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黨建促脫貧的寧夏實踐

　　【脫貧攻堅系列調研①】

　　開展“三大三強”行動，實施“兩個帶頭人”工程

　　抓黨建促脫貧的寧夏實踐

　　光明日報調研組

　　開欄的話

　　堅決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邁向高品質發展必須跨越的關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扶貧開發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動員和凝聚全黨全社會力量，加快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步伐。年終歲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度吹響脫貧攻堅衝鋒號，脫貧攻堅已到了決戰決勝、全面收官的關鍵階段。為此，《光明調查》聯合地方記者站，推出脫貧攻堅系列報道，聚焦一線的生動實踐，全面展現各地的“脫貧經”。

　　今天首期關注寧夏回族自治區，10月中下旬，光明日報調研組前往寧夏固原、吳忠、中衛等市，深入各縣區、各鄉鎮進行調研，認真總結了其以抓黨建促脫貧，在農村深入開展“三大三強”促脫貧富民行動，全面實施“兩個帶頭人”的做法和經驗。

　　地處西北地區的寧夏，富庶與貧窮並存，既有“塞上江南”之美譽，也有“苦瘠甲天下”的困頓。寧夏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居住條件惡劣、基礎設施薄弱、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自實施“三大三強”行動和“兩個帶頭人”工程以來，寧夏聚焦精準減貧帶貧，在實踐中探索出龍頭企業引領型、專業組織帶動型、致富能人幫帶型、技術指導服務型、託管分紅互助型、勞務創收帶領型六種帶動模式，通過“黨組織+公司+農戶”“黨組織+合作組織+農戶”等措施，群眾以土地入股、勞力入股、資金入股等形式，與農村致富帶頭人“抱團取暖”，利益分紅、風險共擔，以産業發展促進穩定脫貧的局面逐步打開，為脫貧攻堅注入了新活力、新動力。

　　自2014年以來，寧夏累計銷號貧困村993個，建檔立卡貧困戶從20.99萬戶減少到3.5萬戶，貧困人口從80.2萬人減少至12.1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下降到3%，貧困地區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年底的6227元增長到2018年年底的9299元。

　　吳忠市紅寺堡區太陽山鎮通過“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大力發展黃花菜産業。資料圖片

　　1.強化基礎保障，破解“三缺”難題

　　“以前，我們最愁組織黨員群眾學習，不足40平方米的小屋內，最多能容納30多人，缺桌少凳，缺煤少電，夏天熱、冬天冷，有時群眾來得多了，只能站著。現在好了，來百十人我們也不愁，桌椅齊全，有空調、有暖氣，夏天涼、冬天暖。”10月23日，在一百多平方米裝飾一新的黨員活動室裏，固原市原州區官廳鎮薛莊村村支書余建忠高興地介紹道。

　　面對村級黨組織缺人、缺錢、缺場地“三缺”問題，寧夏著力補齊基層黨建短板，夯實執政根基，使基層黨組織有人管事、有錢辦事、有場所議事、有制度理事，真正成為脫貧攻堅的戰鬥堡壘。

　　“三大三強”促脫貧富民行動實施以來，薛莊村建成了文化活動中心、衛生室、文化大舞臺等基礎設施，黨員群眾有了汲取文化給養的“精神糧倉”，駐村幹部和村幹部也有了幹事創業的“陣地”。

　　截至2019年10月底，寧夏各地通過專項支援、項目整合，新建改擴建村級組織活動場所852個，村級陣地面積200平方米以上的達到2192個，佔99.1%，其中面積在500平方米以上的佔31.7%。

　　強化基本保障，讓農村黨員幹部在工作中有“勁頭”、在經濟上有“甜頭”。調研組了解到，寧夏在開展“三大三強”行動中，根據人口數量，每個村按5至10萬元標準設立為民服務資金，讓村黨組織有能力為群眾辦事。大幅提升村幹部待遇，統一按照每村5人標準核定村幹部任職補貼。基礎投入和保障力度的加大，既為村黨組織創造了為民服務的條件，又增強了村黨組織書記崗位吸引力。

　　“幹與不幹不一樣，幹好幹壞不一樣！”在鹽池縣大水坑鎮二道溝村，村支書呂元林説，“這種不一樣，直接體現在工資獎金上。所在支部被評定為四星級黨組織，個人被評定為優秀的，年底績效可以過萬元，而零星級的黨支部，一分錢也沒有。”2018年，鹽池縣對全縣村組幹部及村監會成員實行績效考核獎勵，縣財政專門拿出352.2萬元給予獎勵，有效激發了村幹部的工作積極性。

　　“三大三強”行動開展以來，通過對村幹部思想上關心、政治上關注、生活上關愛，增強了他們的歸屬感和榮譽感，讓大家有“幹頭”、有“奔頭”，把感恩之心轉化為推動工作的強大動力。

　　固原市原州區的生態移民村。資料圖片

　　2.選好“領頭雁”，配強“排頭兵”

　　在固原市彭陽縣孟垣鄉趙山莊村，52歲的李忠虎三年前任村支書時頗有一段“傳奇”經歷。2016年，趙山莊村“村兩委”換屆，一個“怪現象”是，想當村幹部的候選人群眾看不上，群眾看上的村幹部候選人不願當。最後，李忠虎被孟垣鄉黨委點“將”當了村支書。

　　“當初，我也不願意當村支書，村幹部和群眾矛盾突出，難點工作太多、不好幹，收入也少得可憐，況且我也有自己的種植事業。”李忠虎説，既然接了這副擔子，就一定要幹好，幹出成績來，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在他的引領帶動下，幾年下來，村裏有了中藥材、萬壽菊、養殖業等支柱産業，民風村貌煥然一新。村班子也從軟弱渙散跨進了作用發揮“好”、工作落實“快”、戰鬥能力“強”的先進行列。

　　面對農村黨員幹部文化偏低、能力偏低、群眾公認度偏低“三低”難題和村裏無干部可選的窘境，寧夏堅持打破身份、行業、地域等界限選配村黨組織書記，鼓勵優秀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下崗職工、縣鄉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退休、提前離崗幹部職工中的黨員回村任職創業，同時積極探索村黨組織書記跨村任職等做法，培養了一支守信念、講奉獻、有本領、重品行的村黨組織書記隊伍，成為“兩個帶頭人”工程的“主力軍”“急先鋒”。

　　在彭陽縣王洼鎮，李寨村原村支書田志軍到了相鄰的王洼村任村支書，花蘆村的村支書馬志福與山莊村村支書馬義虎交叉任職。選拔“能人型”和跨村任職擴大了黨組織帶頭人來源渠道，打破了舊有生態，使貧困村黨支部的戰鬥力大大增強。

　　“三大三強”促脫貧富民行動、“兩個帶頭人”工程實施以來，結合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寧夏持續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調整撤換466名村黨組織書記。目前，全區村黨組織書記平均年齡48.5歲，60歲以下佔92.5%，高中及以上學歷佔55.7%，致富帶頭人佔44.7%，兼任村委會主任的佔30.2%。

　　“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脫貧攻堅任務越重，對黨員幹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大部分村幹部任職多年，幾乎沒有外出學習和培訓的機會，有的村幹部甚至都沒有出過縣城。”在基層工作了十多年的固原市西吉縣偏城鄉黨委書記馬紹瑞深有感觸。過去，村“兩委”經費少，村幹部知識老化、能力不強、視野不開闊，服務群眾和發展生産的能力遠遠跟不上。

　　“‘三大三強’‘兩個帶頭人’實施後，培訓增長了知識，學習開拓了思路，不再坐井觀天，現在對做好産業更有信心了。”偏城鄉下堡村村支書馬俊平説。

　　通過組織基層黨員幹部對外學習，中衛市中寧縣太陽梁鄉大力發展特色種養，隆原村的牛羊養殖、德勝村的訂單農業、白馬梁村的養鵝産業……村村有産業，村村有特色。

　　調研組了解到，近年來，寧夏將全區村黨組織書記教育培訓納入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區市縣三級每年按照2︰3︰5的比例，分級分類組織全員輪訓。2019年，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在區內外確定5個示範培訓基地，集中舉辦9期示範培訓班，培訓三星級以上及部分貧困村黨組織書記800名，市縣對其他村黨組織書記進行全覆蓋式培訓。通過培訓學習，基層村幹部抓黨建促脫貧促鄉村振興的意識和能力明顯增強。

　　3.推動農村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協同發力

　　“農村黨組織帶頭人是農村先進的政治力量，農村致富帶頭人是農村先進的經濟力量。”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石岱説，寧夏實施的“三大三強”行動、“兩個帶頭人”工程，緊緊抓牢抓實、用準用活了這兩支力量，讓他們成為群眾摸得著、看得見的榜樣和標桿，也成為推動農村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主心骨”。

　　在工作實踐中，寧夏不斷完善培育扶持機制，把村黨組織帶頭人作為幹部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牢牢抓在手上，改變過去村幹部可強可弱、可有可無等問題，將村黨組織書記、第一書記、村級後備力量、大學生村幹部納入村黨組織帶頭人培育範圍，幫助提升能力素質，促進作用發揮，並支援村黨組織書記領辦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發展特色産業，成為致富能手。

　　“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這是申學禮剛剛任固原市原州區頭營鎮蔣河村黨支部書記時面對的情形。2016年，一直在運輸和工程建設領域打拼的申學禮放下手中的生意，參加村“兩委”換屆選舉，以高票當選。

　　“不爭饅頭爭口氣。2015年，村裏的黨員就發動我參選村支書，我當時生意很忙，就拒絕了。但後來我看到其他偏遠鄉村都搞得紅紅火火，我們村區位和交通都比他們好，卻沒有一點起色。”申學禮説。他熟悉市場，精通生意場上的門門道道，在他的帶動下，蔣河村辦起了存欄120多頭的肉牛養殖場，村集體收入實現“零”的突破，僅今年就可以為村集體增加收入60多萬元。

　　面對城鎮化對農村人口的虹吸效應，如何實現農村致富帶頭人隊伍“量”的增加、“質”的提升，從而為抓黨建、立産業、促脫貧提供持久動力？寧夏堅持本地培育一批、吸引回鄉一批、外地招進一批，根據産業類型、規模大小、帶動能力、年度收入等指標，分類確定致富帶頭人並登記造冊，有重點地扶持，並建立梯次培育機制，促進“小的爭中、中的培大、大的走龍頭”，引導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帶動群眾發展致富産業。

　　“養兩箱蜂的效益抵得上養一頭牛。”寧夏彭陽縣孟垣鄉小石溝村的90後大學生陳澤恩原本在重慶從事雕塑工作，受到黨組織召喚後返鄉養蜂，如今已成為年收入50萬元以上的致富帶頭人。在吳忠市鹽池縣，80後楊彥昭大學畢業後在深圳幹過軟體銷售，在河南南陽開過健身房。前幾年，返回家鄉流轉撂荒土地6000多畝種植蕎麥、養羊養豬，2018年一年就收入80萬元，帶動300多戶群眾靠養殖脫貧致富。

　　截至2019年10月，寧夏農村致富帶頭人達16725名，先後帶動38.6萬群眾發展生産、增收致富。

　　　4.促進“兩個帶頭人”隊伍融合轉化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作為黃土高原上的一個“綠島”，六盤山一帶氣候冷涼、土壤深厚、農作物病蟲害少，具有發展冷涼蔬菜的獨特優勢。今年45歲的固原市彭陽縣紅河鎮紅河村村民王正軍，就是一位靠冷涼蔬菜産業起家的致富帶頭人。1994年，高中畢業後，王正軍一步步開拓市場，將小山溝裏的高品質蔬菜銷往重慶、武漢、鄭州等大城市，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能人”。常年奔波于全國各地，王正軍對蔬菜的市場行情有著非常敏銳的“嗅覺”。有一次，王正軍在外出考察時了解到，設施蔬菜、水果玉米的效益很可觀，回來後，就一口氣種了46棟溫室蔬菜、400畝水果玉米，2018年凈收入30萬元。周邊不少群眾紛紛加入進來，王正軍免費提供技術和銷路。在産業帶動下，這個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2016年的6170元增長至2018年的11200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景瑜説，寧夏有意識地推動“把黨員和村組織帶頭人培育成致富帶頭人、把致富帶頭人培養成黨員和黨組織帶頭人”，建立完善“兩個帶頭人”互促轉化機制、帶動機制，促進“兩個帶頭人”隊伍有機融合、轉化提升，既為脫貧致富提供新動能、催生經濟效益，也為選拔村黨組織書記提供源泉活水、增強政治效果。

　　2016年，王正軍進入村“兩委”班子，擔任村黨支部副書記，從“致富帶頭人”向“黨組織帶頭人”靠攏。

　　鹽池縣青山鄉貓頭梁村的陳紀元早年靠承包工程掙了些錢，這幾年回到家鄉投資了一千多萬元發展蔬菜和葡萄種植，讓周邊的村民能夠打工掙錢。78歲的村民李雨家裏有病人，陳紀元就專門給他挑一些輕鬆的活幹，照樣每天給120元工錢。近三年來，陳紀元僅給周邊群眾發工資就超過300萬元，帶動本村32戶建檔立卡戶再就業，帶動10多名年輕人返鄉發展種植業。今年10月，陳紀元從預備黨員轉正，成為一名正式黨員，他説：“我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的百姓富了才算富。”

　　截至2018年年底，寧夏村黨組織書記擔任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組織等負責人的已佔總數的30%，村黨組織書記同時又是致富帶頭人的佔40%。他們在枸杞、瓜菜、釀酒葡萄、草畜、觀光農業等方面大顯身手，帶動群眾脫貧增收。

　　　5.關於寧夏抓黨建促脫貧的思考

　　抓黨建促脫貧要把注重“人”的核心因素調動起來。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就要把選優配強村黨組織書記作為重要工作來抓。通過加大調整力度，不讓平庸者佔位子；加強教育培訓，幫助提升能力素質，讓他們説話有人聽、有人信；及時做好相關保障，讓他們辦事“腰桿硬”、有條件為群眾服務。抓黨建促脫貧既要有抓的動作，更要有促的效果，這就需要農村基層黨組織切實發揮好政治功能和服務功能，其中，有一個好的村黨組織帶頭人至關重要。但現實中，村黨組織帶頭人雖然是農村先進的政治力量，但不一定是農村先進的經濟力量，而致富帶頭人即可彌補這一不足，通過幫助他們做大做強産業，用他們的成功經驗，給群眾樹起身邊看得見、學得上，“你幹我也幹”“你行我也行”的榜樣，把群眾的內生動力充分激發出來，思想轉變過來，讓群眾行動起來，由被動轉向主動，真正成為脫貧致富的“主角”。

　　抓黨建促脫貧要注重運用産業發展思維。産業發展是促脫貧最持久最重要的方式。將致富帶頭人隊伍建設納入基層黨建範疇，是對農村基層黨建內涵的豐富和拓展，通過村黨組織帶頭人對接發展産業項目，促進産生更多致富帶頭人；致富帶頭人創新創業，提高農村、農業、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拉起産業鏈，織起産業網，讓群眾在産業鏈上就業興業、抱團發展。由此引導致富帶頭人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為選優配強村黨組織書記提供源泉活水。

　　抓黨建促脫貧要注重把黨的力量、群眾力量、市場力量有機結合起來。“兩個帶頭人”工程中，基層黨委和政府部門通過領導包抓、部門包抓、幹部聯戶，促進各種力量、各種資源向農村一線傾斜，“喚醒”群眾走組織化、規模化、市場化、品牌化道路的意識。黨組織帶頭人把握方向、統籌銜接，與致富帶頭人互動，領辦農業龍頭企業或合作社，形成“群眾跟著帶頭人走、帶頭人跟著産業走、産業跟著市場走”的良性迴圈。在此過程中，群眾最大的變化是從“要我幹”變成“我要幹”。這樣就把黨和政府的力量、群眾的致富願望，通過市場機制很好地結合起來，形成競相發展、爭先脫貧的良好局面。

　　（調研組成員：王建宏、馬永紅）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20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