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發表論文也有“代理”
2011年，記者曾經採訪過一位為了職稱評定發表文章而被非法期刊詐騙的北京醫生。近日，他告訴記者，自己現在是高級職稱，在教學領域也是教授級別了，終於“不用再折騰了”。
“近年來，因為醫生行業的整體素養在上升，來了很多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導致這個職業的職稱評定所要求的硬體上升了不少，現在論文不僅要求在中國的核心期刊刊登3篇左右，還要求在國外核心期刊發表。”上述醫生向記者透露説，“難度的上升也為一些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他向記者介紹説，目前已經有專門的公司為在國外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進行運作，“只要寫成個初稿，然後交給這類公司，從文章修改潤色到寄到國外，然後專門有國外的人員與國外期刊進行溝通，可以説是一條龍服務”。
“不過，總體來説在國外期刊上發表文章還是很難的，在其他很多行業還是很少見的，所以更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了國內期刊論文的發表上。”田凱説，論文抄襲之後甚至不改只言片語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替換上的事情現在並不少見，“論文‘弄’好之後，就是找期刊編輯了”。
“如果要想約定在什麼時間或者是儘快發表論文，還要另外付‘加急費’，這和一般要支付的版面費是分開另付的。”賈梅根據自己的經驗向記者表示。
田凱向記者提出，由於近年來職稱評定尤其是高級職稱評定的要求越來越高，導致行業中的論文抄襲、申請科研項目和評審中的腐敗現象在基層越來越嚴重，“這裡面存在著人才分配不均，但職稱評定要求一樣的問題”。
“在當前的醫療運作和管理體制中，醫生職稱無疑直接關係到醫生的經濟待遇和發展前途。而依據現行的職稱評審制度，一名醫生要想晉陞為副主任或主任醫師，在指定的醫學學術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已經成為一項硬性考核指標。然而，依據目前的醫療條件和技術水準，指望基層醫院的臨床醫生能夠多出科研成果，顯然不現實。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基層醫生評職稱所需要的論文又從哪來？”田凱説，事實上，一般具有科研條件和能力的醫生，大多數來自城市大醫院，而中小基層醫院的醫生，即使有能力有時間也幾乎沒有條件進行科研。在如此背景之下，買論文或抄襲論文，就成了基層醫生獲取更高級別職稱的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效的途徑了。
評定腐敗導致“高職低能”
“應從各行業的專業特點改革職稱評定體制。”田凱向記者表示，“現在正是因為職稱考評中的種種漏洞，讓一些人有機可乘，如果職稱評審行政化色彩不那麼濃，不和崗位、待遇等等掛鉤，也許能得到一定的改善。”
採訪中，不少參加過職稱評定的被採訪者均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自己以及周圍的人現在一般都將職稱評定看做工作中的“規定動作”，因為在工作中一般就是只有“評上才能聘上，工資才會跟著上”，但根本不知道職稱評定的根本意義。
“正是由於現在職稱評定的手段過於人為化，導致腐敗問題的出現。”田凱説，“而且，這些‘高職低能’的人在工作崗位上還會引起更大的問題。以醫生為例，是根據醫生的職稱來決定其手術的難易程度的，現在就已經出現了一些高級職稱的醫生，但是相應難度的手術其實根本做不了，甚至會導致醫患糾紛這種極為緊張的社會問題。”
秦惠民認為：“通過這樣一種方法能否把真正優秀的人選出來，確實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各種評審，都要看申請者發的文章做的課題獲的獎，這些東西很多情況下並不能反映一個人真實的學術水準和能力。例如一個人發的文章不少，發的刊物也還不錯，但就是沒有一篇文章能給人以真正的啟迪，從中找不到真正有價值的創見；再如一個人在國外發了幾篇文章，國外同行表示沒有關注，國內同行基本沒看過，但按現在的評審標準他卻有大大的優勢。所以，評職稱中的問題，是用什麼標準和科學的辦法（量化不等於科學）才能把真正有水準的人評出來。”
對此，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學術諮詢中心主任甄源泰也表示，職稱問題不完全是評價標準的問題。一個負責任的、有經濟壓力的用人單位，必然會用客觀標準來要求人才。而現在一些用人單位，沒有要用能人的壓力，變成了想給誰就給誰，這跟市場基本規律不相符，“每個人都有社會身份，根據社會身份分配各種利益，職稱是社會身份的主要標準。在這一點沒有改變之前，職稱就不可能取消。”
“職稱評定涉及面廣，關係到廣大專業技術人員的切身利益，一下子取消並不是明智之舉。”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建議探索革新之路，“社會發展到21世紀，至少考試的題目和形式應該進行改革和創新了。”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專業技術人才工作座談會上表示，今年我國將加快推進職稱制度改革步伐，下一步我國將建立起重在業內和社會認可的專業技術人才評價機制，確立以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為核心的職稱管理制度，形成科學、分類、動態、面向全社會各類專業技術人才的職稱制度。
“我認為各種評審尤其是評獎，應該取消自我申報，改由同行來提名，同行都清楚哪個人造詣深，哪個人真正有水準。這樣有利於引導高尚的、謙讓的、不爭名利的傳統美德，引導一種好的社會風氣；有利於避免弄虛作假，托情行賄甚至違法犯罪；有利於人們明辨羞恥和是非標準，踐行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操守。”秦惠民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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