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一書通過考證晚清女性的文化娛樂消費活動，再造新女性的公民啟蒙意識與現代性。從歷史脈絡考察，深化對中國女性歷史的認識，也建立與當代女性意識對話的可能。

　　【書籍資訊】

　　書名：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

　　作者：夏曉虹 著

　　定價：48.00元

　　出版日期：2016/1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作者考索晚清知識精英如何措助各種文本,將“國民常識”播植于女界的實踐。因此，除了一般國民均應具備的“現今世界公共之常識”外，在此書中，也會有意凸顯專為女性群體特設的類項。“男尊女卑”導致的女性各項權利的缺失，晚清以來的先進之士已不斷研討與抨擊。對於當時的女性而言，爭得與男性同樣的權利與地位， 實為“男女平等”的正確釋義。尤應注意的是，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屬巳經具備“常識”的國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傑提供的人格典範，由此構成“中國新女國民”的理想境界。

　　作者簡介

　　夏曉虹，女，漢族，安徽省和縣人，1953年生於北京，1984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捷克、韓國、英國、馬來西亞、以色列、新加坡以及臺灣、香港地區從事研究與參加學術會議，並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1998）、日本東京大學（1999－2001）客座講學。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

　　【附：書摘】

　　歷史發展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無可否認，對於近代中國來説，鴉片戰爭，尤其是甲午戰爭，確實足以成為突變的界標。試觀思想界之異動，從西方價值觀念的備受拒斥，到與中國傳統認知體系的平分秋色甚至“西風壓倒東風”，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大體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五四”前後這二三十年間完成的。當然，此處敘述的不只是個別思想者的先知先覺，而是其作為“國民常識”被廣泛認可的情狀。

　　所謂“國民常識”，乃是借自梁啟超的説法。一九一零年二月，仍在日本流亡的梁啟超創辦了《國風報》。在首期刊出的《〈國風報〉敘例》中，梁氏已明確提出構造國民常識的立意，指認“常識者，謂普通學識，人人所必當知者也”，故與專深的知識相區別。在隨後寫作的《論常識》中，梁啟超更進一步完善與豐富了這一論述。由此我們可以知曉其所確立的“常識”標準：

　　凡今日歐美、日本諸國中流以上之社會所盡人同具之智識，此即現今世界公共之常識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識為基礎，而各國人又各以其本國之特別常識傅益之，各種職業人又各以其本職業之常識傅益之，於是乎一常識具備之人出焉矣。

　　很顯然，這裡最重要的、構成國民常識基礎的，乃是“現今世界公共之常識”，其與“本國之特別常識”相異，而以“今日歐美、日本諸國”為標桿，文化層次則限定為“中流以上之社會”。正是以此人群、知識水準為準的，梁啟超曾有意創立“國民常識學會”。儘管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但梁氏關於“國民常識”的諸般論述，對於筆者《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一書的議題實為最恰切的概括。

　　在近代中國，由精英知識分子發出變革的呼聲，抵達並影響到下層社會大眾，這個過程通常被稱為“啟蒙”。雖然西方思想家從康得到福柯，對於“啟蒙”的內涵都做過精要的論述，但回歸中國情境，竊以為，在晚清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將“啟蒙”理解為梁啟超界定的“國民常識”的普及，無疑更為得體。

　　其實無待外求，“啟蒙”本來就是中國古已有之的詞語。按照《辭源》的解釋，起碼漢代應劭《風俗通義》中已有“祛蔽啟蒙”之言;晉人顧愷之也著有《啟蒙記》三卷。凡此，基本都是在開啟蒙昧、教導初學的意義上使用的。直到晚清，這一古老的義項仍然適用，故書籍中有《西學啟蒙十六種》的印行，報刊中亦有《啟蒙畫報》的名目。其間發生變化的只是用來開蒙的知識體系或價值取向。

　　晚清以來的啟蒙利器已由中學易為西學，是即梁啟超所致力輸入的以歐美、日本為主體的“現今世界公共之常識”。強調“現今”，自然意在與中國的“傳統”對峙。故無論是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編譯的《西學啟蒙十六種》，還是彭翼仲于帝都北京創刊的《啟蒙畫報》，其以西學新知啟發蒙昧的用心並無二致。而所謂“蒙昧”，雖然包括了不識之無，卻更指向被舊學舊知所蒙蔽。以此，梁啟超呼喚“勿為古人之奴隸”，也直白道出了對“四書六經之義理”必須重加審視的要義（《新民説 論自由》）。正是在這一關節點上，晚清新學家的“啟蒙”搭上了康得的思想脈絡，與其“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方可達致的“啟蒙”（何兆武譯：《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意義貫通。

　　具體到女性啟蒙讀物，筆者希望考索的是晚清知識精英如何借助各種文本，將“國民常識”播植于女界的實踐。因此，除了一般國民均應具備的“現今世界公共之常識”外，在此書中，也會有意凸顯專為女性群體特設的類項。

　　這裡首先需要顧及的是在傳統中國女子的社會—文化地位。關於“男尊女卑”，晚清以來的先進之士已不斷研討與抨擊，不必復述。因此，對於當時的女性而言，爭得與男性同樣的權利與地位，實為“男女平等”的真確釋義。尤應注意的是，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屬已經具備“常識”的國民。秋瑾的説法最典型：“如今中國不是説道，有四萬萬同胞嗎？但是那二萬萬男子，已漸漸進了文明新世界了，智識也長了，見聞也廣了，學問也高了，身名是一日一日進了……今日到了這地步，你説可羨不可羨呢？”（《敬告姊妹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傑提供的人格典範，由此構成了其時“中國新女國民”（楊千里：《女子新讀本 導言》）的理想境界。

　　而古代中國流傳下來的成語“婦孺皆知”，則為女性在文化位階上處於最低端提供了明證。女子的知識、見聞等同於年幼無知的兒童，因此，婦女都知道，便衍生為無人不懂的另一種表述。無可否認，晚清的男性精英們正是在此基點上開始了其啟蒙工作。這也是承載新學的通俗文藝作品與白話書寫大行其道的一個重要原因。

　　儘管是從一個很低的起點出發，對女性的期待卻相當高遠。這直接反映在啟蒙讀物設定的“女國民”所應具備的“常識”並不少於男子，梁啟超謂之“盡人同具”，已含此意。此外，即使有彈詞這樣被歸類為女性讀物的通俗製作，晚清的女報中也必定設置“演説”或“演壇”等白話欄目，然而，統觀其時的女子啟蒙讀物，以文言寫作者仍佔主流。這又關乎對預期讀者的想像。

　　雖然分類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很難做到週全，但女學堂既為晚清出現的新事物，因而，該時段女性啟蒙讀物的讀者也不妨據此分為兩類：一類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學生，一類是未經入學的社會各界婦女。後者中當然也含括了歷代並不缺乏的才女與女學士，多數卻屬於下層不識字的女性。文言書寫的預期讀者，顯然以女學生為主，而兼及後類中的識文斷字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設想正好和梁啟超“中流以上之社會”的界定吻合。在此之外的人群，便只能歸入輻射範圍，並非直接的閱讀主體。其實，即便是白話讀本，也必得有粗通文字的最低設限。而女報“演説”欄的創設，本不無方便啟蒙人士採取其中篇目以為宣講底本的用意，故編者預期的輻射圈，也容納了第二類婦女中的大多數。

　　若採納上述的劃分，晚清女性啟蒙讀物也可區別為兩類，分別對應學堂教育與社會教育。二者在新式女子教育的起步階段不無混淆，亦很正常。如一九零六年出版的《祖國女界偉人傳》既以“足為二億姊妹之模範”相期，又標明為“女子高等小學及中學教科”。這種將可推廣到所有女性的讀物兼充課本的做法，乃是以民辦女學堂的存在及尚無統一規範的教材為前提。但無論如何，啟蒙者心目中的“常識”水準，還是比照未來的“新女國民”即女學生而設計制訂的。女子教育連同其實踐主體—女校師生，也因此成為晚清女性啟蒙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仲介。歐美、日本新思想、新知識的傳播，正是假道於此，才得以溝通上下，浸潤、廣布女界。

　　除去文白之別，晚清女性啟蒙讀物的種類亦相當繁複，本書無意遍及，也不可能窮盡。只是，從女學生的視角打量，純粹的教科書之外，婦德經典新解、中外女傑傳記與近代婦女報刊，應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部分。全書六章即就此展開：

　　第一章處理的是古典新知問題。漢代班昭所著《女誡》雖不足二千言，卻一向被視為女教最重要的讀本，歷代誦讀不絕。本章選取的五種《女誡》白話注解本，分別出自明代朝廷重臣與晚清民間女子之手。通過考辨在不同時代、文體與性別糾葛中的五個文本所呈現的不同樣貌及其意義，筆者力圖昭顯的是晚清讀本中女性註釋者主體地位的確立與男性中心觀的逐步消解，以及作為底蘊的男女平等意識的覺醒。

　　第二至四章則以逐步推進的系列考論方式，專注于女性典範的重構。晚清西學東漸，外國女傑的姓名、事跡競相傳入中國，對傳統女性典範構成了空前未有的挑戰。而尋求新典範的衝動，本是伴隨著女子社會化教育的興起而出現。第二章即從新教育與新典範的結盟入手，以目前所能搜尋到的七部中外女傑傳，以及分別發刊于京滬兩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報》的傳記欄為考察文本，剖析在外國女傑的選擇引進與中國古代婦女楷模的重新闡釋中，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構建的多元景觀。

　　而當年出版的西方女傑傳中，來自明治日本的影響堪稱巨大。第三章即聚焦于日本著名作家德富蘆花編輯、一八九八年印行的《世界古今名婦鑒》。該書雖不見稱于晚清譯界，其中的多篇傳記卻已在中國廣泛流播，實為近代女性啟蒙史上不容忽略的隱身文本。本章探討了出自梁啟超筆下的《羅蘭夫人傳》、充滿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傑》，以及三份重要的女報“傳記”欄與這一源文本的密切關聯，從而揭示出具有“百變身”的《世界古今名婦鑒》參與晚清“女界革命”的實績。

　　第四章進而將源文本的探求擴大到明治時期數以百計的“婦人立志”讀物，其所傳寫的西方女傑大批輸入中國，乃以晚清女報“傳記”欄為最重要的集散地。而無論是《女報》（《女學報》）仰慕的“西方美人”，還是《女子世界》讚賞的西國“愛種”，抑或《中國新女界雜誌》表彰的歐美“女國民”，經由譯者契合本土情境的再度闡釋與修正，這些脫胎于明治讀本的女傑傳記，凸顯了各報的辦刊宗旨與現實思考，也在中國女界精神重塑的歷程中發生了深遠影響。

　　而晚清女報發明女界最新學説、報道女界最近動態的宗旨，也使其具備了啟蒙教育集大成之作的品格。因此，延續第四章集注于女報的思路，第五章又將視點移至“唱歌”欄。此欄目的設置實以女子社會化教育的展開以及女學堂音樂課的開設為依託，承擔了銜接學堂教育與社會教育的使命。本章在論述時，有意結合記事、論説、傳記、文苑等眾多女報欄目的相關載錄，借由儀式歌、勵志歌、助學歌、易俗歌、時事歌思想內涵與使用情形的逐類分析，以求彰顯啟蒙樂歌在晚清女性生活中的多重實踐效應。

　　有別於對欄目的關注，第六章轉而擇取晚清女報界迅速擴張的一九零七年做抽樣研究。特別是同年誕生的《中國女報》、《中國新女界雜誌》與《天義報》，主編均為女性，且都有留學或居留日本的經歷。尤為可貴的是，三家女報各自獨特的探求，使其在同一對話場域展現出多樣的姿態。而無論是秋瑾之提倡民族主義、期待“漢俠女兒”的出現，燕斌之宣導國家主義、呼喚“女國民”的誕生，還是何震之標舉無政府主義、推崇女虛無黨的踐行，都從不同角度切近了女性與國族關係的論述，豐富了近代中國的思想圖景。

　　附錄一章進而從發生學的角度，對中國最早出現的兩份女報—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創辦的《女學報》以及陳擷芬隨後編刊的《女報》（後改名《女學報》）進行了考證。因原刊存世稀少，相關論説中錯訛頗多，為此，本篇採用原始文獻，詳細考述了兩份女報的編輯及發行情況，尤其注重主筆身份、欄目設置、白話文的使用以及兩种女報之間的承繼關係;並以新見史料，確鑿地證實了一八九九年《女報》的已然存在。

　　更進一層，假如從上述所涉女性讀物説開去，與之同類的晚清啟蒙文本，由於具有將精英思想普及化以及付諸實行的特質，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可以説，在精英與大眾、理論與實踐兩端，啟蒙讀物擁有廣闊的施展與轉化空間。如要還原近代中國“國民常識”的思想與知識圖譜，這批文字可謂保留了最完備可靠的資訊。本書所做的探求儘管只是管中窺豹，已自覺意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