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張萬雄跳樓自殺身亡，在其留下的遺書中稱，他“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不堪工作和生活壓力，選擇了輕生這種方式，必然會引起各種猜測。”
《法制日報》記者搜索發現，近年來，幹部因患有抑鬱症而自殺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其中不乏政法系統的官員。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以來，先後有廣東省茂名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劉先進、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童兆洪、河南省洛陽市公安局原紀委書記張廣生、陜西省榆林市司法局原局長張引勝、廣東省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祁曉林等因患抑鬱症而自殺身亡。
近年來，官員因抑鬱症而自殺的現象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雖然不是普遍現象，人數也較少，但呈現個案不斷發生的特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有發認為，和普通民眾相比，官員自殺之所以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與他們肩負的工作職責和角色密切相關。
政府官員患抑鬱症的原因比較複雜，李有發認為，這與部分官員的心理承受能力較弱有很大關係。“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一部分官員的思維方式及工作能力不適應形勢的變化和要求，容易産生壓力。”
李有發説，政府官員特別是行政部門的領導直接負責某一方面的工作，工作壓力本身就比較大，加之還要處理好工作和生活的關係，一旦生活中出現問題，就會造成情緒的壓力。“部分官員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身心壓力很大，容易患上抑鬱症等疾病。”
同時，隨著幹部的問責機制、考核機制的逐步完善，可能會造成一部分官員面對職務晉陞、績效考核時，出現情緒的波動。“若無法處理好這些情緒波動，極易産生消極情緒，出現心理方面的疾病。”李有發説。
“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關注民眾的身心健康也是現代社會發展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李有發表示，官員首先是一個社會人，難免會受到整個社會心態的影響，這就需要建立一種形式開放、平和的社會心態，包括健康的人際關係，良好的工作環境等。
李有發認為，建立這種形式開放、平和的社會心態，需要重視對政府官員心理健康的輔導，讓他們有正常的宣泄渠道和途徑。同時，也要處理好社會階層和諧關係，強化幹部與不同階層之間的資訊溝通、互相了解。要營造清廉的政治環境，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
李有發建議，要重視整個社會精神家園的建設，在重視幹部政績考核的同時，也要建立官員的精神干預和心理疏導機制，不斷完善維護幹部身心健康方面的制度建設。幹部也要不斷的增強社會心理承受能力，適應社會轉型、工作崗位變化等情況帶來新問題，提高自身應對變化的能力和水準。
“政法系統的幹警因其工作的特殊，遇到的新問題也比較多，一旦出現心理方面的疾病，對社會的形象和危害更大。”李有發建議，有關部門應該通過豐富幹警生活、陶冶幹警情操等多種方式，釋放他們的辦案壓力，幫助他們塑造健康、陽光的心態，營造“傾心為民、快樂工作、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圍。（周文馨 趙志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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