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年拍攝火車上的旅途百態 數10萬張照片記錄鐵路變遷

　　央廣網北京2月1日消息(記者陳銳海)今天是2018年鐵路春運的第一天。在接下來為期40天中,全國預計將有29.8億人次的乘客身背行囊,手拉行李,或返鄉過年,或外出旅行......這些身份各異、去處不同的遊子踏上同一趟列車,組成一個“流動的社會”,上演著各種各樣的故事。

　　攝影師王福春手中的相機要捕捉的就是這些旅途百態。過去的40年間,他跑遍全國鐵路線,在火車上用光影記錄下改革開放這趟時代列車上發生的點滴變化。

　　1978年,哈爾濱三棵樹火車站

　　記錄改革開放40年的影集

　　都是黑白的照片,看起來充滿年代感。

　　這張,時間推到1995年,車廂裏列車員高舉一塊牌子走在過道,上頭印有“放像車廂”幾個字,身後是一台電視機。當時還未普及的電視,第一次出現在牡丹江開往長汀的列車上。

　　從1977年到2017年,40年來火車上的這些瞬間被王福春捕捉到相機裏,照片具體是幾十萬張,他也説不清楚。精選下來的部分,王福春按照時間順序分成一個個文件夾,配上圖説成了影集——《火車上的中國人》。每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所在車次,他都能隨口説出。

　　翻開影集,開啟的是一趟時間的旅途。可以看到從改革開放起航,途經當下新時代,列車由蒸汽機車、內燃機車變成電力機車,再到動車高鐵;車廂從以往的擁擠混亂到如今的寬敞整潔;人們的穿著也由千人一面的解放服、解放帽變成現下花樣百齣、無一重復的服飾。

　　與此同時,照片中形色各異的旅客構成一幅眾生相,描繪著火車上的冷暖人生。這邊買不到票的一家幾口擠在車門處,那邊三五個乘客圍坐一塊兒打牌。這頭一對躺在臥鋪上的情侶含情脈脈,那頭兩個正在爭吵的人怒目相視。

　　“車廂是一個濃縮的社會,也是一個臨時大家庭,我記錄的是生活的一個側面。”75歲的王福春感慨,“這些都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變化。”

　　1994年,哈爾濱火車站

　　“現在回家都舒舒服服的”

　　從他的照片可以看到中國鐵路春運40年間的變遷。

　　俯拍鏡頭中,站臺上擠滿衣著樸素、大包小包扛著行李的乘客,剛上車的人俯下身驅,使勁夠著底下遞上來的包裹。這是1994年的哈爾濱火車站,人們正上火車。

　　王福春記得八九十年代那會兒,每到年底火車站總是人山人海,列車一進站人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跳上車窗爬了進去。

　　“人太多了經常把車門卡住,壓根兒關不上,只能由後面的人給你踹進去,上車的人還會覺得我能回家過年了,特別高興”。在北京站做了33年客運工作的李春萍感同身受,當時她還是列車員,經常在哐當前行的列車上,看到人們摩肩接踵,有人沒地兒落腳,就爬到行李架上躺著。

　　李春萍記得1996年以前,北京站是北京僅有的一個火車站,一到春運“可以説都下不去腳”。候車室裏擠滿了人,壓根留不出縫。列車員每天上班都進不了候車室,只能從窗臺爬過去。

　　在不遠處的售票廳,買票的人也排起了長隊,經常有人等了一天還買不到票,大廳關門後一家子仍搬著板凳坐在門口,熬了一宿就為了隔天一早買到回家的車票,“很累,人擠人”。

　　李春萍早些年看到的這些景象,都留在王福春的照片裏。他發現,自從2011年鐵路網路售票上線以來,人們大多不再排隊買票了。據中國鐵路總公司統計,預計2018年春運網際網路售票佔總售票量比將超80%,網際網路購票中通過手機購票比例超80%。

　　1994年,瀋陽—大連

　　“現在回家都舒舒服服的”,李春萍説,自從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建成後,人都分流了出去,春運火車站不再擁擠,“回家也變快了”。以前她坐火車從北京到蘭州,往往要35個小時,現在這趟車中午11點開,第二天下午2點就能到,提速了8個小時。

　　王福春也感慨,中國鐵路的發展“真是快,這是最驕傲的,是中國的外交名片呀。”

　　截至2016年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數為12.4萬公里,居世界首位,其中高速鐵路2.2萬公里,佔世界高鐵運營總里程 60%以上,是世界上規模最大、運營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産權的高速鐵路網路。而近日印發的《鐵路“十三五”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3萬公里,較2016年底增8000公里。

　　“從中我看到人的變化”

　　“不光是鐵路,我們社會各行各業都在騰飛發展,但鐵路可以説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從中我看到了人的變化。”

　　李春萍記得80年代中期當列車員那段時間,火車上能看到的顏色大概只有兩種,服裝不是藍的就是綠的,“那會兒人很窮,也沒人敢穿個花的紅的”。當時物資匱乏,物流也不發達,年底回家旅客們大包小包提上車的,大多是烤鴨、果脯這些北京的特産。

　　三十多年過去了,她所在的車站,如今往來的乘客衣著五顏六色、花樣百齣。她看到提著年貨回家的人也變少了,“可能更多的是帶著錢回去吧。”

　　1995年,牡丹江—長汀

　　王福春的鏡頭中,乘客在車廂裏的活動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悄然變化。

　　原先乘客看雜誌打發時間,後來他發現有人將自己的錄音機放在車窗前,播放起鄧麗君的歌曲。時間再往後推,付費觀看的電視也短暫地出現過。千禧年之後,列車開始向乘客出租旅途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到如今人們自帶平板電腦。此外,還有自主選坐、微信支付、刷臉進站、智慧導航、網路訂餐等新事物。

　　“以前四面八方的乘客來了以後,坐了就問你是哪的?你是廣東的,他是東北的,不到一分鐘都成好朋友。中國人還有特點,有酒同喝,有茶同飲,所以這樣的話感情拉近了,打撲克、下象棋。來來,你過來過來,這很正常。”

　　“但現在臨座都不説話,問你哪的,也不回話,都千篇一律低頭玩手機。世界拉近了,人卻疏遠了。過去是什麼呢?距離很長,但感情很近。”他感慨,住了好幾年,自家的鄰居他都不認識,連他們家有幾口人自己都不知道,而以往街坊間,誰家做什麼菜都清清楚楚。

　　王福春一邊惋惜,一邊“很慶倖”留下這些,因為有的東西已經成了“歷史的痕跡”,再也見不到了。

　　“比如説火車上做廣播體操,現在完全沒有了。還有帶動物坐火車,改革開放以後,呼一下全上來了,一實行安檢又不行了。以前上了車佔了座就是誰的。旁邊擱一雙鞋、擱個帽子也就佔座,現在已經不允許了。”

　　1995年,武漢—南寧

　　40年的攝影看遍人生百態

　　40年的紀實攝影,還讓王福春看遍人生百態。

　　火車上有人剛剛出生,搭上這趟生命的列車,有人突發疾病,險些中斷人生路。有的乘人之危、偷雞摸狗,也有的見義勇為、樂善好施。有進城看病的,也有外出打工的......“什麼樣的人都有”。

　　他感受較深的,是1995年武漢開往南寧那趟列車上拍的照片。

　　七月盛夏,列車超員,他走到車門處,看到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光著上身滿身汗泥,倚在車門站著睡著了。她仰著頭張著嘴,看起來很累,又無處安身。當時王福春望著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鐘仍按不下快門,“我不能給她幫助,心裏十分難過和自責。”快門釋放的一瞬間,從小父母雙亡的他想起自己艱辛的童年,越發感到難受。

　　“攝影要有感情和良知,如果自己不被感動,那作品也不會感動別人。”這種同理心貫穿在王福春的作品中,他在介紹每一張照片背後的故事時,無論年代有多久遠,他都能清晰講出被拍攝者當時的處境,並詮釋出照片中寄託的寓意,讓人覺得照片的承載的東西更重了。

　　1995年,武漢——長沙

　　他的一幅作品入選2001年《中國故事:當代中國紀實攝影》。影片中,上身赤裸的男子躺在硬座靠背的頂部,腳彎曲地蹬著車廂墻壁,手緊緊抓住上頭的行李架。那是1995年盛夏,武漢到長沙的列車上,沒有座位的男子借此安身。

　　選集給了王福春和其他入選者如下的評語:“我們有理由向這些中國攝影家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那種切近生活的好奇和直面人生的勇氣,足以使我們處於一种經常的感動之中。他們見過人們那幸福的時刻,也見過人生的窘迫和苦難;他們感動於這個國家的日益強大和他的人民那種堅韌和執著,同時也看到過那些在黑暗之中發生的一切。”

　　記錄過太多艱辛的生活,他開始試圖去幫助需要的人。有時看到小孩餓了,他就跑去找車長,讓對方給做個荷包蛋飯或者麵包送過來。老太太沒有座,他就給讓開自己的。“我能做到的就儘量做,包括拍片也是,我看到以後,能做到什麼程度,就做到什麼程度。”

　　“這是不可複製的”

　　以往,王福春每年至少要坐100多次火車,一年四季的車票他手中都有。如今75歲的他每個月也會坐上一兩趟。有時異地學校請他去講課,要給他訂機票,老人家立馬拒絕,轉身搭著火車就過去。

　　他在筆記裏寫道:“火車上,時間與空間交錯交織。列車啟動時,窗外還飄著鵝毛大雪,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這邊我的鏡頭聚焦著莘莘學子埋頭苦讀,身後傳來搓麻將的歡騰迴響,另一車廂裏有小女孩望著窗外默默發呆。那麼,迎面駛來的列車裏又正發生些什麼呢?”

　　2007年,北京—哈爾濱

　　對旅途中發生的一切保持好奇,是他將鏡頭對準車廂40年最基本的原因。但一開始,他的目的沒有那麼強。

　　1977年,原本在哈爾濱三棵樹車輛段做鐵路檢車工的王福春,被調到工會做宣傳工作——單位給他一台海鷗,到車間給勞動模範拍照。因為是鐵路職工,那會坐火車也不用花錢,得空他就帶著相機搭上列車,走到哪拍到哪兒,“沒有意識”,純屬愛好。

　　拍著拍著,王福春覺得“還挺好看的,而且火車上有這麼多故事,那就當個專題拍,這一拍就是40年。很多人都在拍東西,但哪有人這樣用40年去拍一個東西,沒有。”他的語氣篤定且自豪。

　　一上火車,他就端著相機在晃動的車廂裏來回走動,尋找拍攝的對象——有趣、有故事的,這是他最主要的標準。例如男人抱著孩子喂奶粉,“這一般是女人做的,看起來比較有意思”,或者是火車票實名制、導盲犬上高鐵這種標誌性事件。

　　2013年,北京——上海

　　“我就在旁邊靜靜地觀察,發現合適的順手按下快門。不能去跟他們交流,一旦介入就不自然了。”有時候,對方發現他端著相機,有些抵觸,立馬走過來表示拒絕,溫和點的人只要求他刪除照片,嚴重的直接奪過相機砸到地上,甚至有人不容分説,上來就是一拳頭。

　　“這是在公共場所,我不覺得侵犯到別人的隱私。而且我也沒有惡意去醜化誰,也不在網上亂整亂折騰,我記錄的是一個社會。現在回頭一看,有些影像都成了歷史的痕跡。”他調侃自己,練的是一顆“賊心”,還有一個“賊膽”和一雙“賊眼”,才能拍出“賊好”的照片。

　　“利用坐火車的機會一次次的拍,拍了這麼多年,通過這些影像來見證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化,作為一個攝影師,我覺得是很幸運、很幸福的事。”王福春覺得,40年的時間已經過去,這是不可複製的,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其他人。

　　編輯: 孫永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