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
1949年4月6日，在中共領導的解放軍向江南進軍的號角聲中，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尊蔣介石之命，心懷對前途的暗淡與憂愁，自上海乘克裏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國“隨便看看”。想不到這一看就是十年，此時蔣家王朝早已退往臺灣並逐漸站穩了腳跟。
1958年4月8日，胡適回到臺灣，10日上午9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這是自1940年他作為候選人在重慶落選18年之後的正式當選。只是當年極力抬捧他的傅斯年已去世，無法與之同慶了。
胡適在臺北機場懷抱專程前來迎接他的小孫子胡柏棠，胡的身旁是李濟
就職典禮上，蔣介石親自出席並致詞，以示敬重。只是在開幕之後，蔣對胡適平時鼓吹的那一套自由主義理論學説不感興趣，認為是小孩子玩鬧的把戲，無法擔當治國安邦的重任，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對國家社會穩定不利。在致詞中，蔣介石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自由主義”等等説辭，于褒中暗含了譏諷、挖苦之意，搞得入會者惶恐不安，胡氏更是大為惱怒。當此之時，胡適儘管在美國生活極不舒心，而九年後又重返臺灣從國民黨手中謀得一個響噹噹的鐵飯碗，但他並不以此就對蔣氏俯首聽命，自輕自賤，而是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的言詞當場予以駁斥，以維護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人格。臺下的眾學者同樣以自重自尊的態度隨聲附和，為臺上的胡適打氣壯膽。據親歷者石璋如説：“胡院長一發言就説總統你錯了，臺下立即鼓掌，沒有幾個人敢説這句話的。”
遙想當年，胡適在一篇題為《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稱：“從前禪宗和尚曾説，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這一點，胡適本人確是做到了。當然，也有人，如胡在美國的學生、史家唐德剛説胡適不知不覺地，被他的老師杜威這個糟老頭子牽著鼻子走了一輩子。此説或可討論，至少胡在蔣介石集團裏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學界領袖的胡適，公開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同時反對為連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置“黨章國法”于不顧強行“修憲”。對此，蔣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蔣經國更是異常惱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諱胡本人的國際影響而遲遲未動手。
胡適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同時，于繁雜的公務中，仍沒有忘記書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務間隙，對研究了大半生的神會和尚窮究細研。1960年2月9日，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他的新作《禪宗史的假歷史與真歷史》。20日，出席“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3月10日夜，所著《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終於脫稿。正是這部耗損了胡適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脫稿的當夜即心臟病復發，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臺大醫學院就診，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時臺海危機已趨平緩，臺島內的科技經濟在美國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擺脫了戰後的陰影開始復蘇，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地位更加穩固。正是這諸多的緣由，胡適在致開幕詞時興致勃勃，充滿樂觀與信心地説道：“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艱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台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説科學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説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又説：“兩年的工作，只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這是胡適晚年精神最好，內心充滿希望與夢想，體力也呈迴光返照狀最為充沛的時期。自此便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
胡適與他的小腳太太、國際著名牌手胡江冬秀晚年在臺灣的幸福生活
2月25日夜，胡適心臟病復發，入臺大醫院救治。一個月後自臺大醫院遷居福州街臺大招待所療養。6月25日病情好轉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臟病再度發作，復入臺大醫院搶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暫住福州街臺大招待所療養。此時胡適的生命已邁入衰朽之坎，即將燈熄香滅。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選舉新一屆院士。胡適幾位在海外的學生，或隔代門生如吳健雄、袁家騮、吳大猷、劉大中等皆從美國來到臺灣，聚集一堂以示助勢。胡雖身體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奮地出席了會議。下午5時，胡適又出席了中研院舉辦的酒會，入席者達一百餘眾。胡適滿面含笑登臺致詞，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臺12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的，當時被提名的150人，選出了81位。現在一部分是過去了，有的在大陸，只有20多位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復時，只有19位活著在臺灣。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會議，經過了三次投票，結果選出七位院士。二位在臺灣，五位在海外。在臺灣的是梅貽琦、陳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實義、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幾年來，我們在這個孤島上，可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的困難、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又説：“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説，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起行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説：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適講到這裡，由李濟與吳大猷分別講話，李濟對臺灣的學術前景表示“不敢樂觀”，而吳大猷則表示不必悲觀，吳氏説：“我們要把基礎栽培起來，絕對沒有捷徑。像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訓練才能成熟。一個國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時候，要20年才能有個標準。我覺得李濟先生不必悲觀。”吳大猷言畢，胡適接著説：“我贊成吳大猷先生的話，李濟先生太悲觀了。”接著針對吳大猷所講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頭趕上這句頗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機意味的話”，胡適道：“我們中央研究院從來沒有説過什麼太空、迎頭趕上的話我去年説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進入風燭殘年的老胡適真的是老了
胡適心臟病發作倒地後現場1962年3月2日，胡適喪禮據胡適的助手、當時在酒會現場的胡頌平説：“先生講到這裡，聲調有些激動。”又講了幾句言論自由之類的話，“正在大聲疾呼的時候，突然把話煞住，也許感到（身體）不適了。急忙接著説：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説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 ”立在不遠處的胡頌平看了下表，此時正是六點半，客人開始陸續散去，胡適仍站在原處含著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別。當他正要轉身和一位客人説話時，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淩鴻勳、錢思亮等連忙伸手來扶，但為時已晚，一代博學碩儒溘然長逝。
當年傅斯年倒于臺灣“議會”大廳，胡適又死於同一孤島的演講大廳，兩位亦師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這是前世結下的因緣與一種心靈的呼應。傅斯年在活著的時候曾不止一次説過：“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可以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現在，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總算又有“開罵”的對象了吧。
胡適帶著“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傳出，臺島震動，學界同悲。蔣介石聞訊，當晚親筆潑墨揮毫，寫下了“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齡專程赴胡宅看望了處在悲慟中的胡適夫人江冬秀，勸其節哀，保重身體。2月27日，蔣介石派專人送來親筆手書的挽額“智德兼隆”四個大字。3月1日，蔣介石親自前來弔唁。6月27日，蔣介石又以“國民政府”的名義頒布褒揚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沈潛道義，浚瀹新知。學識宏通，令聞卓著。首倡國語教育，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等語。
胡適回臺後與蔣介石的交情可謂一言難盡
出殯之日，臺灣各界有30萬人為“我的朋友胡適之”執紼。國民黨要人、學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計其數，整個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車馬難行，形成無涯之海洋。其規模之大，盛況之隆，前所未有，可謂備極哀榮。胡氏的小腳太太江冬秀面對如此壯觀浩瀚、涌動不息的人潮，甚為感動，也甚覺榮幸，于悲慟中對她的長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説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喲！”
就在胡適臨死前的四個月，這位與胡適同庚並於14歲訂婚，以打麻將為唯一專業特長的小腳太太江冬秀，才攜帶一張笨重而破爛的舊床自美國趕到臺灣陪伴身體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適臨終前兩天曾囑咐秘書王志維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並説：“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之一，就是不準在宿舍打牌。我也不應該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規矩。”王志維聽罷，很是感動，第二天便開始想法聯繫。但房子沒有找到，胡氏卻駕鶴西去。王志維在幫助胡家清點遺物時，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適生前留下的全部財産只有135美元。
在胡適的遺體前，胡適的太太胡江冬秀哭成了淚人
胡適入葬“中研院”專門為其興建的墓園，他的學生、原北大圖書館館長、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毛子水為其撰寫了墓誌銘，銘曰：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