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命運’賦予我的地貌上，搭建我的人生舞臺。而這也是我的天堂，雖然很無趣，但很簡單，很真實。”蔣友柏在最近出版的中文自傳《懸崖下的小道》中這樣總結自己。
頂著蔣家後代的光環，配上天生帥氣的面龐和極富個性的言行，並非娛樂圈出身的蔣友柏，卻早已成為年輕人心中的偶像，甚至被稱為“臺灣的威廉王子”。然而8年前，蔣友柏就一路喊著“不做蔣家第四代”、“遠離政治”，創立了一間名為“橙果”的設計公司，此舉出乎很多人的預料。
近期，在臺灣一項上班族心中“創業標桿”的調查裏，蔣友柏排名第三，而前兩位是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和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蔣友柏創辦的橙果設計公司，已經擁有新力、摩托羅拉、微軟和雷諾車隊等國際知名大客戶。人們也終於將他的稱呼改為——臺灣橙果設計公司創始人蔣友柏。
“神燈”被拿走了
在我12歲以前，我真的享受過“政治貴族”的待遇。我的成長過程就像一個虛幻的夢，或者你也可以説是一個海市蜃樓。小時候，我真的就像擁有一個阿拉丁神燈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麼有什麼……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手上那個神燈拿走，大精靈不再出現，我好像一下子被丟到一個看不到邊界的沙漠裏，東西一下子都不見了。之後的我，最大的困擾就是大家以為我手上還有那個可以呼風喚雨的神燈，但其實我沒有。假如我的命格裏一定有“貴”這個字的話，那我會説是“貴人”而不是“貴族”。《懸崖下的小道》
1976年，當蔣友柏在臺北出生時，他的曾祖父蔣介石剛去世一年，這個臺灣第一家族正沉寂在守孝悲哀的氣氛中。雖然蔣介石沒能見到小曾孫，但早在他活著的時候，就為他取好了名字。男孩依次叫“松柏常青”，女孩依次叫“梅蘭竹菊”。在蔣友柏出生前，蔣經國的大兒子蔣孝文有一女蔣友梅，二兒子蔣孝武有一子蔣友松，一女蔣友蘭。如今，蔣家三公子蔣孝勇和夫人蔣方智怡又為蔣家添一丁，蔣經國欣喜不已。
蔣友柏在家人的呵護下長大，母親蔣方智怡曾用3年時間為他挑選小學，而曾祖母蔣宋美齡在世時，全家人每年都在紐約過聖誕，蔣宋美齡為孩子們買玩具，甚至還輔導蔣友柏的英文功課。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4月，蔣孝勇一家搬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這在蔣友柏的人生軌跡中，是第一次變化。
環球人物雜誌：你提到小時候就像擁有阿拉丁的神燈，神燈指誰？
蔣友柏：我已過世的曾祖蔣介石。在臺灣，我的孩童時代，曾祖就只有一個名字叫“蔣公”，也因為這個尊稱，在臺灣的學校生活，我永遠是老大。無論到哪都有兩個隨從跟在後面，在教室上課，他們就坐在後面等我。上課忘了帶課本，還可以叫他們回家拿。整個童年的記憶，讓我感覺姓“蔣”還是挺牛的。
環球人物雜誌：他們叫你“威廉王子”，很享受那個過程嗎？
蔣友柏：他禿頭（笑），我沒有吧。我這個人比較隨性，不會很在意這些。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環球人物雜誌：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大變化？
蔣友柏： 1988年，祖父蔣經國去世，我們全家搬到蒙特利爾。那時候很小，感覺好像是匆忙間逃出去的，一夜之間司機、管家、保鏢全都不見了，起床後變成了説英文。直到父親得了癌症，在病床前我們有過一段長談，聽父親講，祖父去世後，他在政治、事業和家族裏，都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所以決定離開臺灣。他這個決定對我倒是一件好事，讓我有機會做一個“凡人”。
環球人物雜誌：離開臺灣，有什麼不一樣的體會嗎？
蔣友柏：加拿大歷史課的説法與臺灣完全不一樣。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比如：過去幾百年，幾乎平均每50年歐洲地區就會有一次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們如何避免戰爭再度發生？為什麼每一個國家的“敵國”通常都是他的“鄰國”？一個國家應該如何與“鄰國”相處，才不會變成“敵國”？
因為語言不通，我不能進入班上的主流團體，只能安靜地在一旁觀察同學和班上的活動。後來，班裏來了一個大陸的同學，我們很快交往起來。但當他知道我的曾祖父是誰後，有一天來跟我説，他父親不許他與我交往，因為我是“蔣匪”、“蔣賊”的後代，我當場痛罵他一頓並與他絕交。回到家，我不敢跟父親提這件事，因為“蔣匪”、“蔣賊”這樣的字眼在當時，是絕對沒有辦法從我嘴巴講出來的。而且，我也覺得這樣的字眼會污辱我的家族。
環球人物雜誌：現在還會聽到這個字眼嗎？蔣友柏：沒有。我2001年回到臺灣，幾乎再也沒有聽過有人稱我曾祖父為“蔣公”，就連那些當年靠高喊“蔣總統萬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愛國愛黨”中堅分子，大部分時候稱呼我曾祖父與祖父的名號也只是“老蔣”與“小蔣”。“經國先生”這個稱呼偶爾有。
人生沒有應該
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全家去海邊（好像是野柳）遊玩，父親指著海邊岩岸的海浪告訴我：“想要浪花美麗，必須用力地衝擊岩石，雖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情景，我是全忘了，但是父親留給我的這一句話我卻牢牢記住了。《懸崖下的小道》
當記者問蔣友柏，誰是對他影響最深的人，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父親。蔣家有一套獨特的“蔣氏訓練”法：蔣孝勇會用帶孩子爬山的機會，在他們爬完千層臺階而沒有用心數數時，告誡他們：“雖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這樣才可以走得更遠更穩。”除了數臺階，開車時經過多少路燈，一群鳥飛過共有多少只，都是他經常和孩子們玩的“即興遊戲”。他一方面在培養孩子隨時隨地的觀察能力；一方面也在強化他們對環境的快速反應能力。
蔣友柏告訴記者，父親蔣孝勇念過5年陸軍軍校，後來擔任過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理事長，因此蔣家還有一項特別的活動：打靶。從槍管的結構，到如何安全拆解一把槍，清理後再裝回去，蔣友柏都非常清楚。“要命中目標，其實要將天、地、人及手中那把槍合而為一。就看你要準度，還是要速度。像K47的射程遠，後坐力強，每擊發一次要恢復平衡的狀態，這和用精巧的左輪槍不同，如果要連中目標，抓住平衡感的速度，可能比準度更難練。你要能控制呼吸、肌肉和意志力。”
1996年12月22日，蔣友柏的父親蔣孝勇因食道癌病逝，終年48歲。父親病重期間，蔣友柏特意從紐約大學休學回來，陪在他身邊。
環球人物雜誌：你父親和你談的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蔣友柏：我爸告訴我，人的一生很像一張佈滿了點的圖表，每一點都是機會和選擇。可以往上下連、往左右連；借由這些“點”才能決定目的地，才能決定自己是誰；它絕不是一條直線。如果我爸一直健康，我“應該”會去他的公司實習、上班，他“應該”會介紹許多人給我認識，“應該”會有人找我參與更多的計劃。但是，人生沒有“應該”，我突然覺得要趕快為家人做些什麼。
環球人物雜誌：你覺得父母留給你最珍貴的是什麼？
蔣友柏：我爸像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樣教導我。我媽比較厲害的是，不管我們怎麼叛逆，她都可以接受。我覺得這點就是最好的教誨。用“放”的方法讓我們去探索人生，而不是“收”。
環球人物雜誌：父母對你説做蔣家人很難，你也説人生要學會説“不要”，哪些東西是你決定不要的？
蔣友柏：對我來説，姓蔣是不可以不要的，它永遠都會在，我也要努力把它做到好。其他，因為我不喜歡的東西很多，不喜歡的客戶不接，錢不夠的客戶不接。但好玩的是，現在反而發現要經過什麼都“要”的階段。我跟以前的差別在於，現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我可以給你什麼，你拿到了會幫助你什麼，所以我有選擇權，以前不是。
環球人物雜誌：你在美國學經濟專業，最終為什麼選擇做設計？
蔣友柏：因為這條路別人沒走過。而且我發現，原來的人生選擇那麼現實，所以決定去做一個人家想不到可以做出來的東西。因為那時候設計在臺灣真的屬於上不了臺面的，所以才會想做，不服輸。
環球人物雜誌：為何遠離政治？
蔣友柏：我誠實地講，身為蔣家人，你要遠離政治基本上是很難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你不要被政治所左右，不要被政治所利用。我不會再靠近政治，如若不然，我這輩子積累的東西就毀了，而且現在有小孩，想讓他們安靜地長大。
要做大拇指
為了把橙果的設計服務賣出去，我花了很多時間跟臺灣企業的老闆談天要訂單……我發覺只要把誠意拿出來，他們通常很快就會忽略我姓蔣，而很願意把我當成是一個創業的後輩，把他們的寶貴經驗教給我，尤其是那些失敗的、東山再起的經驗……過去，我常常因為怕失敗而患得患失，現在的我，不是不怕失敗，而是這些別人失敗、東山再起的經驗，壯了我的膽子，讓我對自己更有信心。《懸崖下的小道》
身為蔣家的後裔，蔣友柏在看過歷史如何呼吸、如何脈動，偉大的成就和民族的光輝如何變成了歷史，在經歷了巔峰和低谷的猛烈撞擊後，2003年7月，他和二弟友常共同成立了臺灣第一家擁有國際設計師團隊長期進駐的設計公司——橙果設計公司（DEM）。蔣友柏陸續請來了當紅的設計師邁克 楊（Michael Young）、前Gucci設計師艾伯特 普切堤（Alberto Puchetti）、日本音樂製作人小宮山雄飛等人加入，這在臺灣設計界中，相當少見。一方面要管理這些國際一流人才、與他們合作，一方面要解決客戶在創意上的難題，直接切入客戶的廣大消費者市場。蔣友柏就這樣大膽上陣了。8年中，公司曾面臨過倒閉的危機，在一次次化險為夷的過程裏，蔣友柏在臺灣設計界立住了腳跟。
環球人物雜誌：當年你只有27歲，怎麼請得動這些大師呢？
蔣友柏：比如邁克 楊，得知他在英國時尚界的地位後，我找到了他的電話。我雖然不知天高地厚，但卻有行動迅速果決的優點，從此每天給他一個電話，勸他到臺灣加入我剛登記成立的公司。那段時間，橙果唯一的業務只有室內裝潢，而邁克 楊的專長是概念式的産品設計，我連客戶在哪都不知道。硬著頭皮，狂call（打電話）了他6個月，每天一講就是一小時的電話，最後我用“你的前途在亞洲，而臺灣是你最佳的跳板”這個理由把他請到臺灣來。邁克 楊真的來了，他跟我一起翻開橙果的第一頁。
環球人物雜誌：經營這麼多年，你對設計的體會是什麼？
蔣友柏：我認為，所謂的品牌設計是為消費者設計一個新的體驗，這個體驗不是圍繞産品，而是要建立趨勢。蘋果公司的成功是因為它設計了一種全新的生活體驗，重新定位了這種體驗的意義，那就是蘋果的生活方式。沒有蘋果産品，不會影響你的生活，但你很可能會被貼上“落伍、不懂生活”的標簽。像哈利 波特、魔戒，甚至是星球大戰，都是建立在“詮釋體驗”的基礎上風行全球的。我把它稱為“設計體驗”，它將會是橙果在未來幾年要努力追求的設計目標。環球人物雜誌：在經營管理上，你有什麼心得體會？
蔣友柏：我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讓橙果長久經營的市場定位，突然無意間看到了拿著香煙的右手指，橙果市場的定位應該是“大拇指”。因為與中型客戶的內部創意部門比起來，橙果的專業知識一定遠遠不如他們；在大型企業面前，甚至連專業設計技能也不一定能夠超越；就算超越他們，你也不能明顯地表現出來，否則還存在惡性競爭。當你伸出大拇指，是不是發現他的起點比起其他四隻手指要低很多？但一個人假如沒有了大拇指，其他四根指頭，就沒有辦法做抓、捏、拿、彈等動作，橙果的定位就是做大拇指，在各個局面中，掌握“運動方向”。
還有幾年可活
對於我的“年紀”與“成熟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我太太説我是50歲的奸商，我媽説我是思想清楚的30歲青年，我小孩的乾爹認為我是一個同時集40歲的心智與20歲的叛逆于一身的惡魔；而有認識很久的客戶一直不相信我超過30歲；最妙的是有的員工認為我31歲就已經幾乎到達“神”的領域。《懸崖下的小道》
蔣友柏發現，他的曾祖父活了88歲，祖父過世時是78歲，而他的父親則只活了48歲。如果壽命長短在家族裏存在某種邏輯關聯的話，他擔心延續到他這一代時，可能更不妙了。蔣友柏認真地“活著”，他喜歡用這個詞形容自己的狀態。他每天8點前準時上班，下午2點準時下班，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給自己和家庭制定的“設計體驗”。
環球人物雜誌：你平時怎樣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時間？
蔣友柏：我的人生曾經是“沒有心跳的風花雪月”，就連成家之後也時常躲避人生，不願意去面對繁瑣的事情。當我發現我已經深深地傷害了生活中所有對我來説重要的人時，我決定試著用“設計體驗”。我定下下午2點下班，逼我自己必須在工作時把每分鐘的生産力發揮到極致；接著定下了不應酬的原則，讓我必須無選擇性地參與“家裏的一切”的生活模式。這其實是我太太教我的，她不斷地告訴我，物質上的滿足無法成就一個家的幸福。花錢買體驗很簡單，但是不花錢去創造有意義的愉快才真正具有價值。
環球人物雜誌：你怎麼看待自己的心理年齡和成熟度？
蔣友柏：父親曾對我説：“人生的長度是神定的，但寬度是人定的。”有時候我會對著鏡子問，自己還有多長時間可以活？當死亡的概念遙不可及時，你會發現好多事是現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再有機會做了。
環球人物雜誌：為什麼不願做蔣家第四代？
蔣友柏：我不喜歡人家稱我是“蔣家第四代”，我喜歡當我自己的“蔣家第一代”。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寧願拋棄那“第四代”殘留的政治貴族利益，從零開始去開創屬於我自己的新天地。將來不管我是事業有成，還是終生一事無成，以後我兒子問我希不希望他是“蔣家第二代”，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他説：“我希望你做你自己的蔣家第一代。”不過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個人對“年齡”的看法，通常不是從“幾歲”的角度來看，而是從“還有幾年可活”這個角度來看。你可以説我病態、悲觀、庸人自擾，但這就是我。
環球人物雜誌：你目前對自己還有什麼目標和打算？
蔣友柏：我目前只是想慢慢學怎麼做個生意人，越來越知道生意該怎麼做。我想掙更多錢讓我的員工和家人生活更好。現在也是自找麻煩的狀況。我的願望就是把所有老外的設計公司打垮，最近他們常常用中華文化的設計概念，連四書五經都沒有讀過，和我談中國文化我就很不爽。
環球人物雜誌：你的兩本書，都用了“懸崖”這個詞，為什麼對它有特殊的感覺？
蔣友柏：因為懸崖讓你沒有退路，站在懸崖邊，不管往上還是往下，你都想要拼命抓住。在崖上，有最清的風；在崖邊，有最秀的景，在崖下，有粉身碎骨的失敗。學會擁抱前方和上方的美景，一邊接受下方的現實。我想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活得太舒服了，否則就會死掉。(《環球人物》記者 劉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