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美國外交家基辛格在其91歲高齡時出版了《世界秩序》一書，近日該書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莊禮偉撰文《“老狐狸”基辛格的終極野心》分析這本書，他表示，《世界秩序》主要講歷史和理念，或許也可看作是基辛格職業生涯的告別演説。

　　基辛格（資料圖）

　　莊禮偉在文章中指出，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的論述充滿了辯證法和混雜性，例如合法性與權力因素之間的均衡、秩序與自由之間的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美國的領導地位與世界多元文明的共處等等，以至於過去他那個“冷酷的現實主義者”的刻板印象被沖刷掉不少。儘管自從教、從政以來基辛格的政治理念當中就含有不少理想主義因素和道德情懷，但公眾對他眼花繚亂的外交把戲和在白宮裏工於心計、冷漠傲慢的職場形象更有印象。於是基辛格只好不斷地寫書來洗刷惡名和爭取良好的公眾印象（《世界秩序》一書中也有這種痕跡），正如他曾經的老闆尼克松總統在因“水門事件”不名譽地下臺後，也是靠不斷地寫書來證明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事物的洞察力。

　　基辛格有使命感，想把自己的學術思考放到現實世界中檢驗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 / 中信出版社 / 2015-7

　　與上述莊禮偉對基辛格的分析不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王鴻剛不願從動機上來分析基辛格的新書，而更願意側重於考察《世界秩序》這本書本身的學理價值。王鴻剛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美國的官僚政治，其中涉及到對基辛格的研究。2011年，在基辛格的《論中國》出版後，他還去紐約拜訪了基辛格。在他看來，基辛格非常敬業和勤奮，是少數能把學者和政客的長處結合在一起的人物。

　　王鴻剛告訴澎湃新聞，基辛格的博士論文是《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其核心主題是研究“均勢”。同我們所能理解的大多數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一樣，基辛格也夢想著將一生所學付諸實踐，指點江山。而“均勢”思想便是其理論主張的核心，“他在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擔任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正好趕上世界形勢深刻巨變，而美國越戰打得難看，國際地位明顯下滑；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份工作，對基辛格而言可謂重任在肩。事實上，他在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工作異常勤奮，似乎感覺到這份工作便是其‘生命所繫’；而且他的目標感極強，那便是在一個變動的世界裏重建力量的均勢。”“你能隱約感覺到，基辛格之所以如此奮力工作，是因為他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想把自己學術思考的那一套東西放在現實世界當中去檢驗。”

　　“當然，基辛格個性複雜，在華盛頓如魚得水，確實有一般人沒有的長處。”王鴻剛介紹，從1969年，甚至更早的肯尼迪時代，基辛格就時常出入白宮，在華盛頓有比較強的影響力。“他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非常強大，擅長換位思考。基辛格有一種特別的能力——他能夠使互相衝突的雙方都認為他是站在自己一方的。這確實是他的個人特徵，但我想正是這種超于常人的情商和政治技巧，才使他得以在華盛頓‘存活’下來，並在戰略上有所建樹。”王鴻剛告訴澎湃新聞。

　　讓王鴻剛印象深刻的是，基辛格對中國禮儀的嫺熟，到訪當日，基辛格迎來送往，主動要求和王鴻剛及其同事合影，而這些人論年齡皆為基辛格的晚輩。“這個細節讓人感覺到，基辛格確實深諳人情世故，情商極高。”王鴻剛介紹，基辛格個性非常要強，非常具有競爭性。他在國安會時，國安會和國務院的關係較為緊張，因為他所在的國安會和國務院在競爭對外政策的主導權，而基辛格在競爭中非常強勢。

　　《論中國》 / 中信出版社 / 2012-10

　　《論中國》談到了基辛格的核心關切，而《世界秩序》則談得更全面

　　王鴻剛一直比較關心基辛格的學術觀點，在《論中國》出版後他曾撰文推薦國人閱讀該書。在《為什麼要讀<論中國>》一文中，他指出，《論中國》一書的“看點”至少有三：一、它記述了一段事關中國國運的重要歷史；二、它是我們反觀自身的一面鏡子；三、它還為未來的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則諫言。“如今的中美關係已不是少數研究者的專屬關切，而是每個國人都應關心的問題。對這樣一位年近90歲的老者集畢生智慧寫作的如此一本重要的書，無論是否同意其所有的分析和觀點，都讓我們先好好讀一下吧。”

　　王鴻剛告訴澎湃新聞，他認為《論中國》是基辛格正面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大問題。在美國戰略界看來，研究中國的發展方向，事關整個國際秩序的走向，事關美國對外戰略的總體設計，“中國問題”是美國對外戰略圈子中的核心關切。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世界畢竟是世界，並非僅由中國這一個因素決定。因此，面對目前出現的“幾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這也是基辛格的原話），美國還應該有一個更加全景式的觀察和思考。《世界秩序》這本書，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出的。新出版的《世界秩序》不單單講中國，而是講21世紀的中國、美國、亞洲、歐洲乃至世界大勢。

　　在王鴻剛看來，中國方面最近也在思考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隨著各國實力消長等多種因素的變化，世界的治理出現極大不平衡，世界向何處去成為一個大討論。基辛格正是在此背景下寫下了《世界秩序》。如果説《論中國》關注世界秩序中的核心問題中國的話，那麼《世界秩序》就是對世界秩序的全面關注。”王鴻剛如此梳理《世界秩序》在基辛格學術脈絡中的位置。

　　越講到當前的問題，基辛格就越發小心謹慎

　　“如果説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書有什麼結論的話，我認為就是‘均勢’加‘夥伴’的這樣一套秩序設計。如果在基辛格的思想上進一步發揮，我個人感覺還應該有一個‘共通價值’。書裏其實也提到了美國的價值觀問題。我雖然不承認美國價值觀的普適性，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有共通的或者説共用的價值。如果沒有這樣基礎性的價值共識的話，我們的世界絕非現在這個樣子。歷史一定是進步的，這套共通的價值現在已經隱約在那裏了，但還沒有被明確闡發出來。”王鴻剛認為。

　　在王鴻剛看來，基辛格越講到當前的問題就講得越小心謹慎，甚至有些模糊。事實上，無論是基辛格還是當前的美國戰略界都看不清中國。他們一直對中國充滿懷疑和擔憂。“我其實希望美國的戰略界像他這樣的人能出來説句公道話。他説亞洲國家目前普遍在通過強硬的措施來試探其他國家的底線。論述到這兒，我就覺得有些不公平了。我覺得亞太地區之所以安全局勢這麼緊張，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搞亞太再平衡戰略造成的。當然，我覺得基辛格對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還是謹慎論觀的。從字裏行間，你能感覺到，基辛格憑著他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理解，他在評判中國的行為時，用詞還是相當小心謹慎的，不願同當前華盛頓的少壯派學者那樣批評中國。”

　　“他結合《論中國》裏説的，雖然他的題目是‘對抗還是夥伴關係’，但他其實是心有所指的。是《論中國》裏‘太平洋共同體’概念的再發展。”王鴻剛告訴澎湃新聞，中國不可能通過與周邊國家對抗來實現自己的復興大業，這一點我想基辛格應該是清楚的。“因為書主要是面向美國還有全世界，所以他沒有給出傾向性的結論。但是我能夠感覺到，他還是有信心——中美兩國不至於輕易兵戎相見。”王鴻剛指出。

　　中國能給世界提供的最大産品，是一種共同體的理念

　　王鴻剛認為，中國作為傳統的政治強國、超大規模經濟體、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興國家領頭羊、第三世界代言人，這些身份都決定了中國在世界秩序變化中是決定性因素。

　　在王鴻剛看來，中國人一直有入世的情懷，即使是最積貧積弱的100多年前，中國的知識份子也是有天下情懷的。“我們是一步步融入這個世界的。現在已成這個世界的核心力量。去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的貢獻率是27.8%，美國是15%，中國的貢獻幾乎是美國的一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引擎。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牽一髮而動全身，整體實力是藏也藏不住的。”

　　“當前正值大變局的時代，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也在變。中國如此重要，中國需要有自己完整的國際秩序觀。並且明確地告訴世界，我們到底是怎麼想的，怎麼看待這個世界，未來我們將怎麼做。我們現在需要實現幾個轉變：從‘大國思維’到‘強國思維’的轉變，從‘亞洲定位’到‘全球定位’的轉變，從‘順勢而為’到‘主動作為’的轉變。我們現在已經是世界秩序的塑造性力量了，我們自己必須深刻意識到這一點。”王鴻剛指出。

　　王鴻剛告訴澎湃新聞，未來中國需要這樣的國際秩序觀，那就是在原來的主權獨立、各國平等、和平共處等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更緊密的合作，最終形成一種“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特殊責任應該是正確地引領世界發展。”王鴻剛表示。

　　王鴻剛認為，“中國能給世界提供的最大的産品，是一種共同體的理念。而我們在做的，就是在向這個方向努力。目前，很多人在討論中國未來將在這個世界上發揮什麼作用，甚至有些人在討論中國怎麼去領導這個世界。如果中國真的要領導這個世界的話，也是在思想方面提供引導，就是為大家提供一種觀念性的東西。在我看來，21世紀更加嶄新的文明與思想，並不是對西方的完全否定，而是對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的借鑒和超越。”王鴻剛總結：“《世界秩序》最大的貢獻，不是回答了問題，而是引領大家關注和思考問題。在亞洲，醞釀著解決所有問題的種子。亞洲的問題能解決，全球的問題也都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