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左聯內部，作為領導，自己不做事，卻專責以別人不做事，役使別人，監督別人的行為；對於不聽指揮者，則動輒加以罪名，以至以“實際解決”相威脅。專斷、橫暴，完全是一種奴役的形式。僅在1935年一年間，魯迅在書信中便不斷出現“鞭子”的意象，稱周揚一夥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而自稱為“苦工”和“奴隸”。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種新型的階級關係，但一樣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周揚們顯然是高踞眾人之上的“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的壓迫者——魯迅稱作“橫暴者”，特殊的集團和個人。
權力可以超越黨派的具體原則而表現出一種普遍的特性，對此，魯迅顯然在精神上準備不足。革命成功以後，倘使實行階級的專政，到底是怎樣一種的情形？他雖然以個人的推斷説過幾次，還舉過蘇俄知識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實踐畢竟要比推斷切實得多。所以，周揚們的日漸強大的勢力，和製造出來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給他感受特別的困擾，憎惡和苦痛。他説：“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他説：“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説，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他説：“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左聯仿佛成了周揚們的私産，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瞭在左聯內部，每個成員是毫無個人意志可言的。
本文摘自《魯迅的最後十年》，作者：林賢治，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周揚成了魯迅一生中最後也是最大的對立面。
周揚參加左聯很晚，先在劇聯，但很快就進入了領導層，1933年起任左聯的黨團書記。左聯及相繼成立的社聯，劇聯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左聯和文總的黨團也即黨組，直接接受文委的領導。實際上，文總和文委的黨團成員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再後來，成立“臨委”的也還是這批人。這種一元化的組織形式，跟蘇聯的“優阿普”和“拉普”差不多，即使機構臃腫，最高領導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
周揚是一位頗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這種組織化的有效性，在極短的時間內，把左聯甚至整個文委都變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識者忠誠地圍繞在他的周圍，隨時為他所用。胡風原來是左聯的宣傳部長，與周揚的關係不錯，但是後來，周揚發現他在工作中經常鬧“獨立性”，當然是不能容許的。由於穆木天被捕獲釋後報告説胡風是“內奸”，加上文委領導林伯修、田漢，以及鄭振鐸、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揚便趁勢讓親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風的位置。1935年陽翰笙被捕後，周揚接任文委書記，左聯黨團書記一職也便很順當地由任白戈繼任。至此，周揚大權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個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了。
魯迅原先是左聯執委之一，但很快就辭掉了，主動退回到“無權者”的位置。作為一個作家，寫作才是份內的事情。這個觀念在他那裏是十分明確的。加入左聯以後，特別在柔石們被害之後，他對所謂“進步青年”已經存有戒心，不願有新的交往。蕭軍、蕭紅等，是極少數的例外。即使對於他們，也都勸告説不要陷入內部的無聊的糾紛裏，堅持留在週邊；所以對於試圖扼殺週邊作家的批評，他會特別憤怒，以為倘削弱了週邊的力量，那成績真可以什麼也沒有的。馮雪峰和胡風在左聯時，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聯絡，但也決非一些論客描述的那樣，一副“盟主”模樣，得早請示晚彙報一般的。
據有關回憶，田漢曾經明確指示任白戈説，魯迅説不想管左聯的事，以後有事情不必找魯迅，可直接找他。這樣，魯迅與左聯的關係，實際上處於一種懸空狀態。胡風任宣傳部長時，出版過一個相當於機關志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也曾給魯迅寄過，後來便中斷了。魯迅幾次在信中提及此事，還説周揚們出過一期的，將左聯過去的工作批評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他看，也不寄給別的一些人看。他對此的總結是：“到處是用手段”。對於左聯，他是關心的，努力做他認為應當做的工作。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虛信説：“先生所揣測的過高，領導決不敢，吶喊助威，則從不辭讓。今後也還如此。可以幹的，總要幹下去。”然而，無論怎樣拼命地幹，周揚之流還是不滿意，背後説他“懶”，“不做事”，“不寫文章”等等，後來甚至散佈一種空氣，説他“破壞統一戰線”，這就不能不讓他感到失望，焦煩，常常有“獨戰”的悲哀。
魯迅對周揚的批評，始於周揚主編《文學月報》時期。雜誌第一卷新四期發表署名“蕓生”的一首詩《漢奸的供狀》，詩是模倣蘇聯詩人別德內依攻擊托洛茨基的《沒有功夫唾罵》的詩寫的，唾罵的是“自由人”胡秋原，詩中除了“丟那媽”一類辱罵，還加了不少恐嚇的話，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魯迅認為，這種頗類當年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一樣的流氓式文字，確有批評的必要，於是寫了一篇題作《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文章，但用個人名義，以致編輯部公開信的形式在原雜誌發表。
文章説：
無産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
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産，還是都讓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可是，這意見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變本加厲的“辱罵和恐嚇”。
魯迅對周揚的懷疑和不滿，在1934年底就已經在私人通信中表現出來了。他對蕭軍、蕭紅説：“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寫信給二人説：“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幹，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沒有什麼灰心，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究也有影響，不但顯于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稍後，致信胡風説：“我不敢對別人説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整個1935年，信件中不斷重復出現“悲憤”、“寂寞”的語詞，但是他的雜感依然鋒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揚勢力的迅速膨脹，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魯迅的敏感，承受的壓力和隱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後，情況好像有了變化。以上的字眼不見了，多出了憎惡和輕蔑之意，而且出現了“反擊”的字樣，特別在左聯解散前後。此時，悲憤的高潮過去了，精神的負擔隨著左聯的解散而消失，他無須再為一個反政府的集團的存在而有所顧慮，也無須為個人的反抗行為擔受道義的譴責。內部又變做了外部，內外的限界消除了，“戰友”已不復存在。他的反擊是公開的，鮮明有力的，充滿了奴隸的義憤；雖然留有餘地，卻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老戰士。
左聯原來是一個文學社團，後來卻漸漸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團體，內部有著嚴整的權力結構，充分體現著權力運作的規律。對國民黨政府來説，左聯無疑是異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聯內部，同樣不容異類的存在，可以説是大一統中的小一統。在魯迅的描述中，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是一個熱衷於爭奪權力和濫用權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極力設法建立個人權威。魯迅説他“以指導家自居”，而魯迅本人明顯是厭惡“指導”的，如稱“導師”為“鳥導師”，諷刺創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揚一流都是批評家，喜歡議論，在魯迅看來，“但大抵是唱高調”。魯迅認為，“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由於致力於權力的營造，所以會有“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卻專一要討論槍的亮與不亮”這樣近於“打岔”的行為。魯迅指出，像這樣的人是志在統一文壇，做“文壇皇帝”的。
在左聯內部，作為領導，自己不做事，卻專責以別人不做事，役使別人，監督別人的行為；對於不聽指揮者，則動輒加以罪名，以至以“實際解決”相威脅。專斷、橫暴，完全是一種奴役的形式。僅在1935年一年間，魯迅在書信中便不斷出現“鞭子”的意象，稱周揚一夥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而自稱為“苦工”和“奴隸”。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種新型的階級關係，但一樣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周揚們顯然是高踞眾人之上的“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的壓迫者——魯迅稱作“橫暴者”，特殊的集團和個人。
權力可以超越黨派的具體原則而表現出一種普遍的特性，對此，魯迅顯然在精神上準備不足。革命成功以後，倘使實行階級的專政，到底是怎樣一種的情形？他雖然以個人的推斷説過幾次，還舉過蘇俄知識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實踐畢竟要比推斷切實得多。所以，周揚們的日漸強大的勢力，和製造出來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給他感受特別的困擾，憎惡和苦痛。他説：“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他説：“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説，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他説：“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左聯仿佛成了周揚們的私産，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瞭在左聯內部，每個成員是毫無個人意志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