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後人寄存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手稿
臺灣《旺報》2010年10月27日載文憶述蔣介石與蔣經國的父子情，蔣氏父子情感昇華的一個轉捩點則是“互觀日記”，可以窺見其深厚的父子親情以及心靈溝通。蔣介石晚年對蔣經國的健康與安危非常關切，1970年蔣經國在紐約遇刺，更是讓蔣介石放心不下。
文章摘錄如下：
“經兒知識學問與心神修養皆比前年更有進步。而所欠缺者：第一為身體不知保養，用力太過，以致多病；第二為其精神時生悲傷，憂鬱過度，以致負荷沉重，不知寬緩，自得樂道順天。其病在對事、對人皆不能放寬一步著想也。”
互觀日記 委以重任
蔣氏父子情感昇華的另一個轉捩點則是互觀日記。自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即要求其寫日記，並時常要其交來審閱批註，以了解指導其行為與品德修養。1944年1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晚與經兒談話。父子互觀日記辦法最有益於倫理與修養也。”
此則日記説明，蔣介石不僅審閱蔣經國的日記，而且還將自己日記給經國觀摩學習。此種互觀日記的交流，無異是將自己最私密的東西，甚至是靈魂交給對方。這表明，蔣氏父子之間不僅已具有深厚的父子親情，而且已能夠做到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與心靈溝通。世間父子之間的交流能達到此種程度者，並不多見。
事實上，此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蔣經國的用詞已有較大的變化，疼愛讚美之詞溢於言表。如1944年1月4日，蔣經國由重慶赴桂林。蔣介石在日記中説：“上午經兒飛桂林，依依不勝。”
4月25日晚，蔣介石在書齋聽取蔣經國彙報工作計劃，談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情形。他在日記中説：“數月以來，以今晚心神最為舒適，亦以後起有人，後生可畏，足以自慰，國家之有希望也。”
除了在言辭上讚譽外，蔣介石還在黨政軍方面對蔣經國日益委于重任，予以歷練。1944年5月6日，蔣介石在蔣經國的陪同下視察中央幹校，其在日記中説：“青年團幹部學校開學典禮已在‘五五’節舉行，此或經國為國盡忠，繼承革命事業之發軔乎”。
父子相依 愛憐尤甚
而之前，蔣介石已委任蔣經國擔任中央幹校教育長。在此後的幾年，蔣經國日益成為蔣介石實施內政外交的重要助手。
如，1945年10月出任東北特派員、1945年底代表蔣介石訪問蘇俄、1948年8月前往上海督導經濟管制等等。尤其在蔣介石眾叛親離，被逼第三次下野後，蔣經國始終侍奉左右，患難與共，成為蔣介石最得力、最可信任之人。正如蔣經國後來所説：“撤離大陸之時，父子共冒危險，出生入死，同受譭謗和攻擊。”
蔣介石步入晚年後，與蔣經國的感情益加深厚。從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不僅時刻心繫經國的健康安危，刻意培養經國接班，而且在情感上發展到對蔣經國極為依戀的地步。而蔣經國在蔣介石遭受精神與身體的折磨時，始終與父親患難與共，相依為命，給予了蔣介石極大的幫助與心靈慰藉。
蔣介石晚年對蔣經國的健康與安危非常關切。早在1950年代初期，蔣經國就患有糖尿病。蔣介石對兒子的健康十分擔憂，時常在日記中流露出對兒子的憐惜之情。
1968年2月20日，其在日記中説：“本日審閱經兒去年日記至十二月完結，甚覺其知識學問與心神修養皆比前年更有進步。而所欠缺者：第一為身體不知保養，用力太過，以致多病；第二為其精神時生悲傷，憂鬱過度，以致負荷沉重，不知寬緩，自得樂道順天。其病在對事、對人皆不能放寬一步著想也。如能改此二者，則為國為家皆無所憂也。”
蔣介石的擔憂，不無道理。9月21日，蔣經國因糖尿病與其他病併發，一度昏迷。蔣介石得報後，心急如焚，嚴令其入院治療。他説：“經兒糖尿病以及其他病症有增無已，彼又不肯停止工作，休養自愛，殊為憂慮。忽聞今夜服安眠藥後昏迷不知人事，甚至呼吸困難者約一小時之久。由醫生診治而漸複元。此種病象更覺可慮，非強制其速入醫院作長期休養不可。嚴令其即時入院，不得延誤。”此後接連幾天，蔣介石均在日記中記述兒子的病況，愛憐之情躍然紙上。
紐約遇刺 放心不下
蔣介石不僅對蔣經國的健康非常關心，對其安危更是時時繫念。1968年2月2日，其在日記中説：“經兒住所應即遷移，該原處易被敵人暗算也。”
5月13日，“本晨聞經兒坐直升機至潮州東面高山巔視察雷達陣地，甚為懸念。正午已回臺北，為慰。”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在紐約遇刺。蔣介石在日記説：“當經兒離臺之前數日，余本為此考慮多次，想預告經兒謹慎預防。……，惟恐影響其心理，故屢欲言而輒止，不料果有此事耳。”
直至蔣經國平安歸來，蔣介石的心才放下。1972年6月6日，已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前往臺中出席新舊“省主席”監交典禮。因天氣不佳，蔣介石恐怕兒子乘飛機時有意外，命令其改乘車返回。可見，蔣介石對蔣經國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
晚年蔣介石依然堅持審閱蔣經國日記，但此時的蔣介石與其是説在培養指導經國的倫理修養，不如説是在尋求一種精神的慰藉。
1969年9月16日，蔣介石不幸遭遇車禍。雖未造成嚴重的損傷，但其身體大受影響，健康狀況每況愈下。1970年6月，蔣介石日記中已有“病不能記事”的記載。至1971年病況加重，“此次大病之中，以元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間最為險惡沉重，余心神沉迷昏暈毫無知覺至今。余起身解手，此身體僵硬為木棍，必須有二人護持推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