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貧困”凸顯美國結構性人權困境

　　陶短房 旅加學者

　　9月下旬，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加劇的美國經濟危機，給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美國人家庭所造成的打擊最大。

　　該報告顯示，自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國開始大規模流行以來，多達46%的低收入美國人支付帳單出現困難，51%的低收入美國人難以儲蓄。與之相比，高收入美國人中出現“難以儲蓄問題”者，佔比僅21%。

　　該報告還顯示，自3月以來，不得不依賴“食物銀行”（一個為需要者提供免費食物幫助的福利機構）填飽肚皮的非洲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佔比分別高達33%和30%，而同期需要這樣做的美國白人，佔比僅11%。與此同時，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出現“帳單難以支付”困難的可能性，也是美國白人的兩倍。

　　值得注意的是，皮尤的數據並非孤證：今年9月初，美國哈佛大學公佈了一項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家庭年收入低於3萬美元的美國人中，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出現財務困難的比例高達71%，而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出現同樣情況的佔比則只有區區20%。報告數據顯示，疫情期間發生財政危機的家庭佔比，拉丁裔和非洲裔分別高達72%和60%，白人則只有36%。

　　美國雖然是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但正如兩家美國本土研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和結論，其國記憶體在因貧富、族裔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生存品質洼地”。這種“洼地”在平時尚不凸顯，一旦遭遇如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緊急突發事件，就會導致一系列問題、矛盾，甚至危機。今年在新冠疫情應對措施導致人群聚集困難的大背景下，美國各地街頭抗爭、騷亂事件仍層出不窮。其原因雖然複雜多樣，但“疫情貧困”無疑是重要成因之一。

　　生存權當然遠非人權概念的全部，但絕對是最基本的人權要素，有了生存權的充分保障，才能談及發展權，談及各項“充分自由”及其他。這個淺顯的道理，越是曾飽受生存權苦難，或經常遭遇生存權挑戰的民族、族裔、階層，對此就越有體會。

　　正因如此，擁有193個正式成員、其中2/3以上為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國，才會年復一年在不同場合強調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重要性，其職能機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才會在理事會成員和絕大多數聯合國會員的意願下，年復一年地將生存權當作首要人權問題加以重視、討論。

　　對於此，美國和另一些西方國家不願去理解、去探究，而是一味以自己的人權標準強加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所有成員國。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本已十分滑稽，而美國在這種霸道、蠻橫、單邊主義做法一再遭遇抵制後，于2018年6月19日退出人權理事會，且在 “退群”後一再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內部事務橫加指責。最近的一次就在10月13日第75屆聯大，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多個美國“不喜歡”國家入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公開表示“遺憾和不滿”。

　　且不説蓬佩奧等這種“遺憾和不滿”本身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多少“共鳴”，單就上述兩份研究報告而言，美國眼下同樣面臨結構性的“疫情貧困”，和因社會階層、族裔等問題所形成的“生存品質洼地”，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在這些美國本土機構所提供的數據面前，某些美國政客是否應該先反省、檢討和嘗試改善一下本土的“結構性人權問題”，再來“指教”別人？

　　當然，生存權是“地球村大家庭”中“每家每戶”各自的頭等大事。不僅美國，每個國家此時此刻，也都面臨著同樣的“疫情貧困”問題，有各自的“門前雪”要先掃。每個國家不論大小、貧富，都該先努力把自己的這些問題解決好。以中國為例，自疫情大流行以來，不但未放緩、相反加快和加大了扶貧攻堅的步伐和力度，與此同時，在嚴控疫情前提下積極復産復工，恢復産能和社會活力。10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中，將對中國2020年GDP增速預期，從5月份的1.0%上調至1.9%，並維持其對中國2021年經濟增速8.2%的預測值，預言中國將是2020年唯一能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經濟和就業的恢復，無疑是生存權改善的堅實基礎。

　　與之相比，疫情大流行以來累計確診數、累計死亡數高居世界第一，“二次疫情”來勢洶洶的美國，至今仍無法在“控制疫情”和“確保增長”中找到平衡。儘管一再“注水”，IMF同期預測仍顯示，其2020年GDP將出現4.3%的負增長。在前述兩份研究報告所顯示的社會分配不均背景下，這意味著更深層、更持久的“結構性人權問題”，意味著千百萬底層、少數族裔美國人，將不得不面對越來越難以填平的“疫情貧困”和“生存品質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