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台“細胞刀”手術20年：刀尖上的"勇者"之舞
題目：刀尖上的“勇者”之舞——中國第一台“細胞刀”手術20年之際的尋訪
【導讀】
一手開創中國功能神經外科學、國內“細胞刀第一人”……在中國功能神經外科領域,李勇傑是一個“神話”。在層層耀眼的光環之下,本質上,他永遠是一位不斷探索新領域的科學家型醫生、一位擋在通往死神和疾病之路上的醫者。
李勇傑是79級大學生——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大學生。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出國留學潮,他負笈西遊學得“一手”真功夫；雖然拿到綠卡,卻毅然放棄選擇回國,短短20年間開創並引領一個學科躋身國際“第一方陣”……
正值改革開放40年之際,李勇傑主編的150萬字的《功能神經外科學》一書出版。一本書,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
翻開《功能神經外科學》,走進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暨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走近李勇傑團隊,了解功能神經外科的發展,仿佛看到一幕幕刀尖上的“勇者”之舞,精彩舞技裏是永不停歇的腳步……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會公德
在鄭心意命運的“分岔口”,他的主治醫生、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李勇傑微笑地站在那裏——正是他和他的團隊通過手術,實現了“中國阿甘”曾破碎一地的夢想。
7月12日,是中國第一台“細胞刀”手術20年紀念日。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走進連續10年成為全球腦起搏器植入量第一的機構——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暨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一探究竟。
1979年考入北大,1994年留學,20年前回國創辦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幾年前開始探索社會辦醫、建立門診部,幫助更多的人看上病、看好病……近40年的時光年輪裏,李勇傑的命運和一個學科、一個時代的變化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睜眼看世界:
從“細胞刀第一人”到“一粒種子”
人類大腦,堪稱世界上最神奇最複雜的物質之一。而要在大腦上動“刀”,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真功夫”。
李勇傑治愈鄭心意的那臺手術,名為“腦深部電刺激手術”。簡單地説,就是在人腦的深處放入電極。其科學原理是:人類肌體的運動障礙是因為一些腦細胞發生了病變,通過對病變細胞加以電刺激,能控制和調節它們發病的症狀。
這樣的手術聽似簡單,其實人類直到19世紀末才認識到人腦與意識、行為的關係。而利用外科手術精準地治療大腦組織,則要追溯到1947年立體定向技術的出現——當時,這一技術針對的病症正是被稱為“不死癌症”的帕金森病。
最初病人的手腳表現出節律性震顫,行動遲緩,繫鞋帶、紐扣,穿脫鞋襪困難,患病後5至15年漸漸喪失活動能力……帕金森病是一種緩慢進展的疾病,主要發生於中老年時期。拳王阿裏、數學家陳景潤等都不幸罹患這種疾病。
1994年,剛剛出國攻讀博士後的李勇傑第一次接觸到當時最前沿的微電極導向立體定向神經外科手術。這是一種通過毀損腦內“震顫細胞”從而停止病人肌體震顫的技術,被形象地稱為“細胞刀”。
作為一種神經調控手術,它採用立體定向的方法進行精確定位,在人腦內植入刺激電極,通過體外遙控裝置調控腦內電極的刺激參數,以控制和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狀,是人類實現“腦-機對話”夢想最成功的案例。
“這種腦深部刺激器,又稱腦起搏器,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醫學界治療功能性腦病最先進的技術手段,其中以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療最為成熟和常見。”時至今日,李勇傑仍記得那一刻的震撼。
手術室裏接受治療的病人,經過顱內準確定位後,一個很細的電極深入她的大腦,找到病變的異常細胞,然後通過射頻加熱的辦法將其“破壞”。幾秒鐘之內,病人右手劇烈的震顫消失了,她的淚水涌出眼眶:“哦,天哪,它(抖動)停了,10年了……”
“整個世界好像寂靜下來,我只能聽見內心深處的聲音:一定要掌握這項技術!”57歲的李勇傑,永遠不會忘記決定自己未來學術方向乃至人生命運的那一刻。
當時,這一先進的手術技術在國內還是一項空白,醫生們還把帕金森病叫做“震顫麻痹”。早已是國內醫學博士、行醫數年的李勇傑很清楚,中國患有像帕金森病這樣的神經系統功能性疾病的患者多達數千萬人,急需高水準的腦外科手術介入治療。
博士後畢業後,李勇傑毫不猶豫地加入當時世界上久負盛名的立體定向神經外科——羅馬琳達大學醫學中心,僅用兩年時間就掌握了“細胞刀”的全部技術。
“中國有那麼多病人,我要回國,把學到的技術帶回來!”李勇傑內心的聲音再次響起。舒適的生活、整潔的環境、美國的綠卡……什麼也不能阻止他回國的腳步。
“我走得義無返顧。”李勇傑堅定地説。
1998年7月12日,中國第一台“細胞刀”手術在宣武醫院開始了。學成歸國的李勇傑是主刀大夫,也是麻醉師、影像師、護士……因為誰也不知道這臺“高精尖”的手術是怎麼做的,他需要親自把控每一道環節。
打頭架、帶病人去核磁室做腦掃描、手術靶點定位、靶點位置計算、開顱、鑽孔、將極細的穿刺針穿入抵達靶點位置、沿針道插入一根微電極……不知不覺,8個小時過去了,沉浸其中的李勇傑絲毫不覺,圍觀的醫生、護士看到:電極定位的誤差不超過1毫米,病人顫抖的手在術中漸漸停了下來。
“人的大腦是個黑盒子,立體定向技術有點像GPS,必須準確到毫米。”李勇傑説。
《功能神經外科通訊》是研究所辦的同行交流的刊物,2012年4月出版的總第10期封面是一幅瑞士民族英雄威廉 退爾在殖民者壓迫下,對準不遠處兒子頭頂上的蘋果拉弓射箭的畫面。
“穿越遙遠的時空,我們在捕捉畫面中威廉姆的呼吸,切診他的脈搏,心有慼慼,惺惺相惜,對那情那景感同身受。”李勇傑在雜誌扉頁撰文《勇氣與擔當鑄就榮耀》一文中表示,“因為,我們的職業是治病救人的醫生,疾病是‘魔’,醫生是張弓搭箭者。面對患者求助甚至絕望的眼神,面對疾病疑難和複雜性的挑戰,面對治療工作帶來的醫學風險和社會學風險,我們每天都接受著考驗和挑戰。這不僅需要我們對自身知識與技能的信心,還挑戰我們的勇氣和擔當。”
神經外科手術,特別是立體定向手術,恰似彎弓射蘋果。
“這要求高度的精準,不允許有絲毫差錯,才能保證患者于無恙,且‘射’疾患于無影無形。”李勇傑説。
“感覺太神奇了。”目睹手術全程的醫生魯曉利記得,手術成功後,慕名而來的病人越來越多,到1998年年底,李勇傑團隊每月已能做幾十台“細胞刀”手術,一套科學的手術標準流程隨之建立,手術時間也隨之縮短到平均兩個小時。
“我只是一粒種子,把這項技術帶回國,到處開花結果。”被譽為“細胞刀第一人”的李勇傑謙虛地説,如果説自己有何貢獻,那就是讓立體定向技術在中國發展得更為精細,更有安全保障。
帕金森病,是運動障礙病最為常見的一種。流行病學統計顯示中國有200萬患者,佔全球總患病人數的40%。由於人口的日益老齡化,帕金森病的發病率還在增加,已成為中老年人神經系統的常見病之一。
1817年,英國醫生帕金森在《震顫麻痹論》一書中確認了帕金森病,此後國際醫學界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這種疾病。
“今年是帕金森病被確認的201年。”李勇傑説,“我出國之前,國外用帕金森病這個稱呼已經100多年了,這個病在國內還叫‘震顫麻痹’。現在國內也都叫帕金森病了,這就是大家睜眼看世界的結果。”
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的開創和探索,使無數患者看到了希望。
截至2018年7月12日,20年的時間裏,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共為6690例運動障礙病患者實施了立體定向手術治療,涉及13類功能神經外科疾病:帕金森病佔3/4以上,其次是原發性震顫(10.87%)、肌張力障礙(7.17%),其他的運動障礙病僅佔5.74%——包括腦癱、抽動症、帕金森疊加綜合徵、不隨意運動、舞蹈病等。
“回國剛開始三五年,我們是孤獨地戰鬥。最近五六年,各地醫院、大學都迫不及待要發展功能神經外科了。”李勇傑説。
勇者無敵:
20年讓功能神經外科學“花開”中國
以20年前的第一台“細胞刀”手術為起點,中國已建立起一個以運動障礙、癲癇外科和疼痛為核心,發散到神經脊柱、面肌痙攣以及精神外科等多層次、全方位的功能神經外科的學科構架。
李勇傑“一個人的戰場”也變成了“團體賽”。
當年,宣武醫院因他的歸來而設立了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它是中國第一家功能神經外科領域的臨床治療和科研機構。自2009年起,這裡已成全球最大的“腦深部電刺激治療中心”,腦起搏器植入量連續10年全球第一。
“這是一個團體賽的成績,但腦刺激器的高科技來自大洋彼岸,植入量再大也只是跟跑,而不是領跑。”李勇傑很清醒,“不做曇花一現,而要長足穩定的發展,這才是我回國創業的真正使命所在。”
面對龐大的醫療需求和彼時一片空白的中國功能神經外科領域,這位外表儒雅、講起話來慢條斯理的醫生顯示出人如其名的“勇”字,一肩挑起了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兩副重擔。
很難想像,2010年李勇傑治愈鄭心意的“扭轉痙攣型腦癱”時,腦電極植入手術在國際上也尚處在各項早期臨床探索中。這意味著,他所做的前沿探索不可避免會有失敗的風險。
李勇傑坦承,自己固然“愛惜羽毛”,但要做一個好的腦外科醫生,“短期看智力,中期看能力,長期看擔當”。為此,他立下一條做手術的規矩:“最難、最新、最有風險的手術,我來做!”
一次,李勇傑遇到了一位病情特別複雜的癲癇患者小意。她在外地手術失敗後,被一位醫學前輩介紹過來就醫。但經過一次無可挑剔的開顱手術後,她的病情居然又復發了。這意味著,之前對病灶的判斷很可能是錯的。
等李勇傑被同事喊到病房時,看到的是這樣一幕情形:患者母親坐在窗臺上,萬念俱灰。基於細緻的觀察後,李勇傑果斷第二次開顱檢查,確認真正的病灶竟在腦的頂葉區,距離大腦運動皮層不到2釐米。
第三次開顱手術做不做?誰來做?李勇傑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手術臺前,他小心翼翼切除了指甲蓋那麼大的病灶細胞,避開了凶險的運動皮層傷害。
“病人才16歲,如果因為手術而癱了,年輕醫生很可能無法承擔這種巨大的心理負擔,那就我來吧。”他微笑著回憶,仿佛那些驚心動魄的“生死時刻”一如平常。
一直追隨他的魯曉利醫生評價他“不怒自威”——“當他在的時候,所有人都發自內心地依靠他,這就是李教授的人格魅力”。
他待人以誠。
“要麼不看,只要我接了,就一定要對病人負責到底。”李勇傑説,“一定是敢於擔當的人進步快,一定是怕出事的人進步慢,最後比的是擔當。”
“李老師常對我們説,成為一名好醫生,做人是第一位的。能夠醫治的疾病,治療要認真精準,疑難病例要討論出最佳的治療方案,暫時沒有方法治療的疾病,要讓患者和家屬正確認識,積極面對疾病。‘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李勇傑的學生周長帥曾在一篇名為《大醫生的小故事》文章中,引用這句話描述自己的導師。
診治來自世界各地的患者10多萬人、手術治療1萬多例……20年如白駒過隙,李勇傑實現了自己歸國的抱負:面向全國醫院的16期“宣武講習班”,培養出一支高水準的功能神經外科“國家隊”,培訓了全國上千名醫生；“細胞刀”、腦深部電刺激、內鏡手術等前沿技術一一引入中國,可診療的病種已拓展到30多種。
“我本身就是強迫症、完美主義者。”李勇傑説,“科研是一種精神、態度和方法,要把科研當工作,把工作當科研,就是要弄明白、搞清楚,把科研精神貫穿工作之中,不斷擴大技術的適應範圍。”
有人問李勇傑:“你不怕教會徒弟,餓死師傅?”他哈哈大笑:“我有那麼多新技術、新領域要去學,哪有時間想這些?”
帕金森病、原發性障礙、肌張力障礙、抽動症、不隨意運動、腦癱、肌強直等運動障礙病,多種癲癇類疾病,中樞性疼痛、周圍神經損傷性疼痛、癌痛、內臟痛、軟組織疼痛、腰腿痛、頸肩痛等慢性疼痛,腰椎間盤突出症、頸椎間盤突出症等神經脊柱類疾病……《功能神經外科學》記載的30多種疾病,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的專家們都治過或做過手術。
“在功能神經外科領域,治療病種像我們這麼全的平臺,全世界都找不到。”李勇傑語氣和緩,卻透著自信和驕傲,“20年,我搭起來一個學科發展的平臺,帶出了一支隊伍。就算我退休了,這個學科也會繼續發展下去。”
功能神經研究所會議室裏,墻上有序懸挂著一幅幅相框,而且一個比一個長——因為這是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大合影。
“在李所長帶領下,我們的合影堅持了20年。我們是一個大家庭,隊伍越來越大,所以合影照片越來越長。”魯曉利説。
回首改革開放40年,李勇傑感慨萬千:“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知識、科學、技術發展最好最快的時期。從一個懵懂少年到醫學專家、學科帶頭人,從一個懷揣夢想的創業者到理想的落地和生根開花結果,我的成長、收穫,都拜時代所賜。”
“從癡人説夢到夢想成真,我多像那個奔跑在美麗海灘上的孩子,在被浪花簇擁到沙灘上的海貨中,我欣喜地撿到了幾枚色彩繽紛的貝殼……而環顧四週,這樣的孩子還真多!”
10年前,李勇傑有感而發寫下的這段話,今天看來,意味深長。
永遠在路上:
“不安分”的科學家
20年磨一劍。
李勇傑率領的100多人的團隊,已成為功能神經外科領域全世界都響噹噹的“中國隊”,躋身國際“第一方陣”——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早在1999年就被國際機構授予“卓越成就臨床中心”稱號,成為亞洲唯一獲得這一殊榮的臨床機構。
他還有什麼追求?
“我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天生就喜歡做點新的、不一樣的事情。”他臉上露出幾分孩童般的神氣,“我希望被大家認可為一名科學家型的醫生。”
事實上,當科學家是李勇傑從小的夢想,學醫倒是偶然。
20世紀60年代,他出生在山西省大同市的一個普通家庭。在那個“運動接運動”的特殊歲月,由於家庭出身“富農”,童年的李勇傑是一個“沉默、膽怯”的小孩,“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老成和孤獨”。
但在他看似“少年老成”的外表之下,藏著一個有趣、充滿好奇心的靈魂。他從小熱愛自然科學,6歲時突發奇想,要用水流和水車製作“永動機”；唐山大地震後,他用漆包線吊著小錘,穿過圓環,只要一搖晃便會觸發電鈴響聲大作,他對這個自製的“地震儀”十分得意；15歲時,爬上屋頂裝天線,自製的“礦石收音機”居然收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聲音……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進入重教育、重知識的“科學的春天”。
“恢復高考,使得社會階層重新恢復了流動的生機。”1979年,已獲山西省物理競賽一等獎的李勇傑放棄免試上本省大學的機會,選擇參加高考,並且考進全省前20名,母親那句“咱家能出一個醫生就好了,你就學醫吧”,讓孝順的他從此和醫學相伴至今。
1991年,從山西醫科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已在《腦研究》雜誌發表兩篇英文論文的李勇傑,看到了國內外尖端技術水準的巨大差距。強烈的求知欲讓他“孤注一擲”,不惜賣掉了剛分配的住房,出國留學。
“我的成長、收穫都拜時代所賜,如果沒有趕上改革開放40年的黃金時期,我可能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他説,“因此我堅信,我這顆種子只有落在祖國的土地上,才是歸宿,才能得到最蓬勃的生長。”
“改革所開啟的機遇之門越來越大,個人得以主宰自己命運的幾率也越來越高。”選擇歸國的李勇傑,確實獲得了“最蓬勃的生長”——在他帶領下,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不斷追蹤世界領域在功能性腦病方面的最新動態,改良技術方法,提升治療水準,拓展治療範疇。
1999年3月,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應用丘腦底核毀損技術治療帕金森病獲得成功,同年又開展腦深部電刺激技術(腦起搏器治療術)治療帕金森病。
1999年5月,首例治療全身性扭轉痙攣的手術獲得了成功。
1999年下半年,首例治療痙攣性斜頸、舞蹈症以及抽動穢語綜合症等疾病的手術相繼獲得了成功。
進入新世紀,在創造性地把手術的治療範圍拓展到其他運動障礙性疾病之後,他的團隊又開始關注手術治療癲癇和疼痛領域的工作……
“勇傑這一團隊始終領跑著中國功能神經外科向前發展,從治療帕金森到癲癇,再到疼痛……”山西醫科大學劉玉璽教授説。
過去3年,北京功能神外研究所年平均手術量在1600台以上,一支各有所長、朝氣蓬勃的隊伍也成長起來——
張國君和遇濤專注頑固性癲癇的致癇灶定位和顯微手術治療；胡永生專長于慢性疼痛的手術治療和神經調控；朱宏偉擅長神經脊柱和顱神經病；李建宇有20年的運動障礙病手術治療經驗……
2017年9月,功能神經外科華夏會議在京召開,20余位世界頂尖學者以及國內百餘位知名專家如約而至。
李勇傑在大會發言仲介紹了研究所過去20年完成的世界最大宗運動障礙病手術病例總結:共完成手術治療6467例,此外還發現男性患帕金森病的風險是女性的1.46倍,整體運動障礙病是1.45倍；發病年齡上,半數的帕金森病患者在53歲前發病,半數患者在61歲之前接受手術治療。
李勇傑回國頭10年,致力於把帕金森和癲癇的診療提高到國際水準,然後他又轉而關注慢性疼痛的治療。
“疼痛裏最多見、危害最大的是椎間盤突出,我現在的聚焦點是如何做得更細緻、更微創,與國際理念和模式接軌。”他説。
探索,一直在路上——
“科學,解決‘天’的問題；技術,解決‘地’的問題。我仍然看好外科手段對重度抑鬱症等情感障礙的治療前景,希望找到那把鑰匙,打開天地連接之門。”他説。
李勇傑是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多次為醫療體制改革鼓與呼,他也身體力行:2014年,推動社會資本創辦北京西典門診部,讓先進國家專科專病醫療模式落地生根,探索分級診療的新路徑。
“醫改已進入深水區,不僅需要張弓搭箭者的技能‘底氣’,需要醫改相關者的責任感,更需要改革者的勇氣和擔當。醫療體制改革有風險,醫療體制不改革更有風險。帶著責任、勇氣和擔當上路,因為我們相信,歷經曲折甚至凶險,我們終將收穫榮耀。”李勇傑的話,説出了西典門診參與者的共同心聲。
“任何一個學科都有其科學性、系統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和發展期許……于我而言,功能神經外科領域20多年的學習、研究、實踐和教書育人的經歷,對其熱望更甚。”2018年,李勇傑帶領團隊將畢生所學和實踐彙編成一本150萬字的皇皇巨著《功能神經外科學》,“編著團隊秉持縱向的歷史梳理和橫向的全球視野並重,理論闡釋和臨床實踐相結合的理念,希望借此脈絡織就功能神經外科領域的全幅畫卷,希望其成為功能神經外科領域的經典之作”。
“患有神經系統功能性疾病的患者佔總人口的10%以上,需要介入性治療者達數千萬,而能夠通過外科手術獲益的對象保守估計也有500萬之多,這個數字大約是腦腫瘤患者的10倍。如此巨大的醫療服務需求不容忽視,歷史性的學科發展機遇更不容錯過。”他在前言中呼籲。
2017年10月,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朱宏偉、張佳星參加了一個重要的國際神經外科界學術會議,發現這個大會“無論講座內容還是前沿領域展示,功能和神經脊柱佔比將近一半,大家都在立體定向、導航、人工智慧等方面下功夫……”
“這個大會真正展示了神經外科未來的發展方向,從中能看到我們的不足,也看到我們的地位。值得自豪的是,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的許多工作走在世界前沿,相信在新的領域我們也會緊跟國際步伐,在神經脊柱專業做出自己的特色。”張佳星説。
面對成績,李勇傑異常清醒。
“我們讓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在中國落地生根、結出果實,在臨床上甚至和國際同行並跑了。這裡面當然有創新,但是腦深部電刺激技術是國外發明的,我們現在還缺少真正的原創性的發明創造。我們需要開創新領域、發明新設備,從創意、研發、市場開拓到資源整合方面入手,建立完整的科學研究與産業發展的鏈條。”李勇傑説,“從量變到質變,這種可能性現在大大增加了。”
李勇傑透露,他的團隊正在醞釀進行無創手術,“這是外科手術和治療的下一步,將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點,我看好它。”
《功能神經外科學》付梓之際,正是阿爾法圍棋戰勝人類圍棋頂尖高手的時候。
“大腦有600億到700億個腦細胞,如果把它們看成一個個星球,那麼大腦就如同宇宙般無窮。”看好腦機介面的李勇傑興奮地説,如果我們能與工程師聯手,可能會連接人類想像力與行動力,“那將開闢功能神經外科全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