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名記者包天笑在其自傳《釧影樓回憶錄》中説，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開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現南京西路、鳳陽路)找，連找幾天都無結果，後來他發現一張招租，説在北面一點的愛文義路(現北京西路)勝業裏一幢石庫門有空房。貼招租的房東當時講清住一間廂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銀元）。當時上海一家大麵粉廠的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7到10元，而包天笑當時在《時報》任編輯，每月薪水80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時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並不算貴，比如在虹口區一棟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別是“一二八事變”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亭子間的月租都已經漲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廣告剛貼出去，往往漿糊還沒有幹，房子已經租出去了。
上海的亭子間，可以説是石庫門房子裏最差的房間。它位於灶披間之上、曬臺之下的空間，高度兩米左右，面積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雜物，或者居住傭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輕的作家來到上海謀生，往往先找這種房子棲身，以至於後來出了一個新名詞，叫“亭子間文人”。
一些專門從事寫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體是可以的，如鬱達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個月的版稅收入有100到200元，而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這已經足以養活一家五口人了。後來被殺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稅800元，年輕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於沒有名氣、初來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們每月的稿費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夠上海一月的生活費，可謂是標準的“亭子間文人”。
據陳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與錢》一書中的統計，著名作家魯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約是420元左右，而與他同時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並不比魯迅低，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月薪為400元，主編《新青年》雜誌還另有每月200元的編輯費，這樣算下來，陳獨秀每月收入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月薪600元，另外還有翻譯的稿費（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稅，收入是不菲的。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過50元的話，就基本達到小康水準；如家庭月收入有一兩百元，就可算是中産階層。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説，他于1921年因失去軍職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個樓面是16元，這個房間用布簾隔開，一間做臥室，一間作書房，他與妻子及一個孩子每月的生活費是50元，這還是比較拮據的。
民國時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準還不錯，普通人家每個月一般吃四次葷菜（肉、魚、蛋、海鮮等），通常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這幾天叫做“當葷”，其他日子則以蔬菜、豆製品為下飯菜，前面陳存仁先生説他八九歲的時候一個月只能吃一次葷，説明當時他家的生活是比較困難的。
按上海的習慣，如果家裏來客人的話，那就必須以葷菜為主，“無葷不成飯”，蔬菜則是配菜。至於那些拉黃包車的苦力，他們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鹹魚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極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當時一首兒歌唱的：“當肚皮餓格時候，我們馬上拿起筷，奔向廚房間，看看有點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來下飯？”
二十年代後的上海米價，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動，這與房租一樣，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來的，所以米價一上漲，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搖頭嘆息，説日子過不下去了，但對於高薪人士來説，這點浮動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當時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車為主，起價多為十個銅板，按里程議價，但由於競爭激烈且毫無技術含量，人力車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點，僅能夠維持一個人的生存。上海的電車，從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銅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銅元；十多年後，又有了出差汽車（即今日之“的士”），從大世界到南市，車價就要1元以上，而當時一輛小汽車的價格也不過1000元左右。
上海的世家子弟結婚，禮金也是很高的，據《白銀時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醫陳存仁透露，大概在2000到3000元。與上海的物價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陳存仁在新婚之後與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國飯店住了一宿，房價6元，這個價格恐怕可以與現在的五星級飯店相媲美了。設施並不比六國飯店差的東華客棧，當時的房租是每晚1元6角，當時住的人已經是非官即貴了。當時北京的房租也不貴，一個大四合院租給四戶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過8元。
會花錢，還得會賺錢才行，而其中最厲害的是以錢賺錢，那就是買地皮。在高人的指點下，陳存仁在靜安寺路愚園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買了一塊面積3畝7分的地，不到3年的時間，陳存仁便以3萬元的價格出手，而數年之後，更是漲到了10萬元，可見投資地産是何等一本萬利的生意。當然，適當的購買一些藝術品、珍貴首飾甚至是皮貨也不錯，譬如陳太太在北京花60元買了兩件玄狐的皮筒子，後來被人用600元買去；而當時花120元買的一對翡翠耳環，在隔了二三十年後，陳家夫婦到了香港，以原價一千倍的價格出手，後來更是漲到了五千倍的價格。由此或許可以看出，銀元時代的物價相對還是比較穩固的，等到了紙幣年代，那就完全取決於政府的信用及對通貨膨脹的控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