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臺灣與大陸的關係
一、早期的史籍記載
三國時代的吳國黃龍二年(西元230年)，吳王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l萬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亶州”，到達了夷洲。夷洲在什麼地方歷來都有爭論，有的認為在今天日本或沖繩，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夷洲即今日臺灣。有的學者指出：“夷洲之方向，地勢，氣候，風俗與臺灣極相似，舍臺灣外無可指，且近時日本人曾在臺北發現指掌型之古磚，推其時代即屬於三國，故夷洲之為臺灣，絕無疑義。”有的學者認為，成書于西元264年至280年的《臨海水土志》所記的夷洲，在地理方面無一不與今日之臺灣相合，如方位：“夷洲在臨海東南”，臨海郡北起浙江寧海一帶；氣候：夷洲“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物産：“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文化特徵：如鑿齒，“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臺灣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時期，仍有此風，男女青年相愛，男“鑿上顎門旁三齒授女，女亦鑿三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歸以處”。又如獵頭，勇士“戰得頭，著首還，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頭差次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臺灣土著居民長期保持這種風俗，“所屠人頭，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藏諸高閣，以多較勝，稱為豪俠雲”。據上所述，《臨海水土志》描述的夷洲就是當時臺灣的情況。吳國孫權派遣官兵前往夷洲，規模很大，時間很長，前後經歷一年之久，衛溫、諸葛直到達夷洲後，由於疾疫流行，水土不服，“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不得不帶領數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陸。這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到達臺灣。同時，由於這次行動，使丹陽太守沈瑩有可能通過到過夷洲的官兵和由官兵帶回的夷洲人，詳細地了解夷洲的情況，寫出《臨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有關臺灣情況最早的記述。
隋煬帝于大業三年(西元607年)下令羽騎尉朱寬與海師何蠻一同入海，經過艱難的航行，終於到達流求(臺灣)。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第二年，隋煬帝又令朱寬再去慰撫，但“流求不從”，僅取其布甲而返。大業六年(西元610年)，派遣武賁郎將陳稜及朝請大夫張鎮州率領東陽(今浙江金華、永康等地)兵萬餘人，自義安(今廣東潮州)起航，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程鍾嶼，再航行一日，便至流求。當地土著居民“初見船艦，以為商旅”，相繼前來貿易。這説明當時已常有大陸商人在那裏通商，所以當地居民見到船艦才習以為常。陳棱要求當地酋長歡斯渴刺兜投降，遭到拒絕，於是隋軍“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
隋代稱臺灣為流求，但《隋書》中的流求指的是什麼地方，歷來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世紀末，荷蘭學者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在《古流求國考證》中從地理方位、王居及民居、政治、衣飾、兵器、戰爭、學術與宗教、外貌風俗及習慣、喪事、動物等l2個方面，詳細論證古中國地理家記載之流求，即今日之臺灣。此外，大陸、臺灣和日本的許多學者也都主張流求即臺灣。但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流求即今日之沖繩。如果用《隋書 流求傳》與《臨海水土志》互相印證，並與臺灣土著居民的生活形態相對比，可以看出其中的歷史淵源關係。
二、澎湖駐軍與巡檢司的設立
關於漢人在臺灣地區的活動，在唐朝有施肩吾《島夷行》一詩述及，但因沒有其他史料可證，許多人懷疑其真實性。到宋代，就有了明確的記載，樓鑰《汪公行狀》指出，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汪大猷知泉州郡，“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邪者奄至，盡刈所種”，汪大猷認為原來春季遣戍，秋暮始歸，花費太大，因而在當地造屋200間，“遣將分屯”。真德秀的《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則直接提到澎湖：“朱寧寨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於此，其地闞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因此，《汪公行狀》所雲海中大洲“平湖”應為澎湖無疑。稍後，宋人趙汝適的《諸蕃志》寫道：“泉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有的史書還説澎湖“宋時編戶甚蕃”。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澎湖已有不少居民，並在那裏定居，而且已經從事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種植。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政府已經在澎湖戍兵防守，澎湖在建制上已經歸福建晉江縣管轄了。
宋代大陸人民遷居臺灣地區的原因，從福建來説，主要是隋、唐、五代以來中原人口多次南遷，使福建得到開發，但由於山多地少，土地一般比較貧瘠，産糧不多，而人口增長卻很快。唐天寶元年(742年)福建五郡共9．1萬餘戶，41萬多人。到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達139萬餘戶，282．8萬餘人，400年間，人口增加近6倍，以致出現地狹人稠、生活困苦的狀況，正如北宋末年方勺在《泊宅篇》中寫道：“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為勤儉，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其次，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五代十國時，福建佛教勢力大量擴張，王審知“雅重佛法”，增設寺院267所，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有“泉南佛國”之稱。到南宋時，泉州寺田已佔土地總額7／10，漳州寺田多達6／l0，這就使得一般民人所佔土地更少。第三，政治動亂迫使一部分人民遁逃臺澎。沈文開在《雜記》中説：“宋時零丁洋之敗，遁亡至此者，聚眾以居。”《噶瑪蘭志略》也説：“宋零丁洋之敗，有航海者至此。”由於以上各種原因，大約北宋末年，最遲于南宋時，已有較多的大陸漢族人民東渡臺灣海峽，到澎湖從事打魚、撈貝和耕種。
到了元朝，到澎湖的漢人更多，他們已在此地建造茅屋，過著定居的生活，不僅到海上捕撈魚蝦，而且在島上種植胡麻、綠豆，放牧成群的山羊，形成男子耕、漁、牧，女子紡織的聚落社會。大陸漢人開拓澎湖之後，開始向臺灣島發展。據親自到過臺灣的元代著名地理學家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記載，當時臺灣東部高山峻嶺，林木蔥郁，西部平原土地肥沃，種植黃豆、黍子。大陸商人將處州的瓷器等貨物運到臺灣與當地土著居民交換硫黃、黃蠟和鹿皮。
隨著大陸人民的不斷遷居澎湖，宋、元王朝也開始經營臺灣地區，南宋乾道年間已派兵到澎湖巡防。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海船副萬戶楊祥請求帶兵6000人前往流求招降，如其不服就發兵攻擊，朝廷從其請。當時有從小生長福建沿海、熟知海道利病的吳志鬥主張先從澎湖發船往諭，了解水勢地利，然後發兵。當年l0月，元政府命楊祥為宣撫使，給金符，吳志鬥為禮部員外郎、阮鑒為兵部員外郎，給銀符，往使流求，這是元朝當局經營流求的開始。第二年，他們從汀路尾澳起航，船行不久，望見一個低而長的島嶼，楊祥以為已到流求，率眾船停靠島邊，命令劉閏帶領200余人分乘11艘小船上岸。島上的人聽不懂他們的話，引起爭執，元軍被殺3人，不得不撤到船上，繼續航行，抵達澎湖。第二天，因吳志鬥失蹤，只好返航，招諭流求的任務沒有完成。過了5年，成宗元貞三年(1297年)，元朝政府改福建省為蒲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並由福州“徙治泉州，以圖流求”。同年九月，福建平章政事高興派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二人率軍再次赴流求招諭。這七八年是元朝積極經營臺灣的時期。大約就在這個時期，為了便於在流求的活動，元朝當局在澎湖設立了巡檢司。《島夷志略》記載，澎湖“地隸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十一錠二十五兩，別無差科”。巡檢職位很低，秩九品，“職巡邏，專捕獲”，其下有巡邏弓手，專管查緝罪犯，在澎湖還可能兼辦鹽課。澎湖巡檢司的出現，説明瞭元朝政府已經在這個地區設置了行政管理機構。
三、明代漢人遷居臺灣
朱元璋建明朝以後，為了防止方國珍、張士誠部逃亡 海上的殘余勢力捲土重來，也為防止倭寇的騷擾，在東南沿海實行遷界移民、堅壁清野的政策。以澎湖“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漳、泉間”。但是，遷界政策不能完全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繼續遷居澎湖的趨勢，內地農民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負擔，“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為多”。至明代中葉，日本侵襲雞籠、淡水時，福建官紳就提出要設防的建議，福建巡撫黃承玄也奏請加強澎湖防務，並隨時察視臺灣。當時前往臺澎的漢人更多，其中有的漁民先在澎湖列島捕魚，接著又到臺灣中南部的魍港一帶，然後擴展到雞籠、淡水等北部漁場。這些漁民在島上搭寮居住，成為常住居民。因此，天啟二年(1622年)，荷蘭艦隊到達澎湖時，發現有3個漢人在看守“小堂”(即天后宮)，又在該處看到數只山羊和豬、牛，據説在島的北部還有許多漁夫居住。當他們航行到臺灣島時，有兩個漢人到船上，引他們到臺窩灣。荷蘭人在臺窩灣港附近，發現許多漢人與當地土著居民住在一起，大員港附近的許多家庭，常有漢人3至5人同居。
除了漁民之外，還有許多中國的海盜商人經常出沒于臺澎各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陳老等“結巢澎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林道乾集團逃入臺灣，俞大猷率軍追至澎湖，因水道迂曲，不敢冒進，留偏師駐守澎湖，派兵到鹿耳門等地追緝，林道乾終於從大員二鯤身遁去佔城。這是明朝官兵到臺灣本島追擊海盜的行動。隆慶年間，曾一本集團衝破兵部侍郎劉濤會同廣東巡撫熊桴、福建巡撫涂澤民的圍剿，突圍北上，準備到澎湖或臺灣建立新的基地。萬曆二年(1574年)，林鳳集團被福建總兵胡守仁打敗，撤至澎湖。十月，林鳳又自澎湖轉住臺灣魍港，再西渡臺灣海峽至福建、廣東沿海，繼續進行走私貿易活動。明朝政府集中兵力打擊林鳳，並傳諭“東番”合剿，使林鳳不得不率領62艘大船逃往呂宋。雖然在明朝軍隊的圍剿下，較大的海上武裝集團無法在臺澎長期居留，但大陸的散商仍然活躍于臺澎各地。1582年，西班牙船長嘉列(F．Cualle)在臺灣遇見一位中國商人“三弟”(santy譯音)，曾9次到達臺灣收購野鹿皮、砂金，運回中國大陸。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陳第跟隨沈有容到達臺灣與澎湖，看見“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他們用大陸運去的瑪瑙、瓷器、布、鹽、銅簪環等貨，交換當地出産的鹿脯和皮、角。據估計，每等有十多艘漳泉商船往返于臺澎各港口，從事兩岸的貿易活動。
明朝萬曆年間，東南沿海有以顏思齊為首的海上武裝集團，對日本進行海上貿易。天啟元年(1621年)，鄭芝龍到臺灣追隨顏思齊。天啟五年，顏思齊病亡，“眾推芝龍為首”。他以臺灣為根據地，設立佐謀、督造、主餉、監守、先鋒等官職，對當地軍民實行管理。同時，“置蘇杭兩京珍玩，興販琉球、朝鮮、真臘、佔城諸國，掠潮、惠、肇、福、汀、漳、臺、紹之間”，在海峽兩岸進行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活動。為了進一步擴大隊伍，他還趁福建連年大旱之機，用錢米救濟饑民，“於是求食者爭往投之”。由於他“劫富而濟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沿海大量破産農民紛紛加入，他的隊伍迅速擴大到3萬餘人，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移民臺灣本土，成為開發臺灣的生力軍。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就撫于明朝政府，授海上游擊，其實他仍保持很大的獨立性，就撫期間既未領過明朝政府的軍餉，也從未聽從明朝的調動，只不過是雙方相互利用達成默契而已。明朝政府想利用鄭氏集團的力量平定東南沿海海盜的騷擾，而鄭芝龍也想借助明朝政府的力量，消滅劉六、劉七等眾多的海上競爭對手，達到壟斷海上貿易的目的。因此，鄭芝龍就撫以後，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
此時，福建年年旱災，“谷價騰涌，鬥米百錢，饑莩載道，死亡橫野”，出現大批的無業流民，社會動蕩不安。鄭芝龍經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批准，招募饑民前往臺灣，結果募集了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有人指出，在動亂饑饉年代，福建地方政府要拿出數萬兩銀和一萬頭牛，誠非可能。儘管移民人數難以確定，但鄭芝龍曾經運送大批饑民到臺灣墾荒，則應是可信的事實。這是一次經政府批准、由鄭芝龍組織的移民活動，它對臺灣人口的增加和土地開發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日本的侵臺活動
16世紀後期，日本豐臣秀吉用武力迫使琉球國王稱臣納貢，接著把侵略的矛頭指向臺灣。1593年，日本出使呂宋的原田喜左衛門，路過臺灣時，遞交所謂“招諭”文書，要臺灣像琉球一樣向日本稱臣納貢，否則就要發兵“攻伐”，遭到拒絕後，又派遣欽門墩率領200多只戰船，準備進攻雞籠，佔領澎湖。由於明朝政府已在澎湖設防，才沒有得逞。
德川家康上臺後，繼續推行豐臣秀吉的侵略政策，1609年，命令有馬晴信率船到臺澎地區，偵察海灣港口，調查物産資源，招諭臺灣向日本納貢。有馬晴信船隊到雞籠，遇到當地居民的頑強抵抗，“一月不能下，則髡漁人為質于雞籠，請盟。雞籠人出，即挾以歸”。德川家康又派許多使者直接到臺灣要求通商貿易，但是這些使者都沒有受到土著族的歡迎，反而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留作為奴隸。l615年，德川再次命令村山等安組織大規模的武裝征討。村山等安是一個靠航海貿易發家的富商，在他擔任長崎代官期間，積極發展與英國、荷蘭等國商人的貿易，同時與住在平戶的中國海商李旦也有來往。當他獲得德川家康授予赴臺灣的渡航船禦朱印狀後，積極徵集士兵和船隻，準備各種戰略物資。
村山準備侵臺的消息很快傳到琉球，中山王尚寧特遣通事渡海向明朝政府報告：“倭造戰艦五百餘，脅取雞籠山島野夷。”福建巡撫黃承玄認為如果日本佔領臺灣，會構成對東南沿海各省的嚴重威脅，他調兵遣將，作了積極的防範，同時移咨浙江巡撫，督促溫州、處州的將領防止倭寇的突然襲擊。1616年5月，村山等安派遣他的次子秋安率領l3隻船，離開長崎，遠征臺灣。船隊駛到琉球海面被暴風雨打散；只有一隻船到達臺灣，遇到土著居民的頑強抵抗和包圍。明石道友率領的兩隻船，航行到福建閩東海面的東涌，挾持明朝的偵探董伯起返回長崎。這支遠征船隊由於遇到暴風雨和大陸軍民與臺灣土著居民的頑強抵抗，而完全失敗。
1617年，日本又派遣明石道友以送董伯起回國為名，到達福建，“獻方物，上章求市”，福建海道副使韓仲雍前去警告：“汝若戀住東番，則我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兵交之利鈍未分，市販之得喪可睹矣，歸示汝主，自擇處之”，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