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雜誌事件

時間:2001-04-10 15:27　　　來源：

　　國民黨敗退臺灣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反動獨裁統治，在政治上極力維護所謂“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不斷叫囂“反攻大陸”。在文化上極力以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統”自居，誣稱中國共産黨毀滅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的國民黨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者。他們利用自己所擁有的政治優勢，大辦國民黨黨營文化事業，“黨義書籍充斥書肆，反共八股滿天飛”是當時臺灣文化的真實寫照。
　　然而，伴隨著大量的美國經濟援助，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斷地涌入臺灣，深入到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尤其對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産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臺灣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痛恨保守、刻板的反共八股文化，力圖從西方文化中尋求新的出路。而臺灣經濟的不斷恢復、穩定和發展，也造就了一個新興的中産階級，他們不滿現狀，要求分享權力，但受到國民黨的壓制，內心空虛、苦悶，在思想意識上有著強烈的反傳統觀念。知識分子與中産階級這兩股力量結合在一起，在50、60年代的臺灣社會逐漸形成了向臺灣當局官方意識形態挑戰的強大勢力，最終以“中西文化論戰”的方式錶現出來。其中的代表就是李敖和《文星》雜誌。
　　李敖，吉林省扶余縣人，1935年4月25日出生於哈爾濱。一年之後隨家遷入北京，曾就讀于北京市立第四中學和上海市緝規中學。他的父親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係。受家傳影響，李敖從小聰慧，喜好讀書、買書、藏書。1949年14歲時隨家遷往臺灣，跳班考入省立臺中一中讀初中二年級，在學校圖書館閱讀了大量的中國歷史和哲學書籍。從1961年開始，由於李敖的文章在《文星》大量出現，成為60年代臺灣“中西文化論戰”的主要陣地。
　　基於“全盤西化”的思想，李敖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以中國民族傳統與文化正統繼承者自居的國民黨。從1962年11月起，李敖在《文星》雜誌上連續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繼續給人看病”、“中國思想趨向的一個答案”等文章，猛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鼓吹“全盤西化”。他認為，中國文化的保守性、狹隘性直接産生了中國人落後的群體意識，而作為這種群體意識上的物質載體，中國人普遍具有11種病：一是盲目排外的“義和團病”，二是誇大狂的“中勝於西病”，三是熱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四是充滿謊言的“中土流傳病”，五是小心眼的“不得已病”，六是善為巧飾的“酸葡萄病”，七是最具蠱惑人心作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八是淺薄的“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九是意識空虛的“挾外自重病”，十是夢囈狂的“大團圓病”，十一是虛矯的“超越前進病”。他認為，既然想得到人家的“胡瓜、洋蔥、番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噪的）大腿舞和搖擺而來的瘋狂”；主張要“一剪剪掉傳統的臍帶，而向那些現代化國家直接地學、亦步亦趨地學、維妙維肖地學”，“除了死心塌地地學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切實際的。”
　　從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出發，李敖進而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國民黨腐敗的官僚體制和專制獨裁統治，把思想文化層次的反思與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聯繫起來。他在《文星》雜誌上陸續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傳統下的獨白”等文章，説國民黨是“挂羊頭，賣狗肉，而且狗肉也是當作羊肉販給別人吃，自己吃美援”；那些滿口“四維八德”、言必孔孟朱子的人，其實並不真正信奉中國文化，個個都是物質上的崇洋媚外者，都是一群偽君子。“政府”天天喊選賢任能，卻“無合理的投票法”；提倡“不必藏于己”，但“屯積居奇的奸商比誰都多”。他甚至説“你們老了，打過這場仗，贏過、輸過，又丟下這場仗”，要求“大老爺別來絆腳，把路讓開”，公開向國民黨的統治權威挑戰，要國民黨下臺。李敖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一些國民黨要人和社會名流，包括張其昀、陳立夫、陶希聖、胡秋原、任卓宜、鄭學稼、錢穆、牟宗三等，在臺灣社會造成了極大的震動。
　　對李敖來勢兇猛的批判，胡秋原、任卓家、鄭學稼等被點名者自覺聲譽、人格受到極大羞辱，於是也撰寫文章，在《文星》雜誌上進行反擊，由此展開了一場熱鬧的大論戰。其中以李敖和胡秋原之間的論戰最為激烈。
　　胡秋原是我國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時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在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一文中被指為“超越前進病”的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12月出版的《文星》雜誌上發表長達6萬字的長文，指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標本”，“嬉笑怒罵不成文章”，“如全國青年皆為李敖，我承認中國無望”，他並用極帶情緒的字眼怒斥李敖是“小軍閥”、“文化廢人”，文風是“骷髏恣態”，帶有“維辛斯基口氣”。而李敖也不甘示弱，大揭胡秋原的老底，稱他1934年曾參加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後又到蘇聯避難，發表過大量親蘇文章，到臺後卻見風使舵，大寫“秋原式抗俄文字”。而胡秋原也挖李敖三代，稱李敖是“土匪後代”、“漢奸兒子”，中學時代與共産黨員的教師嚴僑過從甚密，因而也有“匪諜嫌疑”。
　　雙方都大扣帽子，惡言相向，胡秋原並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向法院控告李敖和《文星》雜誌犯有“誣陷罪、誹謗罪”，把文化爭論鬧成了官司。
　　對李敖攻擊國民黨的文章，臺灣當局早就懷恨在心，在李、胡論戰中，國民黨一直暗中支援胡秋原。1965年10月，李敖在《文星》雜誌發表“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公開批評國民黨壓制言論。國民黨認定李敖和《文星》的文章已對國民黨的統治“法統”構成威脅，於是在1965年12月對《文星》雜誌處以停刊一年的處罰，一年以後，又以“不宜復刊”為由實際上勒令《文星》無限期停刊。1967年，臺灣“高等法院”下令對李敖進行偵辦，以“防害公務”的罪名提起公訴。1971年3月，李敖被捕入獄，在軟禁一年之後，1972年2月以“叛亂罪”被判刑10年，後改判8年。
　　一場中西文化論戰最後被臺灣當局的高壓政策壓制下去。李敖深邃的思辯能力和極富激情的文字、嬉笑怒罵的文風，對臺灣當時廣大不滿現狀的青年知識分子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李敖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無情抨擊無疑具有進步的意義，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端入木三分的批判，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李敖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以偏概全，全然不顧其積極的一面，則走到了物極必反的極端，具有濃重的文化虛無主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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