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臺灣音樂人黃舒駿帶著些微遺憾地唱著他的長詩：“全臺灣都在R&B，全美國都在RAP，只有流行沒有音樂”（ 《改變1995》 ）。那時，R&B風已經由一眾以王力宏、陶喆等為代表“ABC”歌手領頭夾帶著，從北美大陸吹到臺灣，再吹遍了整個中國內地—一如過去的30年裏，臺灣音樂帶來的巨大影響。
鄧麗君愛的啟蒙
在臺灣音樂對中國內地的影響中，鄧麗君是最不需要多書寫的部分。
1995年5月，來自無錫的黎小軍和來自廣州的李翹都出現在紐約唐人街街頭，電視裏傳來鄧麗君去世的消息，響遍街角的是一首《甜蜜蜜》，轉過頭，猶如10年前的相遇（ 《甜蜜蜜》，1996年）。鄧麗君的歌聲是全世界華人共同的感情經歷，對於中國內地來説，更是一代人的文化初戀。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鄧麗君的低吟淺唱已傳遍大街小巷，尋常人家，從收音機裏，從鄧麗君唱片和歌譜上。鄧麗君柔軟的“靡靡之音”轉化成了個體自由的呢喃，以柔制剛衝破了堅硬的“圍墻”。經過了漫長冷硬的鬥爭年代，鄧麗君開啟了國人文藝生活中的愛的啟蒙，她甜蜜的歌聲讓所有緊繃的、脆弱的神經舒緩柔軟下來。
直到今日，鄧麗君的小調已經不再是樂壇的主流，但依然是卡拉OK最不可少的點播。
民歌三十年未央
在80年代與鄧麗君同來的，是同樣傳唱至今的“校園民歌”：《外婆家的澎湖灣》《童年》《三月的小雨》《蘭花草》……由於當時得以流傳到大陸的臺灣民歌大多不涉及“愛情”，30年裏，它們在大陸的傳播被認為限于少年人，而被忽略了本來的面目—它們都來自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歌運動。
2008年，“ 民歌嘉年華會：永遠的未央歌”在臺北上演，民歌三十年紀念的最後一幕，一眾早已是人到中年的歌手在舞臺上重遇，唱起這些久違的民歌。他們有的從海外專程趕回，許多都已經數十年沒有唱過歌—與如今的歌手不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當年的在校大學生，唱歌並未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依舊升學就業，遠離歌壇。
演唱會上，唯一不屬於民歌時代的歌手是萬芳，由於齊豫的缺席，白衣白裙的她在臺上旋轉著唱完齊豫的名作《走在雨中》。末了，她淚流滿面，説自己是聽民歌長大的，沒能趕上民歌時代；鏡頭對著的，正是這首歌的作者—臺下眼眶盈著淚水的民歌時代音樂大師李泰祥—李泰祥的名作包括《橄欖樹》《歡顏》《有一個人》《夢田》等，他與陳志遠、陳揚、李宗盛共同譜曲，由三毛填詞講述三毛人生歷程的專輯《回聲 三毛作品第15號》在華語流行音樂發展史上具有極高的歷史地位。
它們所代表的民歌運動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音樂本土化的高潮，可以看作是60年代美國民歌復興運動的延續。
1975年6月，臺灣大學生物系碩士楊弦發起的“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在臺北中山堂舉行，這場被視為“辛亥革命第一槍”的演唱會，拉開了臺灣現代民歌運動的序幕，引發了此後長達十年的音樂革命。在那之前，臺灣的年輕人唱的還是西洋民謠。將余光中的詩譜曲的《民歌手》也由此成為民歌運動的代表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民歌時代的許多歌曲都改編已成名的詩歌，另有不少填詞人都是作家（如張大春），因此保持了極高的藝術水準，這也呼應了美國民歌的代表Bob Dylan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
1976年12月，歸臺的青年畫家李雙澤在淡江大學舉行的西洋民歌演唱會上，向在場觀眾大聲質問：“為什麼唱的都是西洋作品？我們自己的作品在哪？”他向觀眾席投擲可樂瓶，並激憤地大喊“唱自己的歌”。這就是校園民歌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儘管年輕的李雙澤次年就因救人溺亡，只留下9首作品，但民歌運動迅速席捲了整個臺灣。
80年代，中國內地最為人熟知的歌手包括成方圓、張薔、王潔實、謝莉斯等，他們翻唱著《童年》《相思河畔》，模倣著清新的裝扮，唱紅了大江南北。內地聽眾第一次聽到的《橄欖樹》，也多是由朱逢博演繹的版本，齊豫空靈的聲音直到以《橄欖樹》為插曲的電影《歡顏》被引進之後才第一次傳到內地。
政治寓言啟蒙
在臺灣民歌運動的另一些人看來，民歌運動則同時是一場社會運動。
1962年，民謠詩人Bob Dylan用他的破嗓子伴著吉他唱《Blowing in the Wind》反對越戰：“多少炮火，才能換來和平？”這也成為美國民謠中無可替代的一首作品。直到1984年，美國歌手Bruce Springsteen依然彈著吉他用盡全身力氣嘶喊：“我生於美國的小鎮，他們塞給我一支來復槍，要我去越南屠殺黃種人。”一首全篇謾罵祖國的歌曲，在美國單曲排行榜連續兩年排名榜首，在我們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的年輕人一直唱著西洋民歌，美國民歌復興運動帶來的旋律簡單、歌詞深邃、朗朗上口的民歌一時傳唱，也帶來了美國民歌中反戰、關心政治的文化傳統。
早逝的李雙澤留下的9首歌中，《美麗島》和《少年中國》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作—他們不是只談風月地唱唱臺灣的山澗、大海、春風、秋日，而更為深遠廣闊—儘管作者本身或許沒有這種政治意圖，只是想要歌唱臺灣之美，卻在後來被貼上了政治標簽，後來的《美麗島》雜誌就是取名於此。這兩首歌的演唱者楊祖珺還是一個年輕的關心社會運動的大學生，在後來的日子裏，她到處演唱這兩首歌，也因此走上了“被禁”的道路，最後成為一個政治人物。1994年，楊祖珺赴美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如今已是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係副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1月，楊祖珺組織的首個臺灣赴大陸返鄉團啟程前往大陸，有趣的是，楊祖珺在大陸期間竟然在北京舉辦了兩場“合法”的個人演唱會，成為第一個前往大陸並舉行了演唱會的臺灣歌手。
與楊祖珺和李雙澤一起的還有近年來才推出第一張專輯的胡德夫，這位民謠大師更是一位投身前線的社會活動者，為此犧牲著自己的音樂生命。當這位白髮蒼蒼的歌手2005年終於發行自己的專輯時，發佈會現場雲集了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政見不同，也不乏各界的高層，但同時在歌聲中熱淚盈眶。
再後來則是帶著濃烈政治意味的羅大佑，從《鹿港小鎮》到《皇后大道東》，從《愛人同志》到《亞細亞的孤兒》，對中國幾代人都有更為廣泛的影響。
在臺灣民歌聲中生長的許多內地歌手，也創作了一些“情愛”之外的民歌—音樂原本就是反映內心和現實的武器，又怎會只有“愛情”？於是今天，我們在內地能聽到左小祖咒“用情歌的方式唱政治”，聽到周雲蓬絕望地唱“不要做中國的孩子”，也能聽到洪啟四處呼喚“阿裏木江，你在哪？”
當然，更多的我們聽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