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後大學生用志願服務刷新成長時速

　　19歲的武漢伢黃新元一到晚上就容易思前想後，無論是陷入青春期的感情“漩渦”，還是困擾于這次突襲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後悔自己沒學醫，否則就可以去離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志願者。一邊是被醫院公告上25歲的年齡限制“拒之門外”，一邊是父母覺得“這孩子瘋了”，他不想再坐以待斃了。

　　這是00後出生以來真正面對的第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因為對於17年前的非典，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憶。而這次，他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成為了這場全民戰“疫”的親歷者。

　　身處疫區

　　武漢伢黃新元“全副武裝”送藥。黃新元供圖

　　和父母各退一步後達成“只要不去醫院幹啥都行”的約定，1月25日，黃新元買了一大包口罩，和老吳一起在街頭免費發放。

　　黃新元是湖北第二師範學院的大一學生，老吳是他高中的藝考老師，得知還能買到口罩和藥品，兩人一拍即合，送完口罩又開始送藥。才一個晚上，他們在微博上收到的求助資訊就超過500條。沒做好規劃，沒安排行程，只有兩個人。一個“跑腿”志願團隊就這樣組建起來了。

　　黃新元住在勞動街，家附近的五六家藥店，成了他之後20天定時定點的去處。可有時候，這五六家藥店都不頂用，他要來回騎上近十公里，去三眼橋那邊藥品更便宜、更齊全的藥店買藥。

　　莫西沙星、奧司他韋、連花清瘟是他最常買的藥品，加上其他的藥品，他幾乎每天都要買上七八十盒，全都挂在自行車把手上。騎行的時候會“礙事”，他只能雙腿呈“八字”姿勢，“詭異又滑稽”。趕上不認路的時候，他一手把著車把，一手還要拿著手機，不看地圖生怕自己走錯路耽誤了時間。

　　武漢的路網被江河湖泊不規則分割，就算是本地人，黃新元也是個“路癡”。不過，才三五天，他就把常去的江岸區、江漢區和硚口區跑熟了。

　　每天這麼一圈，黃新元要花20塊錢左右的共用單車車費。跑得多了，他能感覺出哪條街道疫情更嚴峻，也能安排好按哪條路線走的效率更高。最忙的一天，他給10戶人送了藥，騎行了將近50公里，最遠到了東西湖，是開車都要花上小半個小時的單程距離。那天晚上他到家已經11點多了，父母睡了，晚飯也沒了著落。黃新元累得沒什麼知覺，但餓得記憶猶新，那一整天他只吃了一個三明治。

　　冬天的武漢風很大，因為不方便用手機聯絡人，黃新元沒戴手套，裸露在外一整天的手抹了護手霜都沒什麼用。他所有能用的裝備就只有口罩，以及他用來消毒耳洞的半瓶剩餘酒精。直到開學前最後幾天，他才用上好心人捐贈的防護服和護目鏡。

　　他不是不怕死，“畢竟才19歲，還是想活著嘛。”但他就是奔著疑似和已確診的病人去的。“萬一真被感染了，有心理準備。”他每天都吃連花清瘟膠囊，還向在醫院工作的同學媽媽請教了防護措施。

　　面對面不到兩米的距離，“怕也沒有用，不能改變什麼，與其躲起來，不如做點有用的事情。”黃新元第一次感到害怕，是晚上8點多去定點隔離酒店給病人送藥。街道空無一人，幾乎拉到馬路牙子的隔離帶，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森嚴的架勢讓這個一直不怎麼害怕的19歲男孩突然有了恐懼感。“走出酒店還能聽到心在怦怦跳。”

　　黃新元總共給這個病人送過3次藥，但一次都沒見過面。倒是在微信上，兩人聊了好一陣子。從“沒有醫生，連吃什麼藥都不知道”的無助，到“不用等到用新過檢的藥，我已經出院了”的信心，黃新元經常鼓勵她，也見證了她的轉變。

　　在網上受到質疑，總被人評價早熟的黃新元也像個孩子似的有脾氣。但他後來想明白了，“不是武漢人，不在武漢城，體會不到我們這種感情，沒必要在意。”他的微信上，新增的100多個好友就是他的“志願證明”。“得到一次認可比100次質疑都有意義。”他用魯迅先生的話鞭策自己，“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一線頂崗

　　面對新冠病毒的高速傳播，江南大學的大一學生潘子翯是真的害怕了。疫情來得突然又毫無章法，打斷了她這個寒假原有的所有計劃。朋友圈被疫情地圖刷了屏，滿是觸目驚心的紅色和橙色。作為軍醫的父母已經上了“戰場”，她卻焦慮得找不到存在感。

　　彼時，潘子翯父母所在的醫院已收治確診患者，但全院上下僅有15個N95口罩。負責籌集物資的母親沒日沒夜地蹲點、打電話、跑工廠，一家人連吃飯時間都湊不到一起。愁緒不僅寫在母親的臉上，也痛在潘子翯心裏。身不在武漢，心有餘而力不足，她問自己，能做點什麼？

　　得知醫院缺人，潘子翯主動提出去做志願者。起初，她很猶豫，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還可能“幫倒忙”。父母感到驚喜，一句話便讓她定了心：“你們這一代是社會的後備力量，總有一天輪到你們衝上一線。現在不去鍛鍊，以後需要你的時候該怎麼辦？”

　　當天下午，潘子翯就和父母一起去了醫院，她的工作是在機動車入口測量體溫。頭髮全部包進帽子，護目鏡壓在口罩上，“沒有透氣的空間就對了”。冷空氣中，她能感受到自己呼出的水汽溫熱潮濕，霧氣凝結在鏡片上，一片模糊。她只知道有車來了，裏面坐了幾個人，看不清。

　　潘子翯從未有過這樣的體驗，壓抑感從家裏延續到崗位上。每個人都小心翼翼，能少説一句就少説一句，她被問到最多的是“多少度？高不高？”疫情之下，那種怕死的焦慮和不放過一根頭髮絲的警惕，壓得她更加喘不過氣來。

　　第一天“上崗”，她就遇到了高燒39度9的嬰兒。搖下車窗，孩子的父母才剛拿出口罩。副駕駛上的母親頭髮一看就沒梳整，駕駛位上的父親也穿戴淩亂，衣服扣子沒係好，領口大敞著，眉宇間滿是不耐煩。他聽不進潘子翯勸他戴好口罩，只是一個勁“嚷嚷”孩子生病了。

　　“我一下就想到我爸了。”潘子翯一點也不怪那位父親，反而特別能理解這位父親的“不耐煩”。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那個平時溫和、樂觀、淡然，只有對女兒的事才上心到焦頭爛額的爸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這種特殊時期誰會來醫院？”那天之後，潘子翯更加理解天下父母的苦心了。

　　那天，她出乎父母意料地站了4個多小時，沒喝水、沒玩手機、沒上洗手間，不再是父母心中的那個“嬌氣小公主”。其實她也不止一次質疑過自己，真的可以頂起國家的未來嗎？

　　現在她有了信心，也一點都不怕了。在她的同齡人中，有人徒步“逆行”向疫區守護人民，有人穿上防護服和病毒作戰，還有人和自己一樣，主動申請成為志願者，在不同的角落髮光發熱。

　　守護小家

　　劉鵬程在守卡值守。劉鵬程供圖

　　“孩子，不能因為危險就打‘退堂鼓’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希望你能夠知道並做到，當國家需要你的時候、當職業需要你的時候，你可以勇敢地站出來，説我可以。”這是昆明市延安醫院支援武漢應對新冠肺炎的醫生王輝送給女兒的一句話。

　　李潛就是被這句話打動的。他是南京審計大學法學專業的大一學生，在杭州參與余杭綠碼的填報和檢查志願工作。

　　余杭區是杭州市確診人數最多的區。李潛的母親收到上崗執勤通知，要從下午4點工作到淩晨12點。特殊時期，説不擔心安危是不可能的。但李潛最擔心的，是母親有夜盲症。為了照顧母親，守護小家，他決定自己“上場”。

　　余杭區通過“掃碼檢查+體溫測量+上報資訊”的模式，按“紅、綠、黃、灰”四種顏色分類，簡單快速識別市民的身份資訊。每個卡口有2到3名相關人員負責檢查，一人測體溫，一人掃碼檢查。李潛就是負責卡口檢查的志願者。

　　和李潛一樣，武漢交通職業學院的劉鵬程也是一位卡口志願者。但不同的是，他身處疫情高風險區——湖北黃石陽新縣三溪鎮。村委會第一次徵集疫情防控志願者的時候，他就站了出來。那件“青年志願者”的紅馬甲直到現在也沒脫下。

　　卡口值守、入戶摸排、防疫宣傳......上崗的第一天，劉鵬程就遇上了運送液化氣罐的鄂A牌照的大卡車，看上去像個硬漢的他還是本能地慌了一下。朝八晚九，他每天堅守在入村卡點10個多小時，換了崗也不讓自己閒下來，又主動入戶宣傳，挨家挨戶摸底排查、運送物資。

　　這個“風裏雨裏路口等你”的20歲少年，有時候“冷酷”得不留情面。

　　“就出去前面100米買菜。”“不行，村裏統一採購。”溝通勸導是劉鵬程工作中最大的難點。守卡處附近的村莊，大多數村民以種菜、賣菜維持生計。設卡之後，村民們出不去，要強行“衝卡”。

　　“我是個武漢的大學生，我也很想去武漢，但既然我們都只能留在這裡，那就為家鄉做點貢獻吧。”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劉鵬程終於把村民“勸退”了。

　　但更多時候，這個硬漢少年心很軟。

　　下著雨的三溪河畔格外冷。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冒雨騎了半個多小時電動車，想去鎮上的醫院處理傷口。被柴刀砍傷的腳只是用醫用繃帶纏了幾圈，隨意打了個結，還濺上了一路的雨水和泥點。他從那個離鎮上最遠的村子裏來。

　　眼看著醫院就在前面，老人卻因沒有相關證明要打道回府，劉鵬程不忍心，破了規矩，“放”老人去了醫院。“不這麼做，心裏過不去。”

　　一個月以來，他見證了兩批人從對面的隔離酒店進去又出來。就在幾天前，最後一批村民隔離結束，平安無事地回了家。而劉鵬程還繼續守在路口，等待真正“清零”的那一天。

　　線上支援

　　清華大學陳春宇將疫情資訊以可視化方式呈現。陳春宇供圖

　　1月31日，一篇《可能會説謊的地圖——重新審視全國疫情的地理格局》的文章，在公眾號上發出僅幾個小時，閱讀量就超過了10萬。

　　這篇文章來自“nCoV疫情地圖”項目組，一支自發形成的志願者團隊，由清華大學大二學生陳春宇發起。他們建立起即時更新的疫情數據庫，開源提供給全球各大高校及研究團隊，將疫情資訊以時空大數據可視化的方式呈現。

　　“一開始，我和所有人一樣緊張與迷茫，反覆刷新手機，查看新冠肺炎相關新聞。恐懼源於未知，無論是省級疫情地圖，還是一條條零散的通報，都無法描繪出這場疫情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細節。所以我希望可以做一個擁有更多細節的疫情地圖。”

　　利用專業優勢，陳春宇從1月20日就開始收集整理疫情的詳細數據。但隨著疫情擴散越來越嚴重，需要收集的數據也越來越多，陳春宇熬夜“爆肝”仍力量有限。他隨即開始了志願團隊的招募和組建。通過校友渠道，資訊擴散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高校圈，又基於此，得到了更多青年志願者的關注。

　　外聯宣發組的李東林也是一名00後，他是山東大學的大二學生。他加入這個志願項目的初衷很簡單，“行勝於言，與其每天在社交網路上評論吐槽帶節奏，不如做一些有用實際的事情。”

　　包括陳春宇和李東林在內的團隊成員互不相識，專業背景也各不相同。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面對疫情，“我們主動自發集結起來，盡我們所能，希望讓這個世界更溫暖一點。我們的距離本很遠，我們的距離也很近。”這是陳春宇寫在第一天的話。

　　現在，網上開學了，潘子翯也轉為線上志願者了。她通過江南大學青年志願者協會，線上幫助初三的學生輔導數理化。“我覺得還不夠，恨不得多讓他們給我分配幾個孩子，就想多幫幫忙。”

　　這是潘子翯第一次正式地參與志願服務，但她已經收不住做志願的心了。她還報名了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志願者，“不管什麼崗位，只要讓我上，幹啥都行。”

　　她仔細研究了冬奧會志願者的招募要求，要學好外語，再多參與一些志願服務活動。她覺得自己目前做的還遠遠不夠。畢竟這個女孩，只有1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