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新“中國威脅論”背後，中外自信心“此漲比消”
【環球時報記者 胡錦洋】編者按：去年10月15日，當法國第二大報《世界報》在頭版印出超大漢字“中國，強國崛起”時，很多人震驚了。緊接著進入11月，先是德國《明鏡週刊》用中文拼音“xing lai!”(醒來)作為封面標題，後有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以中英文寫著“中國贏了”(右圖)。儘管相關文章對中國的偏見依舊，其出奇一致的畫風卻顯示：中國崛起已成為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這個現實意味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同時意味著不少西方人士感到不適。因此，當澳大利亞指責中國“滲透”時，美歐一些國家隨之起舞;當一家美國智庫針對性地創造出“銳實力”這個新名詞時，西方媒體不約而同地跟進。“軟實力”變成“銳實力”，中國經濟“獨善其身”，中資並購值得警惕，“中國模式”挑戰普世價值……凡此種種，在他們的筆觸下，崛起的中國正對這個世界構成各種威脅。西方何以颳起這股“中國威脅論”風潮？與以往的“中國威脅論”有何本質區別？《環球時報》將連續兩期刊發文章進行全面解讀。本文為上篇——專訪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中國威脅論”何時消失？至少要到中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時
環球時報：去年底，位於華盛頓的智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創造了“銳實力”這個新名詞，近來這個詞在西方媒體上很流行。您對“銳實力”持什麼看法？這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嗎？
閻學通：大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世界政治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權力逐漸縮小的國家對崛起國的恐懼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威脅論”最早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初，第一個事件是以購買力平價為標準，我國的GDP被擴大四倍，引起一些國家對中國強大的恐懼。“中國威脅論”已經存在20多年，這應該不是新現象。“銳實力”的説法，不過是對我國政治影響力上升的恐懼。我以為，“中國威脅論”將會伴隨我國崛起的全過程，只有到了中國實力大規模超越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時，才有消失的可能性。
西方媒體認為我國的軟實力“銳利”，我思考的是這種銳利是軟中有銳還是內軟外銳。如果是軟中有銳，則説明這種軟實力非常有效，即讓受力者感覺不到刺痛就接受了影響;而如果是內軟外銳，則説明這種軟實力效力很低，即讓受力者感到刺痛而拒絕被影響。
環球時報：以往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指什麼？出現的背景是什麼？
閻學通：這次“銳實力”的提法的確與以前所有“中國威脅論”不同，其區別的核心是擔心的內容不同。上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擔心中國的廉價産品佔領他們的市場，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擔心我國經濟實力超越主要發達國家，2012年開始擔心我國軍事實力快速提升，去年以來擔心我國思想觀念對世界的影響。
對我國思想觀念恐懼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縮小，但這個恐懼在2017年凸顯出來，有兩個直接原因。第一個是自由主義的衰落。由於特朗普的政策是以反建制主義思想為基礎，美國政府不願再繼續承擔世界領導責任，不繼續當西方自由主義的領頭羊，因此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媒體擔心非自由主義的思想成為世界主流價值觀。而中國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在幾年內崛起為超級大國的國家，因此他們擔心中國的價值觀會加快自由主義失去世界主導地位的速度。第二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這被西方媒體説成是要向世界輸出模式。
從擔憂“經濟”到恐懼“思想”，西方知識分子“痛心疾首”
環球時報：除了擔心中國思想和價值觀的影響，“中國經濟威脅論”也越來越突出——海外投資並購引發安全憂慮的案例很多，甚至中企在大數據、智慧手機、電子支付方面的優勢和創新也被渲染，並出現“中國獨善其身”的論調。這種“中國威脅論”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閻學通：如果説有“經濟威脅論”，這種觀點屬於最早的“中國威脅論”，也就是説，從有“中國威脅論”開始，就講中國從經濟上威脅他國。區別在於，不同時期所談的中國經濟威脅內容不同，早期是低附加值商品，現在是高技術産品和金融。今後，如果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到世界領先地位，就可能出現“數字經濟威脅論”。
環球時報：“破壞規則”一直是西方對中國的指責論調，其實中國正越來越成為國際秩序的重要維護者。但即便美國再任性，西方還是更擔心中國，為什麼？
閻學通：在特朗普執政之前，西方輿論在國際規則問題上的確是主要指責中國。特朗普上臺後，有了變化，如果説它們對美國的指責還沒有超過對中國的指責，至少是差不多的，特別是在自由貿易原則問題上，批評美國的輿論要超過對中國的批評。
在改變國際秩序的問題上，西方輿論認為中美兩國都是修正主義國家，即都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改變者。國際秩序有三個層次，和平秩序、權力秩序、規範秩序。西方輿論認為，在和平秩序上，中美兩國都沒有發動戰爭的意願，同時兩國都不願為維護和平秩序承擔超越自己能力的責任。例如，中美都不願出兵去解決中東國家的內戰問題。在權力秩序上，中國是要改變發達國家權力大於發展中國家的現狀，美國是只想維護自己的權力而不願為維護其盟友的權力負責任。規範秩序的情況比較複雜，經濟規範上中國是秩序維護者，美國是修改者;在安全規範上，中美都是維護者;在政治規範上，美國是維護者，中國是改變者。
我們應該看到，“銳實力”説法的出現，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在擴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美國一些知識分子痛心疾首的心態，他們對特朗普政府是不滿意的。當然他們的結論“中國銳實力最終不會成功”是他們對未來的期盼，這需要時間來證明。
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引發“中國滲透論”，連推廣中國語言文化的孔子學院也頻遭指責。
中國知道，“任何國家輸出意識形態都會引起他國恐懼”
環球時報：與前些年相比，對“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的談論少了，但西方對“中國方案”或所謂“中國模式”輸出的擔憂與日俱增，您覺得中國在輸出嗎？
閻學通：我們在世界政黨對話會上提出“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這表明，我國政府清醒地知道，任何國家輸出意識形態都會引起他國恐懼，都必然加劇國際衝突。
有人擔心中美戰略競爭引發冷戰，擔心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質利益競爭，而是意識形態競爭。也就是説，如果美蘇不進行意識形態的競爭，二戰後有可能形成的就不是冷戰。一般來講，意識形態競爭的零和性遠大於物質利益的競爭。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崛起國，我們有責任避免意識形態激化國際競爭。
我認為孔子的“來而不拒，不往教之”原則，有助於在擴大我國政治影響的同時避免意識形態衝突激化。孔子堅持學生要到老師處學習而老師不能去學生處講授的原則，我認為這個原則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保證學生是自願來學習的，從而可保持學習的積極性;二是保持了老師的尊嚴，避免追求私利之嫌。如果將這個原則用於指導我國擴大國際影響的政策，我們應以是否肯自費來華作為判斷是否值得向其介紹我國模式的標準。對非自願者，不值得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還可避免輸出模式之嫌。
也就是説，思想領域的影響力不取決於推廣力度大小，其産生的影響是成功帶來的，尤其是國內建設的成功。這種成功恰恰證明一國的思想、道路是對的。對外部是否具有足夠的吸引力讓他國來效倣，主要看一國是否成功。如果一國獲得了成功，而且他國覺得可以借鑒，就自動會産生吸引力。一旦外國組織人來學習一國的經驗，這就是該國的軟實力。軟實力是一種客觀力量，不取決於他國承認與否。
不僅美國，“許多國家與中國比都自信心下降”
環球時報：對中國的影響力，包括一些重要合作倡議，國際上有不同反應，不少國家歡迎，也有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感到不適。有人説，西方越來越不自信了，是這樣嗎？
閻學通：對我國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有的國家支援，有的國家反對，這是非常符合規律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有人反對，而在於反對者多還是支援者多，是代表了多數國家的利益還是少數國家的利益。對於國際社會的支援和反對，我們都需要做具體分析。
自信源自成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能較快擺脫危機的國家自信就上升，不能擺脫危機的國家自信就下降。發達國家的情況並不一樣，例如，德國的自信心是上升趨勢，英國和法國的自信心是下降趨勢。不僅發達國家的情況不一樣，發展中國家也不一樣。例如，印度的自信心上升，巴西的自信心下降。和中國相比，美國的自信心的確在下降，但這不是美國一家的問題，許多國家與中國比都自信心下降。
環球時報：從舊“中國威脅論”到新“中國威脅論”，背後的動力是什麼？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根本改變嗎？
閻學通：從國際關係原理的角度講，崛起過程伴隨威脅論是符合規律的，其原理是實力小于其權力的國家要盡力維護自己的影響力。“世界根本變化”是一個很重的判斷。從人類5000年的文明歷史講，現在的世界變化還談不上重大，人類經歷了很多重大戰爭，國家從城邦到民族國家的多次轉型，工業革命對人類的改變，以這些歷史變化為標準，當前的世界變化還達不到重大等級。如果從近100年的世界史看，目前的變化顯然超不過二戰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能否超過冷戰結束的影響也還需要觀察。在我有限的人生裏，還沒有什麼變化超過蘇聯解體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總體而言，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中國是有利的。我們當前需要做的是，利用有利的變化，但要防止被美國退出國際領導地位的“黑洞”吸入。這個黑洞裏是桃花源還是沼澤地目前還看不清楚。在缺乏了解的情況下，恐怕還是敬而遠之為上。具體而言，對外戰略宜側重塑造周邊，即家門口，這是我們了解和認識相對充分的地區，也是我們能力所及的地區。
隨著中國在海外經濟利益和百姓在海外財産利益的快速拓展，我國安全保護能力顯得提速太慢，跟不上海外安全利益需求增加的速度。故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實力建設，特別是國防實力建設。保持實力增長和利益拓展速度相一致對於崛起成功很重要，拓展政治影響力也要與實力相一致。中國古話講，欲速則不達，這還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