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牌兵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兵種,但在明代它沒有獨立成軍,而僅僅作為戰術需求存在於整體之中。據清人李紱考證,該戰術源於宋代岳家軍在郾城戰役以麻扎刀斫金兵馬足而演變過來。
明代藤牌兵主要來自福建漳州府的龍溪縣。據歷史記載,嘉靖年間東南沿海倭患橫行,參將俞大猷奉命平倭,因江浙兵疲,到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的海倉、許林、嵩嶼、長嶼、赤石、玷尾、月港、澳頭、沙坂等地招募三千藤牌兵,每十人為一甲,以甲為作戰單位,每個軍官可以帶二百人,戰時歸統兵官指揮,其組織基本上還是按照明代衛所制度編制。後來俞大猷因故被貶山西大同,另一抗倭名將戚繼光繼承併發揚了他的藤牌兵戰術思想,創立了獨步天下的“鴛鴦陣法”,在抗倭鬥爭中取得了輝煌成就,這不僅鑄造了新一代的民族英雄,而且也為福建藤牌兵抵禦外來侵略開創新的篇章。
不過在明清時代,無論是俞大猷,還是戚繼光,抑或是清初漢軍八旗中配備的藤牌營,他們都只是作為局部的戰術組合而存于主體之中,沒有形成完整、獨立的戰鬥主體,是另一位民族英雄鄭成功組建藤牌兵從而完成從戰術組合到戰鬥主體的歷史性轉變。
鄭成功充分發揮閩人靈巧多變、剛勇善鬥、重義輕生的身體特點與個性特點,組建起一支極具地方特色的藤牌軍。這支獨立的藤牌軍參與抗清是在1651年5月。當時鄭成功率兵攻打漳州海澄,清漳州總兵王邦俊率騎兵一千、步兵二千在磁灶阻擊。戰鬥中藤牌兵奮勇爭先,與其他兵種聯合擊潰清軍,這是鄭成功藤牌軍首次打敗清軍的記錄。隨後在1652年三月的長泰戰役、1656年九月的寧德戰役等幾次省內抗清戰鬥中,藤牌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659年五月,鄭成功揮師北上,攻打清軍駐守在長江南北交通要衝瓜州,在戰鬥中藤牌軍將領韓英、楊祖等身先士卒,率先登上雲梯攻入瓜州城內。佔領瓜州後,鄭軍又直逼清軍另一重鎮銀山,在這次戰役中,藤牌兵更是英勇出眾,膽略過人。清人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作如下描述:當清軍騎兵進攻時,藤牌兵“嚴陣當之,屹然不動,俱以團牌自蔽,望之如堵。清軍三卻三進,鄭陣如山,而清之長技盡矣。遙見鄭兵背後黑煙冉冉而起,欲卻馬再衝而鄭兵疾走如飛,突至馬前殺人矣。其兵三人一伍,一兵執團牌蔽兩人,一兵砍馬,一兵砍人,其鋒甚銳,一刀揮鐵甲軍馬為兩段”。面對藤牌兵的靈活多變戰術,清軍束手無策,總兵管效忠哀嘆道:“吾自滿洲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此一陣死戰者。”銀山一役,清軍死傷纍纍、落荒而逃自不必説,關鍵是藤牌兵通過這一硬戰打出了自己的威風,連久經戰陣的敵軍將領都自嘆不如。
1661年初,鄭成功決定東征,收復被荷蘭殖民者竊據的臺灣作為反清基地。荷蘭人起初對鄭軍的進攻並未引起充分的重視,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分農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是膽小而不耐久戰的,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戰的”。他們甚至狂妄地宣稱:“二十五個中國人合在一起還抵不上一個荷蘭兵”。可是,接仗後荷蘭人發現,這支隊伍的素質與他們原先對中國人的印象根本是兩碼事。
收復臺灣最典型的戰役是赤嵌城之役。戰前鄭成功發佈動員令,他説:“荷蘭別無他技,惟持炮火而已”。他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同時在戰術上又做到“以己之長戰敵之短”。他命令黃昭帶銃手500名,前往鯤身尾列陣以待;楊祥帶藤牌兵500名從鬼子埔背後繞過鯤身之左,準備橫衝截殺;蕭拱宸率20條船到右作佯攻狀,這些有條不紊的布陣引起了荷蘭殖民軍的恐慌和混亂,楊祥乘荷蘭人軍心不穩之際帶藤牌軍立馬趕到,橫衝直撞,迫使荷蘭人丟下陣地,退回城中等待援軍。
赤嵌城之戰是展現藤牌軍威力的又一舞臺。事實上,在整個收復臺灣的戰鬥中,面對洋槍洋炮,藤牌兵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他們並沒有因此退縮,相反,他們前赴後繼,不惜自己的生命迫使侵略者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認輸。戰後荷蘭駐臺灣長官揆一不得不承認藤牌軍堅強的戰鬥力,他在《被忽視的福摩薩》一文中嘆道:藤牌軍“被用來代替騎兵,每十人中有隊長一人,負責指揮並督促士兵衝鋒。這些士兵低頭彎腰,躲在盾牌後面,不顧死活地衝入敵陣,十分兇猛而大膽,仿佛每個人家裏還另外存放著一個身體似的。儘管許多人被打死,他們還是不停地前進,從不猶豫,而只是象瘋狗似的向前猛衝,甚至不回頭看一看自己的戰友有沒有跟上來。”敵軍首領把藤牌軍罵為“瘋狗”,恰是他們吃盡藤牌軍苦頭後的發瀉,可見,鄭成功的藤牌兵是收復臺灣的“敢死隊”。他們的戰鬥精神,代表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精神。
清朝統一台灣後,鄭氏政權官員和軍隊都被遷往內地,清政府對具有頑強作戰精神的藤牌兵仍有戒心,把藤牌兵解散,分別安插到山西、山東、河南等地務農。直到1685年,沙俄侵略者犯我東北,在對付洋槍洋炮方面有豐富經驗的藤牌兵才又被想起。康熙帝下令重新徵調、組織鄭氏舊部藤牌兵,得400人,由鄭氏舊將林興珠、何佑率領,開赴東北邊境。在著名的雅克薩戰役中,藤牌兵再顯神威,400名將士在槍林彈雨中與侵略者週旋惡戰,為收復雅克薩屢立奇功,而藤牌兵居然無一人死於戰鬥,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這是後話。
文章作者:羅慶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