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漢晉春秋通釋》前言，柯美成匯校通釋，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一、習鑿齒以及漢晉襄陽習氏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東晉史學家、文學家。其生卒年説法不一：一説約生於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卒于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一説約生於晉明帝太寧五年（325年），約卒于太元十八年（393年）；更有一説生於晉成帝鹹和三年（328年），卒于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年），等等。本前言敘事暫取前一種説法。

　　襄陽為習氏郡望。據唐林寶撰《元和姓纂》卷十《二十六緝習》：“《風俗通》雲：習，國名也。漢習響為陳相。”下標郡望“襄陽”，並晉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雲。南宋鄭樵撰《通志二十略》，其《氏族略第二》將習氏歸入“以國為氏夏、商以前國”類，引據與《元和姓纂》略同。又《資治通鑒》卷七十二《魏紀四》元胡三省注：“《姓譜》：‘習，國名，後以為姓。’《風俗通》：‘漢有習響，為陳相。’”至清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其《補編》錄宋何承天撰《姓苑》曰：“襄陽有習氏，後漢有習響。”始言習響為後漢人。而民初臧勵龢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著錄習鬱、習鑿齒等歷代習氏十一人，獨不錄習響其人。該書附錄《姓氏考略》則雲：“習，少習。本地名，析縣東之武關，見《左傳》杜注，是習氏以地為氏。望出襄陽。”究竟是以國為姓還是以地為氏，以國為姓則國在何處，習響生當前漢抑或後漢及其籍裏何處，而今皆已不可詳考；有籍裏、宦跡可考並澤被後人的習氏始祖，當推後漢初襄陽習鬱。

　　習鬱，字文通，習融之子。據習鑿齒著《襄陽耆舊記》雲：“習融，襄陽人。有德行，不仕。”（卷一《人物習融》）融子鬱，漢光武帝時為侍中、黃門侍郎。“鬱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同夢見蘇嶺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卷三《山川鹿門山》）後習鬱依范蠡養魚法在襄陽城南數裏之峴山南麓造大魚池，中築一釣臺。池邊有高堤，皆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鬱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卷三《山川習家魚池》）後世因名其池為習家池，省稱習池。而峴山、習池自古為賢達勝士賞心遊宴之處。晉羊祜鎮襄陽，“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咏，終日不倦。……祜卒後，襄陽百姓于祜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羊、杜並美，“預好留身後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乃刻石為二碑，記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沉峴山之下，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山季倫鎮襄陽，“每出嘻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我高陽池也！’”（卷五《牧守羊祜、杜預、山簡》）習家池因又別名高陽池。而鹿門山與峴山隔漢江相望，為漢末名士龐德公及唐代詩人孟浩然、皮日休隱居之地。唐宋以降，峴山、鹿門山不知賺取文人騷客幾多翰墨，一時名家巨擘如陳子昂、張九齡、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皮日休、范仲淹、歐陽修、曾鞏、三蘇父子等皆赫然在列。而二山與習氏已結緣在先。

　　習家池則歷經近二千年，至今風物依然。她背倚峴首，群峰環峙，俯臨漢江，帆檣隱現。北望襄城，樓閣崢嶸；東眺鹿門，重巒疊嶂。池苑內，祠館臺榭，飛檐走角，竹林清幽，山泉流碧。陽春柳浪聞鶯，炎夏荷風送香，金秋碧池印月，隆冬暖雪沃松。四時八節，皆有賞心悅目之境界。

　　自習鬱以降，襄陽習氏“宗族富盛，世為鄉豪”（《晉書習鑿齒傳》）。漢末，天下大亂，群雄兵爭，諸習氏因緣際會，多有一時俊傑，名著簡冊。其中，又以追隨劉備、諸葛亮征戰，從龍入川，立功仕蜀者居多。據《襄陽耆舊記》載，習承業博學有才鑒，歷仕蜀漢江陽、汶山太守，都督龍鶴諸軍事。習珍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遣潘濬討珍，濬欲面見喻降，珍謂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不可逼也！”臨難之際，仗劍自裁，劉備追贈之為邵陵太守。“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卷一《人物習承業、習珍》）《三國志蜀志楊戲傳》載《季漢輔臣讚》曰：“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任雒、郫令，廣漢太守。子忠，官至尚書郎。”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為禁軍首領“五校”之一，秩比二千石，表示其已職居朝廷樞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雲：“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范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這無疑是一件非常得人心的大事。另有“習詢、習竺，才氣鋒爽”，“習藹有威儀，善談論”，（《襄陽耆舊記》卷一《人物習詢附習竺》）而皆不詳其宦跡。而習珍之子溫陷於吳，以“識度廣大，歷長沙、武昌太守，選曹尚書，廣州刺史。從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跡，不結權豪。”後為荊州大公平，入晉仍居大中正之職。（《襄陽耆舊記》卷一《人物習溫》）大約就在蜀漢政權時期，襄陽習氏這一漢世土著舊族，已悄然躋身於新興士族階層。

　　然而，習氏家族的這種屬性轉換在入晉後似乎停滯了，這或許與其家族成員主要仕于蜀漢，亡國臣民仕進之路必然受阻有關。根據現有史料，襄陽習氏在兩晉時期並未成為像江南王、謝那樣的高門士族，仍是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鄉豪”。習鑿齒即自言：“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卷五《牧守山簡》）西晉時，諸習氏見於史乘者除習溫外尚有一習嘏：“習嘏為臨湘令﹑山簡征南功曹。蒞官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卷二《人物習嘏》）一介縣令、將軍府功曹，與習承業、習隆等蜀漢時為顯宦，已不可同日而語。東晉時，這種情況亦未見大的改觀。這從習鑿齒本人曾受到的歧視可以説明。據《世説新語忿狷篇》雲：“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並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孝標注引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王令即王獻之，字子敬，以曾為中書令，故人稱王大令、王令。謝公謂謝安，胡兒謂安侄謝朗。今人余嘉錫箋疏曰：“習鑿齒人才學問獨出冠時，而子敬不與之並榻，鄙其出身寒士，且有足疾耳。所謂‘不交非類’者如此。”（《世説新語箋疏忿狷第三十一》）徐震堮則箋注曰：“晉人講門第，士庶不同坐。謝安見獻之不肯與習同榻，故以拘于習俗譏之。”（《世説新語校箋忿狷第三十一》）話雖如此，這也恰好證明了襄陽習氏在南渡中原士族一些人眼裏，仍屬於“寒門”、“庶族”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