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困惑，我的故事在哪？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張翎：已經習慣沒有根的感覺。圖片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陳若曦：要融入僑居地的文化，創作出新的點子和看法。圖片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施叔青：女性不能在小説大河中缺席。圖片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近日，湖北省作家協會等在武漢主辦了海外華文女作家第十二屆雙年會，100多位海外女作家相聚談文論藝，交流創作體會，話題包括離散作家的故土寫作、女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成長、海外寫作如何超越邊緣……
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在歡迎辭中説，文學最需要交流，交流不是為了相同，而是為著不同。文學幾千年因其豐富多樣而魅力永在，恰恰是來自無數的不同。有不同才有各自的色彩和光芒，才有個性，才更豐富。
女作家群更加活躍
論壇上，作家與學者們同時關注到海外華文女作家群引人矚目的現象。嚴歌苓、張翎等中年作家創作豐沛。青年作家隊伍日益龐大。出生臺灣的吳玲瑤擅長幽默小説，其《美國孩子中國娘》登上美國中文書暢銷第一名。老一輩的也筆耕不輟，如旅美作家王正軍創作《哈佛之戀》，風靡網路。
新移民生活最能激發女作家的創作靈感。定居多倫多的張翎的長篇小説《郵購新娘》、旅美嘯塵的中篇小説《覆水》，揭示了身份未定的新移民那種隱忍和焦慮。譚恩美的《喜福會》寫四對華人母女關係，“中國移民母親”和“美國出生的女兒”之間的代溝問題一一呈現。
出生臺灣的陳漱意回憶，初到美國時，面對陌生的世界，“用中文寫作是與家鄉的聯繫，是割捨不斷的親情。”一天，她看到一條社會新聞，一個女孩懷了孕，可男孩逃避責任，不願與她結婚。女孩獨自在醫院生下孩子，可生活困難，舉目無親，嬰兒居然被狗吃掉了。她為之觸目驚心，以此為素材，創作了小説《流浪的猶太》。
海外生活不易，堅持寫作更需要毅力，多數人在工作和家務之餘寫東西。一位作家告訴記者，她非常忙，要照顧4個孩子。張翎説，她移民後花了10年時間成為一名聽力康復師，用這個職業來支撐寫作生涯。新加坡的尤今説，新加坡約有100位女作家，都要照顧家庭，都是副業創作，感覺她們好像是在石縫里長出的花朵。
女作家們都非常珍惜回中國相聚的機會，正如方方所説，“文學姐妹們在每一次用漢字寫作中，因為找到了共同的心靈故鄉而感到踏實。”
“我的漂流，使我更優秀”
跨文化背景，是海外女作家的特質和優勢。
旅美臺灣作家施叔青曾居港17年，丈夫是在香港銀行工作的美國人，跨文化的生活經歷，促使她嘗試走進西方人的內心世界，創作了《香港三部曲》。
嚴歌苓説過，“我的漂流，使我更優秀。”海外女作家因其多重文化交融而形成獨特的精神存在。
文學評論家陳美蘭教授分析道，跨文化背景形成了她們創作視角、情感取向、價值立場的獨特性。嚴歌苓的《行路難》寫了她在尼日利亞看到的“摩托計程車”奧卡達，文字十分風趣，她對當地政府的腐敗和民眾生活的艱辛既同情又超然，在抒寫異族風情中流露出一種高層文化的優越感又含有對未經雕琢的人的自由天性的讚美，自己在身處其境中又保持一種他鄉感。多種文化因子的糅合，使我們在閱讀中獲得多種的特殊韻味。
女作家呂紅也看到了她們的離散族裔文化表徵——糾纏徘徊在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經過西方文化衝擊之後，正逐漸摸索著建立一種超越地域身份的精神歸宿。跨文化，成為她們智慧的“第三隻眼”，視野更開闊。
超越鄉愁，新故事在哪？
新移民的寫作，開始往往是對故土故人的追憶，對異國風情的描摹，對東西文化碰撞的敏感觀察，但中文讀者不滿足於此，作家開始超越鄉愁，往更深層發掘。
張翎説，以前回鄉不易，我們寫思鄉，是一種文化饑渴。如今，海外新移民作家“基本都不再書寫鄉愁、身份識別等問題了”，“像我這麼多年已習慣了沒有根的狀態，漂泊在外，似乎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裏，或者説在這裡和那裏之間找到了新的根。”
久居海外，加上“地球村”交通資訊發達，中外生活差異變小，使她們紛紛從文化衝突、身份認同等轉移到新的視角，更多地書寫作家對命運、人性的感受和理解，書寫“不受社會框架所控制的人之天性”，有的形成一定的文化批判立場。
創作難在追尋“不同”，大家如嚴歌苓者，也有困惑，如何找到最大的讀者群。《金陵十三釵》、《危險關係》之後，她常想，新的故事在哪？“過去我們非常窮，但我們的經歷是富礦，永遠都有故事可以講。現在大家的生活那麼相同，很難找到讓人一驚一乍的素材。”
處於創作盛年的女作家們稿約不斷。張翎《余震》被改編為電影《唐山大地震》後，她打算把《余震》改為長篇小説，還著手寫一篇“中國三代女人分娩陣痛”的故事。施叔青將以魏晉南北朝為背景，講述佛教傳入與道教之風的融合。嚴歌苓打算寫一部中學生的小説，“已經在中學蹲了好幾次點了。”
走出鄉愁，回望神州，海外女作家依然寫中國故事中國人，思維和視角卻達到新的人性深度，讀者喜愛她們也正在於此。其情形，正如現居瑞士，經歷坎坷，96歲的韓素音女士所説：“我的一生將永遠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之間奔跑：離開愛，奔向愛；離開中國，奔向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