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從1938年到1945年，周炳琳和傅斯年都擔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周炳琳還擔任該會副秘書長多年。在參政會上，周炳琳竭力主張國共兩黨協力抗日，反對反共。當參政會通過攻訐中共的決議案時，周炳琳力排眾議，義正辭嚴地斥責此種親者痛仇者快的惡行。他還批判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指出國統區的“政治混亂”，國民黨的統治必將失敗，致使國民黨的參政員攻擊他 “詆毀元首”，提議開除他的國民黨黨籍。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痛斥特權階級，力主政治革新。他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敗行為，終於使這兩任行政院長很快下了臺。他因敢於仗義執言，贏得了“傅大炮”的美稱。在1945年的參政會上，他們還揭露孔祥熙鯨吞鉅額美金公債的罪行，迫使孔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軍包圍，傅作義戰和不定。傅斯年直接找到蔣介石，經其批准，與陳雪屏、蔣經國三人負責設法接出北平的學者。傅斯年千方百計聯繫尚在北平的一些學者。不過，深知周炳琳政治主張的他，並沒有去聯絡這位多年好友。
本文來源：《百年潮》2010年第8期，作者：張友仁，原題：《周炳琳與傅斯年》
周炳琳(1892—1963)與傅斯年(1896—1950)同為五四運動健將、愛國民主人士。在爭取民主的歷程中，他們結下了親密的友誼，同時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終走向了不同的歸宿。然而，泛黃的歷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攜手前行的足跡，從中，我們不僅可以品讀出一段歲月積澱的友誼，更可以體味到民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與艱難求索……
五四時期的學生領袖
周炳琳和傅斯年是北大同窗、好友。他們同一年，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周炳琳升入北京大學法科，傅斯年升入文科國學門。在校期間，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學西齋學生宿舍。
1919年，周炳琳與許德珩、張國燾、陳劍修、段錫朋、鄧中夏、孟壽椿等組織“國民雜誌社”，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鮑爾什維克主義底研究》(《國民》雜誌1919年12月)、《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麼樣運動》(《國民》雜誌1920年6月)等，參加發起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傅斯年則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撰寫《文學革新申義》、《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等文章，論述他的文學革命思想。同年與徐彥之、羅家倫、楊振聲、康白情、俞平伯等組織“新潮社”。1919年《新潮》月刊創刊，傅斯年任主任編輯，先後發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國學術界之基本謬誤》、《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社會革命——俄國式革命》等論文。
在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周炳琳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秘書、北京學生聯合會秘書、全國學生聯合會常務委員等。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在天安門前集會上被各校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兼遊行總指揮。北大學生攻入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宅時，周炳琳親見傅斯年將曹宅的紅綢被面撕下圍在腰上，於是周炳琳問他：“你這是幹什麼？！”
傅斯年1919年北大畢業後，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次年入英國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三年後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研習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力學和馬赫哲學，然而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德國傳統的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周炳琳1920年在北京大學畢業後經蔡元培校長選拔，獲得穆藕初獎學金，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又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法國巴黎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雖然致力於不同的研究領域、身處不同的國度，但這些絲毫無損二人的密切關係。 1923年，傅斯年在英國倫敦買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英文精裝原本時，非常高興，當即用毛筆在書名頁前的空白頁上寫下：購得我們工人階級的聖經，其喜也不可名狀。這本書後來一直存放在周炳琳先生家中。我在研讀《資本論》時因為中譯本非常難懂，是從周先生處借來傅斯年先生的這本英文原本，才一字一句地讀懂的。我曾聽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説過：傅斯年曾從國外帶手槍回國從事革命活動，他的辦法是將西文精裝的原版書挖出空洞裝入手槍。
抗日救亡中的愛國者
結束遊學歲月後，周炳琳與傅斯年先後於1925年、1926年回國，之後就為了各自的事業而奔忙。不過，1931年，他們的人生軌跡又一次重合在一起。這一年，周炳琳受聘于北京大學任經濟係教授兼法學院院長，而傅斯年此時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周炳琳和傅斯年以手中的筆作為武器，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奔走吁求之中。1932年春，周炳琳和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組織“獨立評論社”，創辦《獨立評論》週刊，並由周炳琳以北平市特別市黨部委員的身份經手辦理“獨立評論社”的立案和《獨立評論》週刊的登記手續。該刊成為當時我國高級知識分子的重要言論陣地。周炳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多篇文章，對日寇的侵略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嚴厲的批判，主張討伐偽滿洲國， 收復東北失地。他還對日本侵略者提出的“華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的主張進行批駁。他的《冀察現局》和張奚若的《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兩篇文章曾導致《獨立評論》受到“立即停刊”的處分。這時，傅斯年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多篇文章揭露和聲討日寇對中國的侵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動員全國人民奮起抗日。他們的這些言論為一二九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得到全國主張抗日人士的擁護，自然也遭到擁護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們及親日派和漢奸賣國賊的反對。
1935年，華北有少數漢奸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妄圖實行賣國陰謀。周炳琳和傅斯年竭力反對此種分裂行為。這時，蔣介石派何應欽來華北制止人民的抗日活動。1935年12月，北平教育界推舉周炳琳、傅斯年于3日晨由北平赴保定，到商震宅會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並迎何應欽到北平主持工作。下午2時，何應欽與周炳琳、傅斯年同車到北平。4日下午4時，徐誦明、梅貽琦、李蒸、陸志韋、陶孟和、蔣廷黻、傅斯年、周炳琳、張奚若、劉運籌、顧毓琇等到中南海居仁堂見何應欽，向他報告華北時局經過情形，並陳述對時局的意見。
這時，周炳琳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國立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宣言》，並於12月2日發出。宣言稱：
近有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天津北平國立學校全體教職員二千六百餘人，堅決反對，同時並深信華北全體民眾均一致反對此種運動。中華民國為吾人祖先數千年披荊斬棘艱難創造之遺産，中華民族為我四萬萬共同血統、共同歷史、共同語言文化之同胞所組成，絕對不容分裂，大義所在，責無旁貸，吾人當盡全力向中央及地方當局請求立即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並盼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
同時，周炳琳和傅斯年又一同起草發出《平津國立院校全體教職員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署鈞鑒：
今有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同人等堅決反對，併發表宣言，喚起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務懇迅即設法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平津國立院校教職員全體同叩冬(二日)
抗日戰爭前的幾年裏，傅斯年因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和中央研究院代總幹事的關係，住在南京。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和法學院院長周炳琳都遠在北平。傅斯年經常給他們寫“閱後焚之”的密信，報告南京重要的政治消息。
傅斯年在1936年3月19日致蔣夢麟(字孟鄰)、胡適(字適之)、周炳琳(字枚蓀)函中寫道：
孟鄰、適之、枚蓀三先生：
別來半月余矣，未知近況何似？
到此之次晨，書詒(段錫朋)來，即將孟鄰先生所示者告之。書詒雲，想法子去。是晚，在教育部吃飯，雪艇(王世傑，教育部長)雲，兩事(一，已捕而情節輕者釋之，重者解京。二，勿辦所謂教育委員會)已由馮煥章(馮玉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石敬亭(軍事委員會委員，代理山東省主席)分別電北平。斯年忙且小病(傷風)，至今未奉聞，為歉為歉！
此時北平情形不知何樣。今日報載《晨報》接收，此輩又多一地盤矣。學校情形如何？枚蓀便中乞惠我一信。
某巨公專挑不相干的事做，大計則談不到。而且毫無消息，遠不如北平靈通(我也不曾出去打聽過)。
所中事極忙，恐非一二月不能就緒(幾個人工作)，四月末或五月初當北上小住也。余續白，敬頌
日安
斯年謹上
[1936年]三月十九日
1936年西安事變後，張學良主動送蔣介石回南京，此事令世人震驚。傅斯年1937年1月3日于南京致函蔣夢麟、胡適、周炳琳報告此事及南京政局。1月 4日，傅斯年又緻密信給蔣夢麟、胡適、周炳琳，報告西安和南京的政治情況，並要求“看後焚之”。1月7日，傅斯年得知南京政府審判張學良時，再一次寫信給蔣夢麟、胡適，並轉周炳琳、張奚若，報告張學良在受審時的表現。這又是一封絕密信件，要求“看後焚之耳”。周炳琳沒有把這些絕密信焚燬，而是將它交給胡適先生了。胡適也沒有將它們焚燬，使我們至今尚能見到這些信件。
這一時期，從傅斯年的書信看來，他和周炳琳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