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中國之治”的世界貢獻

　　【智庫答問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

　　編者按

　　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外部條件。《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具體要求。怎樣解開“中國好，世界才更好”這一邏輯關係背後的制度密碼，如何更好理解“中國之治”的世界貢獻？光明智庫邀請專家就此對話。

　　本期嘉賓：

　　外交學院副院長 高飛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蘇長和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 肖永平

　　上海大學政黨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高立偉

　　1.“中國人説話是算數的”有堅實的制度依據

　　光明智庫：《決定》指出，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新中國成立70年來，這一顯著優勢對國家治理髮揮了怎樣的作用？

　　蘇長和：在我國制度體系中，以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根本特徵的中國外交制度，保證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基本原則、核心理念、重要戰略、政策實施上的獨立性、穩定性和確定性，有效避免了一些多黨輪流執政國家因為政黨輪替而産生外交政策反覆多變的缺陷，也有力避免了因為國家內部因素否決國際合作協議的消極性。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為對外關係提供了確定性很強的責任和承諾，這也是“中國人説話是算數的”的制度依據。

　　肖永平：國際法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手段。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完善，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優化，促使我國國家治理能力持續提升。我國不少法律制度就是為滿足全球治理需要或者履行國際義務而建立或完善起來的。例如，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對國內立法進行了系統的修訂，推動了我國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應該看到，只有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才能實現國內治理體系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良性互動；只有參與全球治理，才能形成國際議題設置能力、全球資源整合能力和國際協調能力，切實解決“失語就要挨罵”的問題。

　　高立偉：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也是中國走向世界、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國歷來主張各國人民有權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夠通過亦步亦趨、走別人的道路來實現自己的發展振興，也沒有一條一成不變的道路可以引導所有國家和民族實現發展振興”。我國在國際關係中堅持平等互利，與各國全面、深入、立體地相互了解，進而開展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

　　2.將加強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貫徹到方方面面

　　光明智庫：《決定》強調，要健全黨對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黨對外事工作的領導為何如此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這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高飛：外交是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必須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黨中央統一部署，我國對外工作強化了頂層設計，完善了機制建設。2018年3月，根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外交部對地方外事工作的支援和指導力度加大，促進發揮地方優勢，服務國家總體外交。根據黨中央統一部署，對外工作體制機制改革進程明顯加快，初步形成了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駐外機構管理體制。

　　肖永平：強化全國外事“一盤棋”，加強頂層設計，加快統籌協調，可以為發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深度參與全球治理搭建科學的制度平臺、提供先進的機制保障。比如，近年來，通過《關於加強黨對地方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關於改革駐外機構領導機制、管理體制和監督機制的實施意見》《關於改革對外工作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等，把加強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貫徹到對外工作體制機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高立偉：地方外事工作是黨和國家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對外交往合作、促進地方改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地方外事工作，強調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集中統一領導下，統籌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從全局高度集中調度、合理配置各地資源，有目標、有步驟推進相關工作。做好新時代地方外事工作，要以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服務總體外交戰略部署、服務地方發展現實需求為圓心，以經濟文化交流為主要內容，以友好城市等機制為重要載體。

　　3.講公道、守中道、行正道，培育世界和平與發展力量

　　光明智庫：新時代，完善我國全方位外交佈局有什麼重要意義，重要抓手有哪些？

　　蘇長和：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在柏林發表重要演講時強調，中國早就向世界鄭重宣示：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可以説，中國在設計自己的制度體系時，就把“和平”銘刻在上面。

　　中國是一個講公道、守中道、行正道的國家，中國的全方位夥伴外交不搞區別和歧視、不搞勢力範圍、不搞你輸我贏、不針對第三方，主張調動國際社會一切可以利用的積極因素，培育和增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力量，對維護全球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高飛：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始終為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今世界注入正能量。我們堅守原則，主張闔作，敢於鬥爭。面對保護主義，中國堅持開放包容，歡迎世界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和便車。新時代的中國外交致力於打造多層次的全球夥伴關係網路，一些國家“斷網”“退群”的同時，我們的合作夥伴關係網路正在越織越大，朋友越來越多。

　　肖永平：完善全方位外交佈局，要更積極主動地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力；與有真實合作意願的國家開展深入、廣泛、全面的合作；根據周邊不同方向挑戰的性質和現實特點，採取不同的外交策略，營造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良好周邊環境。在此過程中，利用全球性和區域性國際組織積極開展多邊外交、不斷提升主場外交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充分發揮首腦外交的引領作用、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提高經濟外交的有效性、採取切實措施推動公共外交等，都是重要抓手。

　　　4.為世界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光明智庫：我國以共建“一帶一路”等為實踐平臺，為解決全球“發展赤字”作出很大貢獻。對此您如何看待？

　　蘇長和：看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對世界有無借鑒意義，通常有三個標準：一是是否解放生産力、促進發展，讓更多人分享到發展紅利；二是其自身發展不是以侵略、掠奪、犧牲他國發展為代價，而更多是依靠自身奮鬥和內部創新方式實現的；三是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能夠兼顧並帶動更多國家實現共同發展。從這一角度來説，中國發展道路為全球發展赤字的解決提供了選擇和參考。

　　同時，中國為世界發展赤字的解決貢獻著新的知識。比如，圍繞發展議題的解決，我們創造性地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結合起來；再如，中國共産黨制定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保證了一張藍圖繪到底，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

　　高飛：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提出並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中國是世界上減貧最成功的國家，我們不僅積極開展國際減貧合作、傳授中國經驗，還積極承擔大國的責任和義務，在國際事務中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利益。

　　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的巨大數字鴻溝為例，中國作為網際網路發展大國，積極支援廣大發展中國家提高自主發展能力，通過數字“一帶一路”推動解決全球發展失衡、數字鴻溝等問題。2019年6月，我國企業和非洲聯盟簽署諒解備忘錄，旨在加強合作與資訊交流，推動5G、寬頻、物聯網、雲計算和人工智慧等在非洲的發展。

　　高立偉：消除貧困、發展進步是世界永恒的主題，也是世界和平安寧的物質基礎。當前世界面臨的各種難題追根溯源都和發展赤字有關。當前全球治理面臨著複雜形勢，國際秩序處在關鍵十字路口，實質是多邊主義和單邊主義之間何去何從的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各國應承擔起各自使命責任，開展建設性對話，堅持求同存異，堅持多邊主義，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偉目標發揮正能量”。

　　作為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對人類社會最大的貢獻，同時我們也願意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和責任。我們不僅在理念上為全球減貧貢獻著中國智慧，更在行動上為消除發展赤字作出了突出貢獻。在體制機制和平臺建設方面，中國積極協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主發展能力，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發起設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成立中國-拉共體論壇，持續深化南南合作等，特別是連續兩年在上海舉辦世界進口博覽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重要公共産品，使各國分享中國發展紅利，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

　　5.對外關係的高確定性帶來穩定長遠預期

　　光明智庫：我國為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付出了怎樣的努力，作出了怎樣的貢獻？這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何重要意義？

　　高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集中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和世界前途命運的重大判斷，闡釋了世界各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演化邏輯，從理論上回答了如何走出相對收益、局部收益和短期收益的國際合作困局。

　　參與全球治理是中國實現自身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國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既是現行全球治理體制的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重要推動者和引領者。在國際政治安全領域，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政治安全治理體系；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中國支援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進行改革完善；在新興的極地、網路、太空、氣候變化等領域，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制定治理規則。

　　蘇長和：對待國際治理體系中的存量組織改革，中國採取的方式不是推倒重來或者簡單退出，而是在遵守其基本原則和規則的前提下促進其改革，例如推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投票權份額改革，使其逐步反映國際經濟力量格局的變化，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而在舊的國際組織不願、不能、不為的領域，中國同其他國家積極發起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促進這類領域治理體系建設。例如針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薄弱這個領域，中國發起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使得世界開始更加關注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基礎設施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發起成立的新國際經濟組織，和國際體系中的舊國際經濟組織不是相互取代的關係，而是相互補充或者對話的關係。中國這種改革國際治理體系的智慧，減少了在世界政治經濟轉型期對國際體系可能産生的震蕩，從而有效維護了國際體系的穩定。

　　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和聯動性。國家治理能力提高了，一國參與全球治理建設就會有堅強的國內保障；全球治理赤字減少了，各國國內治理和發展也能夠分享到全球治理水準産生的積極內向效應。中國近年來在全球治理領域的作用和貢獻為人矚目，重要原因來自我們的制度優勢，在對外關係上確定性高、承諾性強，帶來穩定長遠的預期。這對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勝、王斯敏、蔣正翔、張夢澤）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0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