以後，如何避免美國公開同中國宣戰？毛澤東主張六個字：“要能解決問題”，也就是説，要在朝鮮境內有效地大量地殲滅美國軍隊，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解決朝鮮問題。為此，一定避免兩軍形成僵局，那樣的話，不但朝鮮戰局不穩，美國很可能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則中國業已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於破壞，還會引起資産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對我們不滿。而要大量殲滅美軍，中國就要以四倍于敵人的兵力和兩倍于敵人的炮火先機消滅敵有生力量。又比如，志願軍參戰在最初一段時間內“只做不説”，以掌握工作上的主動權。即使有外國通訊社報道中國人民志願軍，國內也不報道。還比如，戰爭進入到雙方邊打邊談，互有攻守的階段，毛澤東提出，“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表現出一種從容淡定，隨時奉陪的大家氣度。

　　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涉及國際關係中的危機處理問題。抗美援朝戰爭確立了一種衝突反應模式以及貫穿其中的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那就是：第一，中國對事件的把握有一個底線，把底線明明白白地告訴對方，不得越線，如果越線，是不行的。正所謂勿謂言之不預也；第二，中國説話算話，既不虛張聲勢，也不食言，更不信邪，不怕壓，不管困難有多大，説到做到。這就是新中國走向世界時留給人們的鮮明印象。

　　從全方位考量現代化局部戰爭

　　説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判斷的根據是志願軍從鴨綠江邊把美軍及“聯合國軍”一直趕到三七線，最後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收復了朝鮮首都平壤，恢復了朝鮮全部領土，挽救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東北邊境不再有安全威脅。從志願軍出兵參戰到停戰協定簽字，十足地説明瞭“以戰止戰”的道理。

　　“以戰止戰”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控制戰爭規模，避免戰爭擴大化，把戰爭局限在半島內，使朝鮮戰爭始終是一場局部戰爭。要做到這一點，靠消極防禦是得不來的，而是靠在戰爭中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使敵人在戰場上喪失主動權，加深敵人內部的矛盾與混亂，才有可能避免戰爭擴大化，縮短戰爭時間。抗美援朝戰爭啟示我們，打局部戰爭必須以決絕的態度在戰場上制勝，這是避免戰爭擴大化和長期性的唯一因素。因為，只有獲勝才能駕馭戰爭，才能掌握戰場主動權，控制形勢，想打多大打多大，想打多久打多久。

　　抗美援朝戰爭既是一場局部戰爭，又是一場國際性局部戰爭。戰場在朝鮮，但參戰國數量之多僅次於兩次世界大戰，以美國為主由16個國家和地區的軍隊組成“聯合國軍”干涉朝鮮內戰。戰場的局部性和參戰國的國際性，是這場戰爭區別於以往世界戰爭史上其他戰爭的重要特點，這一特點規定了這場戰爭的錯綜複雜性，不僅有軍事較量，還有經濟的、政治的、外交的較量，呈全方位較量的態勢。

　　經濟上就是看戰爭雙方誰能撐到最後。為此，制定一個準確可行的財經方針是支援戰爭的關鍵。中共中央研判戰爭發生在朝鮮，是“鄰境戰爭”，以此為基點，確定了經濟工作方針是“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經濟建設第三”。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用的是“國防第一”，而不是“戰爭第一”，表明國家沒有轉入戰時體制，國家的基本面沒有打亂。國家財力、物力首先保證戰爭的勝利，但經濟工作也被放在適當的位置和給以適當的處置。二者都要用，只不過抗美援朝早用、多用、先用、急用，經濟建設遲用、少用、後用、緩用。是有主有次，不是有所偏頗，更不是顧此失彼。抗美援朝戰爭沒有拖垮中國，相反經濟建設還有適度發展。原定的社會變革如期完成，“一五”計劃不僅在編制，而且在實施，開始了工業化進程。“鄰境戰爭”也有利於依靠國家政權調動全國力量保證戰爭的勝利和以國家名義爭取外援。戰爭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處置得當，對於把控局部戰爭，是一條很重要的歷史經驗。

　　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中國從反侵略的立場出發，堅持戰爭的正義性，始終以孤立和打擊美國這個主要敵人為目標。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把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侵佔中國領土臺灣，對中國主權直接侵犯，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中國是被侵略的一方，被迫出兵師出有名。美國出兵朝鮮，中國明確告知美國不得越過三八線，這是中國的底線。美國對此置之不理，越過中國的底線，中國人説話算話，美國必須承擔中國出兵的後果，中國佔據了道德制高點。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反侵略的正義之戰就源於此。第三次戰役志願軍打過三八線，也是算政治賬，即我們怎麼做不能由美國説了算，不是你説不能過就不能過的事，同時又是對美國越過三八線的還擊。至於停戰談判中的唇槍舌戰和輿論宣傳上的交鋒，都是局部戰爭外延上的較量。談判桌上，有的時候該出手時就出手，敢於針鋒相對；有的時候把握大勢，保持戰略定力，“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談判桌外，鞏固和發展與新中國建交國家的關係，並積極爭取未同中國建交以及未參加“聯合國軍”行動的西方國家的同情與支援，集中打擊和孤立主要敵人。

　　毛澤東説：“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裏，新中國學會了怎樣打贏一場現代化的局部戰爭，還學會了怎樣在國際舞臺上展示自己的形象。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2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