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西方傳播權力轉移的背後
通過各種手段干涉他國內政，是西方國家樂此不疲的事，其中最常用也最實用的方法就是高舉所謂“新聞自由”的大旗搞輿論滲透。西方媒體常常自覺與政府默契配合，在一些敏感議題上捕風捉影、興風作浪，試圖煽動他國社會內亂。但最近美國的一些舉動卻耐人尋味。美國“通俄門”事件仍在調查中，對媒體的整治卻已痛下殺手：一方面，指責俄羅斯國有媒體“今日俄羅斯”（RT）以“假消息”形式秘密干擾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為此強迫RT美國頻道在當地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另一方面，呵斥以臉書、推特和谷歌為首的美國網際網路公司淪為境外勢力滲透美國乃至干涉美國內政的工具，國會議員對這三家公司的負責人進行了嚴厲質詢。這不禁讓人對以所謂“新聞自由”為核心理念的西方新聞理論進一步産生懷疑，從中也感受到傳播權力轉移背後的西方恐懼。
扯下面具：“新聞自由”已無暇顧及
從“顏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美國借“新聞自由”之名，在操控輿論、干涉他國大選問題上從來都不會手軟。例如，在2009年伊朗大選引發的混亂中，美國國務院官員發電郵給推特，肯定其在伊朗政治動蕩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建議”推特延遲原定的系統維護時間，以免影響街頭的抗議者們相互聯絡。推特公司按要求作出相應調整，儘管事後否認是出於官方授意。2017年底，伊朗爆發反政府抗議行動，西方情報機構故伎重演，在社交媒體上偽造木偶賬戶，散佈虛假資訊。
如今，當美國自己面臨來自社交媒體的反噬、遭遇“假新聞”衝擊時，立刻擺出堅壁清野的架勢，甚至還控訴別國干涉其內政。英國《金融時報》也刊文嘲諷臉書，指其已淪為一台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廣告機器，被俄羅斯用以影響美國大選。
面對外來的滲透和干預，當非西方國家保持警惕、發出警示的時候，西方政客和媒體就高高舉起“新聞自由”的大旗，宣稱媒體應該遵循新聞專業主義、摒棄國家利益標準，政府任何試圖管控媒體的行為都是無恥的、不可容忍的；當非西方國家採取行動打擊境外勢力輿論滲透時，他們又抹黑這種做法是“民族主義”的“病態幻覺”，是在打壓“民主自由”。現在，面對同樣的問題，當美國自己出手管控媒體時，一切又都是合理的。美國玩這種“雙重標準”不奇怪，美國三大網路巨頭在政客面前俯首帖耳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一向以“新聞自由”旗手自居的美國，為什麼這次連戴上“新聞自由”的面具做做樣子都無暇顧及，而是直接赤膊上陣，拿俄羅斯媒體以及自己的網路媒體開刀？西方國家一直標榜的“新聞自由”正面臨來自實踐的質疑。
權力轉移：資本壟斷話語權正遭遇挑戰
在涉及言論自由和媒體管控問題時，西方國家總是會祭出“新聞自由”的大殺器來佔據“道義制高點”。這一次，美國寧願自扇耳光也要痛下殺手，除了其國內政治博弈等因素，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方傳播權力已經發生深刻轉移。
傳統媒體時代，自由競爭的市場法則使西方新聞業不可避免地走向壟斷，西方標榜的所謂“獨立媒體”，其實越來越掌控在極少數人手裏。《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被視為全球最有權勢的媒體，在世界新聞業界可謂舉足輕重，在國際傳播領域可以呼風喚雨。但是，站在它們背後的卻是幾個不為公眾熟知的家族和巨富。資本家為了保護手中的資本、獲取更多的利潤，必然要運用資本賦予的傳播權力，在輿論上自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搞清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這三者的關係，就能發現西方國家輿論調控的內在動力和實施路徑。
正因如此，在傳統媒體時代，美國根本不必擔心輿論會失控，因為“華爾街”掌控著這個國家，同樣也掌控著媒體。媒體與其説是國家利益的“看門狗”，毋寧説是資本的“守夜人”。當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和“民主之春”運動直指金錢政治時，美國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對此充耳不聞、視若無睹。這足以説明問題。
但是，數字化傳播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話語壟斷，也在輿論領域打破了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三者之間的權力閉環。大眾傳播史表明，每一次傳播手段的變革，都會改變人們資訊消費的方式、內容和感受，也會對輿論傳播産生重大影響。借助數字化傳播手段，人們超越了傳統媒體時代的時空界限，也打破了資本對傳播權力的壟斷。通過各類數字化傳播媒介，每個人都可以在短時間內用較小的成本製造輿論熱點。這種傳播權力的轉移，是一個革命性變化。
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輿論生成和傳播的原生態勢，也迫使原有的輿論調控方式必須隨之更新。傳統媒體的資訊傳播具有受控、單向等特點，數字化傳播則在這些方面都有了顛覆性突破。這使得許多對傳統媒體行之有效的管控方法，在面對數字媒體時顯得捉襟見肘。即便強勢如美國，也不得不就此作出調整。隨著傳播權力的轉移，資本家和媒體精英已經不能完全掌控所有的輿論空間和話語權，草根和“外部勢力”居然也能瞅準空子“乘虛而入”了，美國因此開始著急。這是一個原因。
還要看到，在過去，由於地理和技術上的屏障作用以及傳統媒體“把關人”的存在，惡意的政治資訊“入侵”是有難度的。但是，數字化虛擬空間的出現衝擊了傳統的國家安全疆界，擊碎了諸多物理層面的區隔，使輿論滲透更為便利。一些佔據傳播優勢的西方國家或組織，可以通過數字通道傳播其價值觀，甚至肆意詆毀、攻擊他國政治制度，達到干涉他國內政的目的。儘管在傳統媒體時代他們就已經這麼幹了，但是現在更加便捷、更有效力。這當中，美國無疑處於強勢地位。
不過，這樣的便利是一把“雙刃劍”，別人在你面前門戶大開的時候，你也一樣面臨被別人“反噬”的風險。以全球用戶為基礎的社交媒體，讓歐美精英們越來越感到難以控制和主導。臉書2017年第四季度日活躍用戶達到14億，月活躍用戶更是高達21.3億。這樣一種量級，遠非傳統媒體可比。更為重要的是，臉書平臺上美國用戶大約為2.4億，整體佔比只有11%。也就是説，將近90%的用戶來自美國之外。美國能不著急？
前不久美國媒體曝出，5000萬美國臉書用戶資訊被英國“康橋分析”公司獲取，用以建立分析模型，精確向用戶推送“定制資訊”甚至是假資訊，從而幫助特朗普贏得2016年美國大選。5000萬人接近臉書美國活躍用戶總數的1/3、美國選民總人數的1/4。從歐盟和美國官方的反應來看，較之用戶資訊洩露，如此眾多的社交媒體用戶在不知不覺中因政治目的被實施了技術操控，才是更為恐怖的事情。儘管臉書CEO扎克伯格已經為此公開道歉，但是大家都明白，不論是歐美官方，還是臉書公司，都沒有駕馭社交媒體的能力和自信。傳播權力轉移，帶來的是政治上的焦慮與恐懼。所以，美國這次無暇顧及“新聞自由”的面具，以本國建制派認定的國家利益為尺規，斬釘截鐵地對媒體痛下殺手。
深層問題：西方“普世價值”的隕落
在西方社會，“新聞自由”被宣稱為“普遍的”“全民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天賦人權”。“新聞自由”思想的流佈與實踐，在歐美國家資産階級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資産階級革命任務的完成，“新聞自由”在西方社會不斷嬗變。西方媒體自詡為“第四力量”，自認為是傳播真相、維護公正的“無冕之王”，但是實踐卻不斷消解這樣的道義存在感。“新聞自由”一方面繼續在“普世價值”的名義下被大力鼓吹，成為西方社會在價值領域自我標榜的一塊“金字招牌”；另一方面則被資本與權力綁架、濫用，成為它們對內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對外進行“民主干預”的幌子。
維基解密、“棱鏡門”這些事件幾乎把美國“新聞自由”的遮羞布撕得粉碎，但是沒有看出美國為此羞愧。現在出現了所謂的“通俄門”，美國政客和媒體紛紛群起揭批，似乎這種事情只有俄羅斯才會幹，歐美國家儼然從未幹過。更為惡劣的潛在邏輯是，這種事情只能是歐美國家對其他國家幹，其他國家除了逆來順受，不應也不能做出任何回擊。
這暴露出另一個深層次問題：從過去在道義層面頤指氣使，到現在拉下臉來赤膊上陣，西方國家正在經歷著什麼？
長久以來，西方國家一直以民主鬥士、自由勇士、人權衛士自居，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西方引以為傲的價值觀進行了大量脫離現實、超越實際的宣示和輸出。舉凡“民主”，就必須是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否則就是偽民主，不管你的民主模式是否符合國情、是否更有效率、是否更能代表民意；舉凡“新聞自由”，就必須是“私人辦報”“獨立媒體”，否則就是宣傳機器，就是罔顧民意；甚至言及人權，也抱著“何不食肉糜”的高傲姿態，質問那些民不聊生、生存權堪憂的國家，為什麼不保證國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更有甚者，直接打著“人權高於主權”的幌子入侵他國。
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西方的“民主攻勢”進行得順風順水，沒有遇到什麼麻煩和挑戰。這一方面是因為，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價值觀在抽象層面反映了人類文明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西方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更多利益，奠定了繁榮基礎。那麼，到底是民主、自由、人權推動了西方社會的繁榮，還是西方社會的繁榮為其民主、自由、人權提供了物質前提？實踐給了人們越來越多的思考和答案。今天，人們已經發現，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並不能帶來社會的繁榮，西方社會的繁榮也不是依靠其民主、自由、人權，而是依靠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依靠對其他國家的剝奪。
當前，政治極化導致治理困境，兩黨惡鬥頻現財政懸崖，老牌政黨組閣艱難，民粹主義氾濫，極右政黨坐大，分裂主義抬頭……西方國家正面臨的一系列挑戰，使其在抽象層面討論民主、自由、人權時的傲慢，被現實衝擊得越來越沒有底氣。其根本原因在於，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深刻變化，逐漸削弱了西方國家用過去那種巧取豪奪的方式支付其民主制度成本的能力。
作為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國正在一次次展示“唯我獨尊”“舍我其誰”的自私與霸道。特朗普上臺以來，先後宣佈退出TPP、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些舉動引發了包括其傳統盟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不滿，也在很大程度上損耗著美國的軟實力。總體而言，西方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等傳統觀念上越來越進退失據，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説，不再有能力像過去那樣把“雙重標準”包裝得富麗堂皇，於是索性撕破臉皮。這應該是美國一連串舉動的根本原因。
（趙 強作者為環球時報社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