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姿勢！扎克伯格“至暗時刻”洩露大數據“天機”
當地時間4月10日，臉書（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 扎克伯格首次現身美國國會聽證會，圍繞臉書8700萬用戶數據外泄一事回答參議院司法和商務委員會提出的數百個問題。
“我們未能全面審視我們的責任，這是個大錯誤，是我的錯，對不起，我創辦了臉書，我運營它，我為發生的事負責。”臉書（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 扎克伯格説。
此前，多家英美媒體報道稱，名為“康橋分析公司”的數據分析公司2016年6月起受雇于特朗普的總統競選團隊，獲取了數千萬臉書用戶的數據，隨後分析數據、建立模型，試圖利用大數據技術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事件曝光以來，扎克伯格通過不同途徑承諾今後要更加盡責保護用戶數據。
少年得志的扎克伯格，正在遭遇事業發展中的“至暗時刻”，繼而構成資訊時代大眾隱憂的一個縮影。分析人士指出，數據不僅影響政治，數據本身就是政治。臉書數據洩露事件反映了政府資訊優勢持續衰退、企業數據資源迅速膨脹背景下，企業被動捲入或主動參與政治並被政治反噬的邏輯。
政府資訊優勢弱化傳統上，政府擁有獨一無二的資訊優勢。政府依靠巨量人力物力投入，建立自下而上的等級制資訊傳輸體系，例如古代中國皇帝不僅通過龐大官僚系統了解國家運轉情況，還借助密折、專奏等特殊渠道了解局部資訊。
相比之下，普通個體則缺乏高效穩定的資訊來源。這主要是因為資訊技術落後的情況下，要克服空間障礙需投入大量資源，而普通人的有限財力根本無法支撐這種開支。
商業資訊網路是一個例外，因為對商業活動而言，資訊投入與利潤回報可以形成正迴圈。這使商業資訊網路成為傳統社會少有的跨區域、可持續資訊網路。不過商人群體只是社會的極小部分，因而總體上看，作為社會主體的普通人，雖數量眾多卻極為分散，每個人只能獲得有限的直接資訊和碎片化、低品質的二手資訊。
由此形成了政府與民間的資訊鴻溝：政府成為資訊樞紐，個體居民則是資訊孤島。政府對民間的資訊優勢是維繫國家治理能力的基礎。
隨著資訊時代的發展，相關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資訊技術進步的最大成果是網際網路。基於網際網路的資訊傳播具有兩大特徵：一是高效率，讓資訊廉價、高效傳輸，資訊孤島融合為資訊海洋，人們不論貧富都被裹挾著進入了網際網路資訊時代；二是“去中心化”，網際網路本身的“去中心化”，決定了網際網路的資訊生産、傳輸、集散也都“去中心化”，誰都很難絕對壟斷資訊。
網際網路的高效率增強了政府與民間獲取資訊的能力，但與此同時，“去中心化”也削弱了政府的資訊優勢。人們對網際網路的高度依賴，支撐網際網路企業迅速崛起。網際網路企業在為消費者提供服務時，需要獲得用戶數據，而所得數據又有助於改進服務、增加利潤。
商業邏輯驅動下的數據收集具有持續性強、更新快、真實性高、維度多元等優勢。相比之下，政府強制性資訊收集則存在間隔長、更新慢、種類單調等問題。
“去中心化”的實質是“權威多元化”。數據資源此消彼長，導致治理能力從政府向企業擴散。治理能力不等於權力，卻很容易被權力利用或轉化為權力。數據政治化是必然結果。
據此，導致臉書數據洩露事件出現的直接原因，是數據管理漏洞，而大數據天然的“政治屬性”則是根本原因。數據所蘊含的政治價值，決定了政治力量不會任其閒置於商業領域。
有分析甚至直言，坐擁海量數據的網際網路企業，捲入政治是遲早的事，區別僅在於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捲入。
數據政治化的挑戰臉書數據洩露事件堪稱數據政治化的標誌性事件。眼下，數據政治化對世界的衝擊和塑造才剛剛開始，與此相伴而來的是對數據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更高要求。
一方面，數據的多重屬性增大數據治理的複雜性。網際網路數據來自用戶，由企業存儲和使用，影響市場競爭和國家治理，這意味著它至少具有私人、商業、政治三重屬性。數據治理因而必須兼顧保護隱私、提高效率、維護公共安全三項要求。
而這三者有時又相互衝突，例如用戶經常需要在保留隱私與獲取便捷服務之間做出取捨；商業邏輯要求跨境數據流動，而國家主權邏輯要求數據本地化，這兩者往往難以妥協。
另一方面，大數據時代，企業越來越多地牽涉政治安全，對現有治理模式提出挑戰。在網際網路時代，大數據企業越來越多，傳統行業轉型升級也向大數據靠攏。在大眾政治日益主流化的今天，數據越微觀、越“接地氣”，其政治屬性就越強，大數據驅動下的企業“政治化”便成了大勢所趨。
由此，市場治理模式如何轉型、國家治理如何兼顧經濟效率和政治安全，成為亟待解答的難題。
簡言之，數據政治化是必然趨勢，大數據企業即使沒有政治野心，也幾乎無法避開政治漩渦。“臉書事件”的意義在於，它讓猜測變成現實，人們真切地感受到商業數據所蘊藏的巨大政治能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可以預見，在西方既有政治規則下，大數據企業捲入政治運作的事件還會重現，並且有可能從被動捲入轉向主動參與。“臉書事件”背後的數據政治化，將是未來全球治理繞不開的議題。（作者：白聯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