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只有21個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這便是“傅鐘”只敲二十一響的由來。這洪鐘如今依舊高懸在臺大校園裏，每逢上下課時間，悠揚的聲音穿過靜靜的傅斯年墓園和長長的椰林大道，向外散發好遠好遠。
和傅斯年的大氣剛烈不同，傅園的氣氛是深沉濃郁的。臺北春日的一個午後，在臺大附近淘書之餘，我貿然闖了進來。7000平方米的這片天地裏，榕樹遮天，龍柏蒼勁，柳杉挺立，鮮有人來，只有樹上不知名的鳥兒，間或脆啼兩聲。綠樹掩映中，斯年堂，一座倣希臘帕提農神廟的神殿式建築聳立其間，亭前有無字方尖碑和噴泉水池，亭中是傅斯年墓。
有人這樣講述傅斯年的故事：五四運動參與“火燒趙家樓”的革命青年，辦《新潮》雜誌和老師們的《新青年》相呼應。後來成了有名的歷史學家，更活躍于經營“學術政治關係”，運用手腕促成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設立。這樣的人來接掌“臺北帝國大學”改制後的臺灣大學，卻突然間腦溢血就去了，最終埋骨於此。
傅當年接手時，剛剛從日據時代走出來的臺大是個“爛攤子”。他之所以能把臺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決於他的才幹，取決於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猝死於臺大講臺，新聞廣播説“傅斯年先生棄世”，卻被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於是學生們聚眾要求校方懲辦兇手。直到臺當局官員出面解釋清楚，學生才退去。遠在美國的胡適聞訊後説：“有人攻擊我，傅斯年總是挺身而出：‘你們不配罵胡適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罵。他也承認這一點。”從此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人像傅斯年那樣“有資格”罵他了，這一點令胡適落寞而痛惜無比。
天資聰穎、學術根底深厚的傅斯年，來臺後依舊筆耕不輟，但和書齋裏的書生比，畢竟教育行政事務纏身，無法完全投入到歷史的故紙堆中。有同時代的學者替他惋惜：“他寄身政治，因此沒有取得應該取得的更大的學術成就。”而島內作家李敖則從另一個方面去看，傅斯年雖然有政治理想，但他多次拒絕蔣介石的延攬不去做官，“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李敖覺得這一點“很了不起”，因為像他這種“真正的夾縫裏面的自由主義者”，“很苦”。
傅斯年選擇入臺後，在大陸一度被當作“反動史學研究”權威而遭到狠批，進而漫長的時間裏幾乎被人所遺忘。近年來“回到傅斯年”卻漸漸成為大陸學界的一種聲音，一些介紹、研究他的文字和圖書開始熱銷。與一些如過眼煙雲的學術人物和研究派別相比，傅斯年作為腳踏實地的“史料學派”代表，經過歲月的磨洗，卻越來越顯示出本有的光芒和存在的價值。畢竟時代在前行，連過去手敲的“傅鐘”，現在都改成電動的了。
正是，斯園斯墓憶斯人，誰解當年傅孟真？(本報記者 任成琦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