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眷村”？
1949年前後約有120萬軍民遷到臺灣，為了安置軍眷，開始有了眷村的設置。一般而言，眷村可以有兩種解釋。狹義地説，眷村是指“國防部”列管眷村，主要居住者是軍人及其眷屬；廣義地説，眷村可以泛指一般以“外省人”為主的各種居住型態，包括公教宿舍（如南投中興新村）、義胞小區（如蘇澳岳明新村） 、民代小區（如北投奇岩新村） ，或是一些自發形成的人群聚落（如臺北寶藏岩、大溪仁義裏）。本文討論對象以“國防部”列管眷村為主。
必須注意的是，我們只能將眷村視為1949年移民人潮的部份縮影，不能將眷村等同全體移民的處境與遭遇。相較當初遷臺的五六十萬軍人，實際入住眷村的軍人（不含眷屬）約有十萬人，其他部分低階官兵則必須“自謀生活”（指未領退休金或終身俸者），這些人數約有八萬人，他們或是終老“榮民之家”或是寄身違章建築。然而不論是1984年犯下臺灣第一起銀行持槍搶案的李師科，或是1997年因為抗拒遷離十四十五號公園而上吊自殺（因此強烈衝擊陳水扁連任臺北市長選情）的翟所祥，他們的故事必須另外為文探討。具體言之，眷村不能與外省人劃上等號，它是一種“外省人”的次文化，而且是“能見度”很高的次文化。我們可以透過眷村了解“外省人”，但不應將“外省人”簡化為眷村。
根據“國防部”認定，眷村主要有四種類型，分別是由“政府”興建分配者、婦聯會募款捐建者、“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如日遺房舍、廠房）。配住眷村主要是透過“居住證”，住戶可以取得入住權利，但無法持有建築物與土地權狀。
受限當時“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政治氛圍，眷村基本上是一種臨時過渡的居住型態，不僅施工簡陋，土地也多是暫時借用，土地所有人相當複雜。除“國防部”各單位之外，借用對象還包括“政府”各部會、“國營”企業、銀行、“地方政府”、民間地主等。日久之後，容易出現土地産權糾紛，新竹市南精忠新村即為一例，紛爭之一是因為當時約定的土地租用期限是“到反攻大陸為止”。
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
眷村發展階段分為四期，第一期是1945年—1956年，以接收日軍遺留軍營房舍和自行搭建的臨時克難眷舍為主（也就是俗稱的“竹籬笆”），後者施工簡陋，房舍狹小（使用公廁） 。
第二期是1957年—1980年，以婦聯會發起“軍眷住宅籌建運動”所建房舍為主，也包括“國防部”開辦“華夏貸款”提供住戶自行改建之房舍。此一時期開始出現較為完善的空間規劃，規模大一點的眷村還會有籃球場、福利社、診所、託兒所、自治會辦公室等公共設施。此一時期眷村的興建背景在於，隨著兩岸局勢日趨穩定，許多青壯軍人希望可以傳宗接代，軍中禁婚令也于50年代末期逐步解除，軍眷房捨得興建因而受到當局重視。
第三期是1981年—1996年，開始出現軍方與“省市政府”合作將老舊眷村改建住宅的做法。主要原因在於，許多早期簡陋眷村已不堪使用，加上水災風災肆虐，居住品質每況愈下。此一時期改建不具強制力，改建速度緩慢。
第四期始自1997年，在延續改建主軸下，檢討舊制缺失並強調整體規劃、先建後拆等原則，依據的是具有強制性的新條例。整體而言，兩次推動確認了眷村改建走向私有化、市場化、社會化、高樓層化的方向。
就建築形式而言，第一期軍民克難完成的眷村主要是以木材、竹籬、石灰、瓦片完成，俗稱竹籬笆眷村，多為魚骨排列的連棟式平房，也有部分眷村是由日軍廠房、軍營改建而來（如鄧麗君小時候住過的蘆洲新村）。第二期開始，眷村逐漸脫離“竹籬笆”形式，代之以磚造平房，主要是由蔣宋美齡出面向各界募款捐建而來，這也是一般老舊眷村的主要形式，房舍空間大小不一，主要依據官階分配，小的可能只有5—7坪（1坪約等於1.818米 1.818米），大的則有15—20坪左右。後來由於人口增加，空間不敷使用，許多住戶自行“利用空間”擴建，因此出現許多“二樓”、“邊間”或是前後加蓋的“廚房”和“浴室”，也算是此一時期的眷村建築特色。
第三期之後，眷村開始改建公寓，樓層逐漸攀高，軍方也與當局合作，將眷村改建為住宅使用。第四期開始，為了增加土地使用效率，高樓層化與私有化方向更加明確。2002年，隨著“眷村自治組織”的裁撤，改建基地及其房舍不再具有列管眷村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