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寫作訓練是必要的（文藝觀察作家能不能培養?）

　　由於我們的教育理念與課程結構中“重知輕能”，一味將文學當作知識，如今的文學系畢業生多只是學到了一點“關於文學的知識”，大部分學生沒有或者很少有寫作的興趣，更遑論能力

　　最近一兩年，因為不少高校開始招收文學創作或創意寫作方向的研究生，這讓局中人一直面對著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作家是能培養的嗎？去年秋天，我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因為給首屆創作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聘請了校外的作家導師，還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與熱議，一時質疑聲不絕於耳。

　　作家是能培養的嗎？這個問題看似很尖銳，但又很簡單。假如我們以此為邏輯，一樣可以發問：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藝術家……一切領域中的傑出人才是可以培養的嗎？同樣沒有人可以理直氣壯地做出回答。因為沒有哪個領域的優秀人物是被教育機構按照預期的、訂制的模式“培養”出來的。中文系的學生有千千萬，最終成為作家的只有那麼幾個。同理，理農工商醫各科的學生也有千千萬，成為技術員、工程師、醫生、教師、會計師不難，但最終成為科學家、發明家或者是其他傑出人才的，也總是有限。甚至好的記者和秘書，也常常不一定是新聞系和文秘專業出身。這些現象幾乎都可以回答上述疑問。

　　很顯然，作家是無法訂制培養的，誰也不敢説，招收了幾名創作方向的研究生就一定能夠將其培養成未來的莫言、余華、蘇童。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説，假如沒有大學學習的經歷，蘇童能否成為一名傑出的作家？假如余華一直在做鄉鎮醫院的牙醫，假如莫言當初沒有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在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班學習，誰敢保證他們一定會成為上世紀80年代文學變革的先鋒？所以，沒有哪個大學可以言之鑿鑿地説，他們培養了多少作家，但同樣也沒有哪個人可以斷言，這些作家的成長與他們接受的教育無關。

　　當然，有人也可以舉出諸如殘雪、王安憶、鐵凝這樣從沒上過大學的作家，但她們閱讀和學習的經歷，其實一點也不比上過大學的作家差。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大學裏的教授和知識分子還在猶疑是否可以研究薩特、弗洛伊德的時候，殘雪已經在如饑似渴地閱讀存在主義和精神分析學的著作了；對於王安憶和鐵凝來説，除了她們自己的閱讀與接受，還有家學的傳承，她們有另外的受教育的特殊條件與優勢。而且，這種特殊情況可以説僅限于上世紀80年代。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作家的成長，離開其高校的學習經歷，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既然作家是不能訂制培養的，任何社會也不可能需要並産生太多的文學寫作者，那麼高校紛紛開創作課、招收創作方向的研究生又意義何在？回答此類問題亦不難，開設創作課，招收少量的創作方向的學生，可能只是一種矯正既往教育中“結構性缺陷”的方法。我認為，既往的中文學科教育中有一個結構性的弊端，便是“完全的知識化”——將文學教育完全當做一種與寫無關的知識活動。所以才有了一個幾乎理直氣壯和冠冕堂皇的説法：我們是研究學問而不是培養作家的。學生入學伊始便被老師告知，老老實實在這學習知識，別指望成為什麼作家。這樣的觀點很多年來已不只是“潛規則”，而且已成為斷然正確的“真理”。所以很多作家在敘述其成長經歷時，都説自己在大學時代是“偷偷摸摸地寫”。

　　説到底，文學教育的目的，並不是要通過課程的訓練，流程式地培養寫作者，而是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教育環境，使學生不只學習文學知識，同時也錘鍊文學技能，成為“可以寫作”的人。中國傳統的教育雖有很多弊病，但受教育者卻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養成文化人格，成為有教養和修為的人，同時也是能夠拿筆寫作的人——幾乎每個人都能夠寫詩為文。而反觀如今的文學教育，畢業生多只是學到了一點“關於文學的知識”，大部分學生沒有或者很少有寫作的興趣，更遑論能力。原因何在？在於我們教育理念與課程結構中“重知輕能”、一味將文學當作知識的弊端。

　　從這個意義上説，開設文學創作課與其説是為了培養作家，倒不如説是為了給中文系補上缺少的一課。學生能不能成為作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教育能否給學生提供訓練寫作能力的機會和合法性。我們是培養只知道一些文學知識的人，還是培養懂得什麼是文學而且可以拿筆寫出好文章的人，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基於此，我認為，“我們不培養作家”的説法、老師對文學寫作教育不屑一顧的態度可以休矣，完全將文學教育當做知識教育的觀念可以改一改了。回想“五四”一代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哪一個不既是學富五車的學者，同時又是各具風格的文章家？我並不反對知識教育，甚至還主張更嚴格和更有理論高度的知識教育，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文學不只是知識，同時也是一種能力，寫作對於一個文學系的學生而言是一種必要的素質。至於能不能從中出現一兩個作家，那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了。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28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