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內涵
核心提示：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所有制、分配和經濟體制並行融入基本經濟制度中，進行了“三位一體”的概括，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內涵的確立，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在實踐中不斷發揚光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從十三個方面指出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其中就包括“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顯著優勢”。既然是被長期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顯著優勢”，那就必須在實踐中堅持和完善。為此，《決定》提出了十三個“堅持和完善”，其中之一就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決定》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水準相適應”。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本內涵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即所有制、分配和經濟體制。在所有制上，基本經濟制度是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上，基本經濟制度是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在經濟體制上，基本經濟制度是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迄今為止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最全面、最準確的界定和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理解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創新，不僅在理論上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實踐上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歷史和現實。
長期以來，中國在理論和政策上對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解僅局限于所有制方面，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現實中雖然對分配和經濟運作體制非常重視，但一直沒有將這兩個方面上升到基本經濟制度的層面進行理解。經過長期探索，《決定》將三者並行融入基本經濟制度中，進行了“三位一體”的概括，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得以更為全面準確的闡釋，必將有利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在實踐中不斷發揚光大。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公有制為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臨著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嚴峻經濟形勢，加快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勢必成為歷史的選擇。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只有匯聚全國優勢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夠在較短時期內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生産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産力發展。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産關係無法實現生産社會化，因此必須對生産關係進行變革。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公有制經濟的本質在於生産資料由勞動者共同佔有，進而促進社會生産快速、協調、可持續發展。從歷史和現實經驗來看，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體作用，需要在“量”和“質”兩個方面下功夫。
在“量”上，要保持公有資産佔優勢。公有制企業資産規模顯著，有利於緩解經濟危機對宏觀經濟的衝擊，熨平宏觀經濟波動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的經濟週期，公有制經濟能夠借助自身的規模優勢通過在行業之間的進退流轉，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控：在經濟下行時期，公有制經濟可以依據具體情況實施並購和接管，維持社會就業水準的穩定，避免因企業“扎堆”破産而引起社會性恐慌，並延緩經濟快速下滑的趨勢；在經濟蕭條時期，國家可以通過引導公有制經濟在各個行業的佈局保持經濟的低速增長，在優化行業結構的同時，為經濟的全面復蘇做好準備；在經濟上行時期，公有制經濟則可以向重點領域傾斜，促進相關行業優先發展。公有制資産持續積累，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1987年全國工業資産中公有制資産佔比為98.86%；到2016年，該指標已經降低為58.34%。但與其他經濟所有制資産相比，公有制資産仍然佔有絕對優勢。
在“質”上，要不斷強化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對公共産品、基礎設施以及關乎國家安全、經濟命脈等領域的控制力。在經濟學理論中，公共産品、基礎設施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特點，使得投資人難以享有獨佔的權利並且無法準確地計算投資收益而缺乏投資的經濟激勵。對公共産品和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佔領經濟領域的制高點，成為國有經濟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國有經濟向關鍵領域集中，有助於強化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協同效應，通過加強上下游之間的合作，發揮各自的專業化優勢，促進創新資源互融互通。另外，國有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而産生的溢出效應，可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促進社會勞動人口就業，並以廉價供應居民日常消費的能源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以及組織各類公益活動等方式進行轉移支付，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地方政府在分配工作中的不足。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需要注重從整體上而非個體上搞好搞活國有經濟，注重國有資本而非國有資産做強做優做大，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而這也恰是當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
促進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發展離不開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援作用，二者各有所長，互為補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開始調整所有制結構，逐漸恢復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二大進而明確“關於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种經濟形式的問題”，非公有制經濟迎來發展契機。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黨的十三大提出 “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黨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寫入憲法修正案。2005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鼓勵支援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為非公有制經濟營造有利的制度環境，並於2010年5月再次發佈“非公經濟新36條”。經過4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活力顯著增強，並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此次《決定》明確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1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3.2萬家，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為18.9%，資産總計、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分別為3.9%、7.7%和6.0%。2018年，私營企業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數量已超過50%，資産總計、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佔比均超過20%。長期以來，流行一種“56789”的説法，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些數據充分説明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對於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不僅要肯定對生産力發展有利的一面，還要正視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非公有制經濟的生産資料歸個人所有，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這也決定了其在生産活動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隨意性，更加側重於短期回報，缺少對社會結構性利益的考量，有時甚至會出現與社會發展相背離的行為。即便是國際著名跨國公司，“品質門”“賄賂門”“作弊門”等醜聞不斷，體現了企業商業道德倫理和社會責任的缺失。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持續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環境和服務體系，破除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促進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強化行業自律，使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協同配合，更好地服務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
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然是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不同經濟成分就應該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不僅是社會範圍內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存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還是企業層面上不同所有制資本共同持股同一個企業的情形。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乃至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助於從整體上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在形式上，混合所有制不僅是股權結構的多元化，還要不斷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以及“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産權制度，切實激發企業的自生能力和動態能力。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形式，一直處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前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黨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2014年，國務院國資委開展“混改”試點，2016年至今約有210家國有企業進入試點範圍。總體看，“混改”取得了積極進展和顯著成效。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馬克思指出：“所謂的分配關係，是同生産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産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係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係産生的……分配關係不過表示生産關係的一個方面。”實際上，任何分配關係只能與一定的生産方式和生産關係相適應，這就要求實行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分配製度。分配製度的核心命題是公平分配，包括權利公平、規則公平和機會公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對不斷增加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避免兩極分化等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居民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長，人民生活實現從溫飽不足到邁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1949年我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9.7元，2018年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28元，名義增長566.6倍，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59.2倍，年均實際增長6.1%。在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的收入來源也從單一走向多元，收入分配格局明顯改善。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不再佔據絕對主體，經營、財産和轉移收入比重增加。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8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工資性收入佔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0.6%，比1964年下降30.3個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經營凈收入的佔比為11.3%，比1964年提高8.4個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財産凈收入的佔比為10.3%，比1985年提高9.8個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轉移凈收入的佔比為17.8%，比1964年提高13.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在城鄉、地區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實施精準扶貧，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8年底的1.7%，有效避免了分配上的兩極分化現象，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有望得到歷史性解決，為世界減貧作出了卓絕貢獻。相比之下，無論是收入不平等還是財富分配不平等，在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為主的分配製度下，都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結果經濟危機這一頑癥始終沒法避免。按照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的實證研究後的結論，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不平等不僅體現在歐美各國勞動收入不平等的差異上，還體現在各國財富分配和資本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方面，並且財富和資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遠遠高於勞動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經濟運作機制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體現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首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的基本要素就是供求、價格和競爭“三位一體”的作用機制，競爭機制調節了供求均衡和均衡價格的形成。馬克思認為，部門內競爭可以實現優勝劣汰，部門間競爭可以促進行業利潤平均化和下降化趨勢。按照結果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所揭示的，在人們思想境界有限、個體逐利的情況下，只要每個人的初始稟賦的價值相等，通過競爭市場的運作，可以導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資源配置結果。正因為競爭是獲致繁榮的必由之路，中國在確立市場決定性作用之後，提出了發揮競爭基礎性作用。為此必須積極穩妥地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競爭的基礎性作用，並不排斥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為此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為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同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在全面開放中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
任何一种經濟制度的優勢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憑藉動態核心能力優勢得以體現出來的。在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私有制大規模企業往往是不堪一擊的，即便是通用汽車公司也遭遇了“大而不能倒”的尷尬局面，最後還是借助於聯邦政府的臨時國有化措施才免於破産。中國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則經受住了巨大考驗而贏得國際上的普遍盛譽。所以，無論是何種所有制企業，都必須在“走出去”和“請進來”中打造自身的競爭優勢。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進入了“黃金增長期”，2010年開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其中對外開放的貢獻功不可沒。為此，《決定》提出“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在實現機制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一方面需要擴大對外開放，實行高水準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2018年6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發佈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限制措施減至48條，減少近四分之一；2019年6月，《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版）》發佈，在保持原有框架不變的基礎上，進一步縮短了清單長度、減少了管理措施、優化了清單結構，基本形成全行業開放格局。另一方面，需要持續對內開放，特別是在傳統壟斷行業，國有獨資和絕對控股現象比較普遍，非公經濟在市場進入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制度壁壘和隱性障礙，在市場競爭中難以真正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這就需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改革，爭取在國有企業去行政化、去壟斷化、去獨資化、去剛性化等重要方面有所突破。
總之，正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總體上支撐並促進了中國經濟7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路趕超，被國際譽為“中國奇跡” “中國速度”。2018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比1952年增長174倍，年均增長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長9.4%，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2018年我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準。可以預見，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徘徊的背景下，隨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樂觀估計到2025年，保守估計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會超過美國而穩居世界第一，同時有望實現大多數國家歷時漫長而難以實現的重大結構性變革，也有望順利跨越長期困擾大多數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 戚聿東，係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