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所顯現出的惡化趨勢，引發了國際金融市場相應的反應，對全球實體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會帶來不確定性更強的衝擊。未來中美貿易走向何方，會對中美雙方乃至世界經濟造成何種影響，已成為當下全球關注的熱點。

　　研判中美貿易摩擦，探討其原因，努力尋找呼應雙方關切、雙方利益最大公約數的理性解決方案，是當務之急。目前來看，現有的代表性觀點認為，美國似乎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發生逆轉，主導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通過打貿易戰以獲取更多的貿易利益；二是通過打貿易戰轉嫁國內矛盾；三是期望以貿易戰的方式遏制其他國家的發展，繼續維護自身全球經濟霸主地位。果真如此，美國的目的能達到嗎？

　　自由貿易助力現代文明躍遷

　　從理論上來講，自由貿易源於經濟學中自由主義的理論支撐。經濟學中自由主義的根本特點是信奉“無形之手”的基礎性功能。依據其對“無形之手”信仰程度之強弱，大致可將自由主義分為三派：以《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以《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的作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以《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作者米爾頓弗裏德曼為代表的新興古典自由主義。

　　經濟理論和世界經濟發展實踐向我們展示，世界上不存在純粹的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各國也各有其不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一重大命題的提出，基於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基礎性工程，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不斷邁向新的成功；生發于中國改革開放沃土的這一命題，其自恰的理論邏輯、厚重的歷史邏輯、生動的現實邏輯，向世人鮮明地論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的現實性和真理性。

　　“勞動生産力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揭示了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分工。分工是一個不斷迴圈的、自我積累和擴張的過程，是勞動生産率提升、報酬遞增乃至增長加速的內因和有效途徑。勞動分工、迂迴生産和生産鏈的不斷擴展三者相輔相成、不能分割，即隨著分工的擴展和深化，生産的專業化程度和迂迴程度不斷加深，生産鏈條不斷延長，逐漸産生了分工的網路效果。

　　與此同時，斯密也提出了“分工受市場範圍限制”這一命題，這一命題是“可在所有經濟學文獻中隨處可見的最有啟發和富有成果的概括之一。”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逐步網路化，突破了國別市場規模的限制，全球分工體系愈加清晰，推動現代工業文明不斷擴張和躍遷。比較優勢理論（包括絕對比較優勢、相對比較優勢）為世界經濟增長某一階段提供了簡潔而準確的解釋。但一國比較優勢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有很大的變化，會有新的比較優勢代替舊的比較優勢，而這種變化所帶來的世界貿易格局的嬗變很容易引發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爭端。

　　世界經濟增長史告訴我們，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其對國內市場的保護較之於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本目的就在於實現比較優勢的跨越，從全球産業鏈低端向中高端演進。而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各種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應運而生，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隨之出現。從歷史發展來看，貿易摩擦乃至衝突一直伴隨著工業文明的深化演進即清晰地表明，自由貿易一直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強大動力。以自由貿易為根本基礎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個別國家所謂的逆全球化行徑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實乃螳臂當車，在現實面前勢必碰得頭破血流，必將遭到歷史的唾棄。

　　中國製造業産業鏈升級遭美打壓

　　據世界銀行2017年世界各國GDP總量矯正數據，按照萬億美元為單位進行統計，2017年排名前10位的國家分別為美國19.39，中國12.24，日本4.87，德國3.68，英國2.62，印度2.60，法國2.58，巴西2.06，義大利1.93，加拿大1.65。

　　回望2007年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總量僅相當於美國的23.7%、日本的75%。而10年之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則增長為美國的63.1%、日本的2.51倍、德國的3.33倍，以及分別相當於英國、印度和法國的約4.7倍，巴西、義大利的約6.1倍，加拿大的7.4倍。

　　在經濟總量大幅躍升的同時，中國産業結構也在不斷優化，在全球産業鏈佈局中漸進優化。這就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可持續性，這也是個別國家製造“中國威脅論”的深層次刺激因素。而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即源自中國製造在全球産業鏈分工體系中的持續提升。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之後，中國在全球産業體系分工中的地位呈現出“三步走”的態勢。第一步，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主要以“三來一補”，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為主；第二步，加入WTO之後，隨著新一輪産業革命的發生，高科技類外資企業逐漸加大投資，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軍，中國企業則在“幹中學”中成長；目前在向第三步轉換，即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正逐漸崛起，中國的製造業加速升級換代，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替代外資成為出口的主力，而美國所擔心的正是我們發力的第三步。無需用多麼高深的數學公式即可理解，兩大經濟體在全新領域中所進行的高度同質化的産品較量，必然會産生摩擦和矛盾。

　　再看美國大談特談的貿易逆差。一個國家之所以有貿易逆差，是因為此國有“順差”的內容。甘蔗沒有兩頭甜。對美國來講，既想得到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收益，還想要有競爭力下降的行業之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就有點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實得益於國內低端産業的外流，美國可以將更多資源優先配置於比較優勢産業，從而保持其高科技産業、金融服務業等優勢行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如果美國真想通過所謂“貿易戰”的方式消除逆差，為何重點打擊的反而是中國的高端製造業領域，甚至不惜傷及産業鏈上的本國企業？

　　美國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真實目的不在於所謂降低貿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國産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這一點，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更直白而言，即使是我們開啟“買買買”模式，徹底消除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對中國的高科技産業及高端製造業，美國仍然會採取各種手段予以打壓。可以説，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不是所謂貿易逆差，這只不過是一個遮人耳目的幌子而已，以求得到不明真相的國內民眾的支援；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處在於美國政府要通過貿易摩擦乃至貿易戰的方式阻遏中國高端製造業的發展。

　　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技術引進對一國TFP（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至關重要，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丹麥裔經濟學家雅各布馬德森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對IT泡沫、房地産泡沫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做出準確預測的學者，他曾經使用專利指標和重新定義的TFP（全要素生産率）指標，構建了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在1870—2004年間的數據集，檢驗了國際貿易所産生的技術溢出與TFP增長的關係。結果表明，TFP增長與技術引進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1870—2004年間，按5%的折舊率計算，OECD國家的技術引進增加了386%，技術引進帶來的TFP增長率為93%。各國技術溢出與TFP增長率的變化是一致的，TFP增長最強勁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和法國）也是技術引進增長最多的國家。

　　通過技術引進，發達國家才有今天的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但個別國家得了健忘症，很容易忘記歷史，忘記了別國的科技、人才對本國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的重大貢獻。歷史上的中國，四大發明為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個別國家看到中國發展了，特別是科技創新突飛猛進，就坐不住了，通過各種市場的非市場的、臺上的臺下的手段阻撓中國的技術引進，甚至對留學生的規模、研究領域都作出了限制，實在是讓人不齒。好在中國人是不怕打壓的，我們現在的條件相較于創造“兩彈一星”的時代，強的實在是太多了，我們實現科技強國的夢想是任何人也遏制不了的。

　　扎紮實實幹自己的事

　　鄧小平説過：“中國人有自信心，自卑沒有出路。過去自卑了一個多世紀，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站起來了。龐然大物嚇唬人，中國人不怕。抗日戰爭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們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傳統……我相信，在外國的侵略和威嚇面前，我們的人民不會怕，我們的子孫也不會怕。”面對中美貿易摩擦，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關鍵是要立足於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少説多做，埋頭苦幹，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才是社會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産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問題意味著發展的新空間、改革的新目標。中國廣袤的地域，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所形成的自然“壓差”，為我們的改革提供了寬闊的迴旋餘地，中國經濟的韌性亦由此而來。形勢愈嚴峻，我們的思想愈要更加解放，改革愈要更加深化，開放愈要更加擴大，制度創新愈要加快推進。工作千頭萬緒，如下圍棋，緊要處只是一兩手便決定了全盤的勝負。著眼當前和長遠，需緊緊抓住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牛鼻子”，牢牢抓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工程不放鬆，對內持續全面深化改革，對外更大幅度推進開放。

　　第一，繼續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但機會和成果屬於世界。“一帶一路”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産品，釋放各國發展潛力，本質是實現經濟大融合，為推動世界發展注入強大動力。我們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原則，順應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的大勢，本著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為世界更加普惠平衡地發展、貧富差距鴻溝的彌合提供新的廣闊機遇，繼續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第二，繼續推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為穩就業作出實質性貢獻。在消費和出口低迷不振的狀況之下，如果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出現，將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因此，在堅持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通過加快推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重點彌補中西部基礎設施歷史欠賬，對於穩就業、促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抓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真正實現政企分開，這是解決政府債務社會化、區域債務全域化的關鍵，也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的關鍵。

　　第四，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發展。一是下更大力氣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重點領域的門檻，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二是進一步落實好減稅降費措施，多措並舉降低企業成本；三是暢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傳導機制，特別是在審慎監管基礎上鼓勵社會資本成立金融機構，深化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從根本上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第五，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不斷提升人力資本。最近，有學者採用橫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國經濟數據，對英國經濟率先突破馬爾薩斯式增長陷阱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成因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發現，教育是推動英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首要因素。過去740年英國的年每人平均GDP增長率是0.5%，教育貢獻了其中的59%。作者認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過影響教育或創新，進而間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累積是推動人類社會跨越經濟增長各歷史階段的關鍵因素，可以説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同。

　　近幾年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上，有一種觀點把中國人口紅利下降歸因於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中國人口紅利下降固然有適齡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於人口素質不能適應我國現代化發展階段的要求，無法跟上産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無法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勞動力出現結構性匱乏。我國的工業化已經處於中後期階段，而人力資本仍處於工業化前期的水準。全方位加大教育投入，利用現代資訊技術創新教育模式，實現教育服務均等化，是中國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基礎性工作，亦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性基礎性工程。

　　最後，當下的國際社會，正面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我們有責任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主旨演講中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未來之中國，必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界。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中美貿易摩擦非短期能夠徹底解決，這一摩擦將會一直伴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而持續存在，或大或小、或激烈或緩和。如何穩妥管控雙方之間的分歧，考驗著中美兩國的智慧。一方面，美方要真正認識到，通過打壓的方式阻遏中國的製造業升級甚至現代化進程，無異於癡人説夢，中國只會愈壓愈強愈挫愈奮。在這裡，我們要“感謝”美方的所謂極限施壓，這種“壓力測試”會幫助我們找到發展的不足、發現體制機制的短板，通過此種方式倒逼我們的改革進一步全面深化，亦不失為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清楚美國政府的真實企圖，我們絕不會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我們深知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不僅不會放慢開放的步伐，反而會通過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請進來走出去並舉，使中美雙方企業努力在全産業鏈深度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結成利益共同體，讓兩國人民真正受益，“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註定不會長久。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特別指出：“艱難困苦給共産黨以鍛鍊本領的機會，……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發展的每一步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必定會面臨這樣那樣的風險挑戰，甚至會遇到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四個自信”，立足於做好自己的事情，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無論經歷多少次狂風驟雨，中國經濟的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面向未來，中國永遠在這兒！

　　對處於中美貿易摩擦此時此刻的我們，重溫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一段話亦極有必要：“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