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典範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深刻闡明瞭新發展理念、經濟發展新常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內容，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的經濟理論，續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蓬勃發展，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典範。

　　1、新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堅持與發展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永恒主題。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以其強大的邏輯力量和鮮明的立場情懷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現實形態總是在與具體國家、具體時代、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煥發生機、豐富發展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實際，深刻總結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和形成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在當代中國的重大創新。

　　創新發展理念深化了對發展動力的認識。馬克思認為，價值規律的重要作用就是激勵商品生産者通過創新縮短個別勞動時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新發展理念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動力理論，他深刻地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協調發展理念深化了對發展中各要素之間重大關係的認識。馬克思提出，社會再生産分為生産資料的生産和消費資料的生産兩大部類，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係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産順利實現，這其實就是強調協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下好“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全國一盤棋，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

　　綠色發展理念深化了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這就要求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指明瞭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共贏的正確路徑。

　　開放發展理念深化了對發展空間的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強調：“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市場經濟必然是開放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提升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惠及其他國家和人民。”他提出並大力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和自貿區建設等都是落實開放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

　　共用發展理念深化了對發展目的的認識。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把人的發展分為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三個階段，強調共産主義追求的是第三個階段，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用發展理念，並將其作為貫徹共同富裕原則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目的的認識。

　　創新發展理念、協調發展理念、綠色發展理念、開放發展理念、共用發展理念，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相互支撐、辯證統一，為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

　　2、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階段性戰略判斷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決策部署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階段理論的堅持和發展

　　區分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和研究問題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從大的方面區分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也分析了經濟發展週期中各階段的特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科學分析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準確把握我國基本國情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作出了一些新的戰略判斷，如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各類風險挑戰明顯增多，我國經濟發展的難度日益增大。國內外發展條件發生的重大變化，決定了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和做法也要改變。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在全面分析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他要求“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201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從9個方面闡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強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隨著國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論述，立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徵，反映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根據我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進一步強調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從我國是大國經濟這一國情出發，強調發揮大國發展空間優勢，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塑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等等。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出發，著眼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推進經濟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適應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隨著不斷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也不斷提高，民生福祉持續得到改善。

　　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産理論的堅持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中的社會再生産理論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産、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並且相互轉化的過程，必須始終重視生産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生産的巨大反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要求我們，全面認識生産與分配、流通、消費的辯證關係，全面理解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不能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也不能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運用辯證思維深入分析經濟發展中的複雜關係，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論述，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

　　一是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個重要論斷，認清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産能過剩問題是結構性産能過剩，而不是某一個行業或者所有行業的産能過剩，也認清了我國的需求變化情況，還存在大量“需求外溢”。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從供給側發力，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

　　二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産力水準，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個重要論斷，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供給能力得以提升，從而能夠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這個重要論述，進一步明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和基本路徑。

　　四是提出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項重點任務，從生産端入手，促進過剩産能有效化解，促進産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産品和服務的供給。

　　（執筆：儲峰）

　　《光明日報》（ 2018年08月0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