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軍委和毛澤東連電彭、任通報情況，並指出：因為親日派已奉行大規模內戰，在敵主力向西安進逼時，我軍應奉行大的戰略，迂迴並擊破親日派之頭腦。故“決將西峰鎮集中計劃廢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徑迂迴至敵主力後之鄭州等地，併發展至直迫南京”。
西安事變前後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網》，作者：宋毅軍，原題：《西安事變前後的彭德懷和任弼時》，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對於中國共産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側重於政治方面，而對其軍事方面的活動及其作用論及不多。本文擬對彭德懷和任弼時在西安事變前後的主要軍事活動加以考察，以求探討中共在軍事方面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1936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彭德懷、任弼時分別為中國工農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簡稱“前總”)的總指揮和政委，統一指揮除西路軍外的紅一、二、四方面軍各部及其他兵團。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這期間，彭德懷、任弼時主要做了如下幾項工作：
(一)冷靜思考，分析複雜局勢。
彭德懷、任弼時得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的消息後，經過反覆研究，于13日、14日致電中央軍委，指出，“西安劇變後對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大的推動作用”。我們“目前戰略方針應迅速停止內戰，發動抗日戰爭，找機會爭取寧夏、鞏固蘭州，一部東出綏遠，與(傅作義)聯合抗日”。電報估計到，“何應欽可能組織蔣嫡系發動對張戰爭，我應把握主動”。彭、任身臨前線，指揮三軍，深知眾多官兵有殺蔣復仇情緒，但他們在電報中並未向中央提出“殺蔣”、“審蔣”等要求，表明他們對蔣介石的處置採取了冷靜態度。
西安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陜北保安(今志丹)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認為，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是應該擁護的。針對張學良文電中抗日援綏(指1936年10月傅作義率部在綏遠奮起抗日，全國人民群起聲援筆者)的詞句不明顯，他著重強調，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舉得更明顯，並認為，蘭州、漢中等戰略的要點應即佈置。洛甫(張聞天)在發言中則明確提出：“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黨中央的基本立場是強調抗日，一切為了抗日。所以，對於蔣介石的態度，強調要把他同親日派區別開來。
由上可見，西安事變爆發後，彭德懷、任弼時與黨中央，對於事變的性質、處置蔣介石的態度及軍事部署等基本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們知道，要和平解決事變，首要的是認清事變性質。抗日是和平解決事變的目的，不殺蔣介石是和平解決事變的重要前提，一定的軍事準備是和平解決事變的必要手段。彭、任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同黨中央不謀而合，是很有助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
對張學良、楊虎城釋放蔣介石後的國內外時局，彭德懷、任弼時同樣能夠正確地分析。12月26日，張送蔣返回南京，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及時向彭、任通報了情況。26日至28日，彭、任多次致電軍委和毛澤東，其中有三封電報較為重要。電報中指出：“西安事變及放蔣後，目前中國局勢有走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較多可能(性)”，“蔣組織大規模的進攻紅軍之可能性較少”。這一事變，“給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以有力的推動”，“黨的主張已取得某些實力派擁護和接受”。但由於國際形勢的影響，如英美的動搖和日本的威脅，蔣回南京以後，“可能産生新的動搖”，“仍然會不放鬆限制紅軍的發展，束縛紅軍于寒苦的邊緣區域”。為打破蔣的束縛，根據軍委和毛澤東的電示，彭、任在慶陽發佈命令：“為督促南京撤兵，為準備萬一變化，為便於擴大補充，野戰軍仍執行南進方針。”（《彭任致軍委主席團電報》，1936年12月26日、27日、28日。）而這與黨中央關於形勢正在好轉，但蔣的承諾“尚待證實”，故紅軍應“佔領有利的戰略形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錯綜複雜的形勢面前，彭、任能夠保持頭腦冷靜，全面分析時局，表現了他們政治上的遠見卓識。
(二)直抒己見，完善軍事方針。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張學良“今已將蔣等扣留”的電報。在著重研究如何從政治方面解決西安事變的同時，還討論了在軍事方面應採取的方針，重新部署紅軍主力的行動，以配合政治上和平解決事變。軍委和毛澤東連電彭、任通報情況，並指出：因為親日派已奉行大規模內戰，在敵主力向西安進逼時，我軍應奉行大的戰略，迂迴並擊破親日派之頭腦。故“決將西峰鎮集中計劃廢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徑迂迴至敵主力後之鄭州等地，併發展至直迫南京”（《軍委主席團給彭任電報》，1936年12月14日。）。
然而，“我們對戰爭是後發，不是先發”。這是一個集中主力，兵出河南、進逼南京，從軍事上配合西安張、楊的戰略設想。對此，彭、任立即進行分析研究，及時向軍委提出異議：如此鞏固西安的戰略方針目前不應採取，因為這“必須紅軍出河南取進攻姿態，這樣可能延長內戰，失去固原、蘭州及陜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時間上來不及，增援西安要須時二十天”。而西北敵軍將以胡宗南為指揮中心，對我發動南北進攻，不僅“隔斷中蘇和(我主力與)西路軍聯絡，蘭州亦不鞏固”。彭、任認為，為了達到迅速停止內戰，發動抗日戰爭的戰略目標，停止內戰的具體有效辦法是：把握紅軍主力，乘敵目前混亂局勢，“首先打擊胡宗南，消滅西北中心反動力量”。至少應壓迫胡敵西退，在運動中求殲其一部，恢復原有蘇區。這樣才能爭取毛炳文、曾萬鐘及中立青海、寧夏四馬，鞏固後方，停止潼關之敵的進攻。這時，在前線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也提出了相同意見。這些意見歸納起來，即是集中主力，就地打胡，從戰略上配合西安張、楊。
顯然，軍委和“前總”在紅軍主力行動的戰略方針上意見不夠一致，歧點在於：1.紅軍主力是經陜北即刻南下，還是在陜甘邊駐守。2.紅軍主力行動基本目標是進逼敵首腦南京政府，還是鞏固西北根據地。而對於西安張、楊，則都主張在戰略上予以配合。在猝然而至的事變面前，作為在後方的統帥部軍委，和身臨前線的高級指揮員彭德懷、任弼時等，出現上述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它反映了我軍統帥部和前線將領對時局的初步認識和上、下級間正常的良好關係，也表現出彭、任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