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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中的戰艦”《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即將登陸中國

時間:2016-08-10 07:15   來源:鳳凰讀書

  書名:《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

  作者:[美]亨利 基辛格

  譯者:方輝盛 趙仲強等

  定價:320元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8月

  【作者簡介】

  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年生於德國,當代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基辛格1954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學政府學系及國際關係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宮工作,曾任尼克松政府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福特政府國務卿,總統情報委員會委員、國防政策顧問等職位。1971年基辛格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先遣代表秘密訪華,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貢獻。1973年,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與黎德壽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77年,基辛格獲得福特總統授予的總統自由勳章。2016年5月, 獲美國國防部卓越公共服務獎章。

  基辛格著有多部外交和國際關係論著,《重建的世界》《美國外交政策》《大外交》《論中國》《世界秩序》及回憶錄《白宮歲月》《動亂年代》《復興歲月》等。

  【內容簡介】

  《白宮歲月》詳細記錄了基辛格作為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職的頭四年(1969-1973)。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它是來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書籍之一。

  基辛格這部不朽的回憶錄,記載了當時眾多國際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與北越進行秘密談判,直至越南戰爭結束;1970年約旦危機爆發;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戰爭打響;通過秘密渠道與蘇聯領導人進行面對面談判,以限制核武器競賽;秘密訪華,並於1972年在莫斯科與北京召開了歷史性的首腦會談。在書中,基辛格同樣記錄了該時期的重大爭議,包括寮國與柬埔寨事件,“和平在望”記者招待會,以及與北越的會談崩潰,最終導致了1972年的耶誕節轟炸等等。

  縱覽全書,基辛格細緻地描繪了眾多世界領導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安瓦爾 薩達特、戈爾達 梅厄、約旦國王胡賽因、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毛澤東與周恩來、維利 勃蘭特、夏爾 戴高樂等等,也留下了分量相當、極其坦率的個人評論,時而微妙,時而坦率到近乎無情,精彩紛呈。

  《白宮歲月》是198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獲獎著作,也是基辛格對這一重大歷史時期恒久而寶貴的貢獻。

  【媒體評論】

  一部傑出而重要的作品,鴻篇巨制,作品涉及的範圍、視角的清晰度和歷史規模,讓它的實體如內容般厚實,回憶錄中的經典。

  ——《紐約時報》

  回憶錄中的戰艦。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紐約時報書評》

  這也許是基辛格對自己擔任國務卿期間的所作所為的最清晰的描述和解釋。

  ——《新聞週刊》

  引人入勝,遠勝於之前權貴所寫的普通作品,很難放下。

  ——《華爾街日報》

  【精彩書摘】

  抵達北京:握手

  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為了避免人們對鋪張浪費的批評,他在一個陸軍基地停宿,可是一發現這裡的艱苦環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亞速爾群島,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個小防區司令官的房子裏,看上去大有愛國的自我犧牲精神。旅途中,我從霍爾德曼那裏領教了如何保證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電視鏡頭。齊格勒顯得十分緊張,因為他被告知説,在北京期間他不能在新聞發佈會上談任何實質性問題,他已經在害怕遭受記者的折磨,這些人受新聞報道時限的驅使一定不會輕易放過他。整個旅途中,尼克松時而擔心手下平常能幹的工作人員會不會忘了公共關係中的某些細節,時而認真而潛心地為訪華做準備。看完了所有的參考資料之後,他在長時間的飛行期間就像打連珠炮似的向我發問。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我們到達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讓中國領航員登機。同我以前的幾次訪問唯一不同之處是,現代化停機樓前的一根旗桿上這次有一面孤單的美國國旗在飄揚。我幾次經過這個機場,都沒有看到過其他任何一個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飛的飛機的影子。在上海歡迎尼克松的是喬冠華,他名義上是外交部副部長,但實際上是外交部的關鍵人物。據説他是周恩來最親密的助手之一,這也很有可能,因為這個給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來的風度、博學和智慧。在場的還有我前兩次訪問時認識的章文晉(西歐美大司司長)和王海蓉(禮賓司副司長,據説是毛澤東的親屬),他們兩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從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國人殷勤好客名不虛傳,準是認定未開化的外賓快餓壞了,因此以創紀錄的速度給我們送來了豐盛的早餐。這一下子使白宮的工作人員心裏為難了,因為他們知道,從此尼克松會要求他們加快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服務速度。我們到達北京的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即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星期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正是電視觀眾最多的時刻。

  到達北京這一歷史性時刻是事先作了準備的。尼克松和霍爾德曼早已決定,當電視鏡頭拍攝總統第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他應該是單獨一個人。尼克松讀過我在七月訪華後寫的報告,知道周恩來對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絕和他握手的怠慢之舉耿耿於懷。總統決定,當他糾正這種失禮行為時,不能有其他美國人在電視鏡頭中出現而分散觀眾的注意力。羅傑斯和我要留在飛機上,直到他們握手結束。抵達北京之前,我們被這樣告誡過至少十幾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記了。但是霍爾德曼還是不放心。到那時有一名粗壯的副官擋住了“空軍一號”的通道。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出了什麼事情。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是尾隨總統沿舷梯魚貫而下的。尼克松單獨一人和周恩來的歷史性握手完滿結束以後,我們大家才像變魔術似的出現。

  我們站在寒風凜冽的停機坪上,歡迎我們的是一支儀仗隊、體態優雅而纖弱的周恩來以及一批穿著同樣毛式制服的中國顯要人物。這些人穿著都一樣,但當然是嚴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歡迎儀式是極為低調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組成的儀仗隊以外——這個儀仗隊的嚴格紀律是我隨總統出訪中印象最深刻的——整個儀式簡樸到了極點。這樣極度的簡樸反映了一個真理,只有最緊迫的必要性才使這兩個國家走到一起來——它們的其他關係根本不配享有國事訪問常有的那種喜人的歡迎儀式。

  中國人事先沒有告訴我們,是否會準備任何形式的群眾歡迎。當我們的車隊駛入市中心的時候,霍爾德曼在和齊格勒的無線電通話中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真正的歡迎儀式可能在天安門廣場等待著我們,那裏會有多麼值得上鏡頭的人山人海。這個希望落空了。中國本來到處都是人,可這時卻被擋在橫街小巷裏,所以當我們的車隊快速通過廣場時,巨大的廣場空無一人。車隊駛過紫禁城的紅墻和它對面那龐大而墩實的人民大會堂;駛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巨幅畫像(這幅史達林畫像肯定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了);開進了坐落在釣魚臺湖畔的國賓館。

  我們下榻在兩幢樓裏。總統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員(我也包括在內)住在大一些的樓裏;國務卿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幾百碼遠的一幢小樓裏,這樓我在前兩次訪問時住過。這兩幢樓各有餐廳和廚房,這樣就把兩批美國官僚之間的日常聯繫壓縮到了最低程度。中國人很熟悉美國行政機構內部奇怪的相互制約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樣安排了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間的鴻溝。

  一到總統的賓館,全體人員都被帶到寬敞的會客室裏就座,這裡的沙發擺成一個圓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塊空間。周恩來的夫人在那裏迎接我們,在場的還有葉劍英元帥、代理外長姬鵬飛、副外長喬冠華和其他官員。接著送來了茶水。周恩來主持了友好的交談,時而開幾個玩笑。和往常一樣,他一一招呼了美國代表團中的每一個成員。

  就這樣,尼克松第一次親自領略到中國式的外交。蘇聯人一般比較生硬;中國人拐彎抹角。蘇聯人堅持特權;中國人講究普遍的原則,表現出自信心,試圖使實力問題顯得無足輕重,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蘇聯人把友好作為談判成功後的獎賞。中國人在談判之前就把友誼作為韁繩。他們至少在形式上使對方成為私交,這樣就微妙地限制了對方能提出的要求。蘇聯人所居住的國家曾屢次遭到入侵,近期則主要利用武力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們連對自己提出的道義主張都沒信心,心虛到不敢承認犯錯誤的可能性。他們從絕對正確的教條轉移到不可改變的立場(不論他們的立場改變了多少次)。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在這一片地區執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評作為工具來為自己服務。他們徵求來訪者的意見——這是一種贏得同情和支援的謙虛姿態。這樣做還可以使來訪者説出自己的價值標準和目的;結果他就約束了自己,中國人以後就能夠引用他自己的建議(而且時常這樣做)。蘇聯人脾氣暴躁,有時口是心非,給人留下一種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國人則強調中國價值標準的獨特性,因為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們表現了一種不為壓力所左右的優越感;他們甚至用暗示“原則問題不容談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對方施加壓力。

  在建立這種關係的過程中,至少在和我們的接觸當中,中國外交家證明是完全可靠的。他們從不搞小動作;他們不討價還價;他們很快就亮出底牌,進行説理,頑強地加以辯護。他們信守協議的意義和精神。正如周恩來喜歡説的:“我們説話是算數的。”

  每次對中國的訪問都像是一齣認真排練過的戲,什麼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顯得那麼自然。中國人記住每一次談話的內容,從低級官員到最高級政治家説的話全都記住。中國人説的每一句話都是拼圖遊戲中的一塊,儘管一開始我們這種簡單的頭腦還沒有看清整個的圖案。(後來,溫斯頓 洛德和我確實學得很擅長這樣做了。)我前後訪華十次,好像是在跟一個有機體進行一次連續不斷的談話,這個有機體能記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個頭腦在指揮。這種會晤令人振奮,而有時又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樣嚴格的紀律和徹底的獻身精神使人不禁産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外國人在接觸到中國文化時常有的感覺。

  尼克松這次訪華也是這樣。到喝完茶的時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個月前我在秘密訪華時所感到的一樣——自己已經被接納進了一個有嚴格限制的俱樂部,雖然那時連一次實質性的談話都還沒進行過。

  毛澤東

  我們的車接近毛澤東的住處時通過一個紅色的大門,門前有兩個人民解放軍戰士毫無表情地注視著東西走向的寬闊大街,這條街是拆掉舊城墻而修建的。繞過紅墻,我們經過一條甬道,開頭的一段路兩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觀平庸的墻院後面有些什麼樣的建築。過了一大段路,兩旁的房屋不見了,這裡一邊是湖一邊是樹林。毛澤東的住房單獨在一處,外表簡單平常,這裡可以是任何一個低級官員的住處。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轎車一直開到正門前的門廊下。我們走進一間小會客室,然後穿過一條寬的過道,我來訪問時至少有兩次看到這裡擺著一張乒乓桌。

  走過過道,就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週墻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在我最初幾次訪問時,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後來就不見了。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都有棕色的布套,猶如一個儉省的中産階級家庭因為傢具太貴、更換不起而著意加以保護一樣。每兩張沙發之間有一張鋪著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補兩張沙發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几上總堆著書,只剩下一個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發的後面有兩盞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在毛澤東座位的右前方是一個痰盂。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在我最後兩次見他時,他需要兩個護理人員攙扶,但他總是要站起來歡迎客人的。

  在會見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權的領袖人物時,人們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聲望。會見毛澤東的情況卻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見是突如其來的以外,接見並無任何儀式。房間內的陳設就和屋子的外觀一樣簡單樸素。毛澤東就站在那裏邊,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説,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身旁有一個女護士協助他站穩(在我最後的幾次訪問時,他由她支撐著)。他成了淩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裏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他的一生是傳奇式的,他是中國南方一個農民的兒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這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他率領他們舉行了六千英里的長征,結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來。他們從一塊完全陌生的土地出發,先打了日本人,後打了國民黨政府,直到最後他住進了紫禁城。這證明了永恒的中國的奧秘和威嚴,即使經過一場自命要消滅一切舊制度的革命也能夠繼續存在。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後一次私下會晤時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總統訪華時,毛澤東幾乎不能講話了。他發出一些模糊的聲音,唐聞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後寫在紙上讓他過目,證明她們理解對了之後,才進行翻譯。但即使那時,在死亡的陰影下,毛澤東的思想還是清晰而帶嘲諷的。

  毛澤東幾乎從來不一個人獨白,這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政治領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後記誦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鬆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總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許許多多離題很遠的語句當中,以致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同時卻規避了義務。毛澤東的省略的語句像墻上的人影,雖然是現實的反映,卻沒有現實的內容。他的話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有時也下幾句斷語。這種斷語使聽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種令人迷惑並略帶威脅的氣氛。這個情況竟像是面對著來自另一世界的神靈,他偶爾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瞥上一眼,但從來不允許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然而,毛澤東有時也會無情地揭露一個問題的核心。在我後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對鄧小平説,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我們都無所求於對方。第二天,毛澤東在見我時提到了這句話,同時表明瞭他對細節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駁了我的廢話,説:“如果雙方都無所求於對方,你到北京來幹什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在談到另一個問題時,他表示不滿意美國在抵制蘇聯擴張主義方面太軟。他把我們比作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燕子。從他垮了的身軀中痛苦地發出聲音説:“這個世界不安寧,暴風雨要來了。暴風雨快來的時候燕子忙。推遲暴風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卻是困難的。”

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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