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摘

　　“辛亥觀”的演變

　　因此後人的“辛亥觀”便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辛亥革命，連同其象徵性人物孫中山先生，一百年來一直得到各種不同立場甚至互相敵對的中國人的共同稱頌。可以説自清開國以來三百多年曆史，兩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華人）諸派（所有這幾方各自的朝野、體制內體制外與反體制者），有兩個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這兩個人都生當“鼎革之際”這種中國歷史上最期待英明領袖的時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國。但他們當然不是蔣介石或其他黨國領袖，也並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順的諸位成功或失敗的帝王。

　　那麼這兩位大人物是誰？就是南明的延平郡王鄭成功與民國的開國元勳孫中山。鄭成功反清復明最終失敗，孫中山反清立民（國）得以實現，但他們今天都得到了異乎尋常的一致稱讚。不過同樣異乎尋常而且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人們稱讚這兩位偉人的緣由卻大有區別，甚至完全相反：如鄭成功，大陸方面認為他驅逐荷蘭“收復”臺灣，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臺灣兩蔣時代稱讚他堅持反清復明，“退守”臺灣延續明祚並希望“光復大陸”，而後來的“綠營”又視他為與海峽對岸分庭抗禮的“臺灣政權”之“開基創業”者。

　　而孫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和中國國民黨的創黨“總理”，國民黨對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産黨對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尊敬，則不僅因為他發動革命推翻帝制，更因為他後來的“聯俄聯共”（臺灣的書上稱為“聯俄容共”）。有趣的是，臺灣的“綠營”很反蔣介石，卻也很崇敬孫中山。因為據説蔣“鎮壓臺灣人”，而孫是同情、支援臺灣人的：他曾三次到過日據的臺灣，作為清朝和北洋政權的反對派人士，那時他與日本有互相利用的關係—有如他後來的“聯俄”，這關係雖不像如今一些“反（辛亥）革命”人士所罵的那樣不堪，他也無疑希望臺灣人心繫華夏，但肯定不會推動臺灣投向清朝或北洋，這就可以被“綠營”作有利於自己的解釋。而且“綠營”作為臺灣民主化進程的獲益者，他們也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民主民權事業。甚至因為揚孫抑蔣，“綠營”還借用了大陸的資源。2003年筆者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音像廳，就曾看到那裏放映的居然是珠江電影製片廠拍的《孫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孫中山斥責孫科和蔣介石的一節。我想這顯然與當時是“綠營”執政有關。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國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思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方面自然是大陸這邊更為突出。改革前大陸主要是強調辛亥革命的“資産階級局限性”，責備革命派軟弱，向袁世凱讓權，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等等。改革時代這種官方話語並未消失，但一種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對“激進主義”的反思卻時興起來，而且從20世紀90年代起它不僅似乎成了民間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獲得了從“革命”思維日益向“維穩”思維轉變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漸默認。清末立憲日益獲得好評，許多人為中國沒有走向君主立憲制而遺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義”則走得更遠，諸如革命不如立憲，立憲不如維新，維新不如洋務；孫黃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不如袁世凱，光緒不如慈禧等等説法都開始出現，有的還很流行。

　　但有時這些説法也會觸忌。古代漢景帝時有著名的“轅黃之爭”：轅固生鼓吹湯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擔心今人傚法就會犯上作亂；黃生譴責湯武弒君造反是亂臣賊子，皇上又擔心會顛覆了高祖起兵以漢代秦的合法性。弘揚“革命”不行，斥責“革命”也不行，皇上於是只好下令：“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你們再也不許討論這種敏感問題了，沒人説你們是傻子！就是要講湯、武，你們就不能談他們的私生活八卦嗎？結果“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大家都不談“宏大敘事”了。

　　我們現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面臨這種狀況。幾年前有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由於多人撰寫而且左右為難，於是前後兩部分顯得頗為捍格：前面部分像是“黃生”所寫，對慈禧、李鴻章等人給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們面前連康有為都顯得是個無事生非的“激進”搗亂分子；後半部分卻是“轅固生”筆法，高調讚揚革命，把孫中山譴責專制、弘揚民主真諦的長篇大論演繹得大義凜然、慷慨激昂。結果是兩頭的話都説了卻兩頭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