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傳》（上、下） 李向東、王增如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原題）丁玲非常重要

　　我之前寫過五六篇關於丁玲的論文，主要是因為對她的性別立場和對她所體現的現代文學的豐富性感興趣。這部《丁玲傳》，把我帶向更複雜的當代文學時期的丁玲。這個時期的丁玲，不僅是作家，也是新中國的文藝官員，並和歷次政治運動關係密切，從而讓我更深入地認識了丁玲跟革命的複雜關係，生動而準確地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丁玲”。

　　丁玲的傳記已有過多本，但這部《丁玲傳》可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

　　第一個層次，就一般非專業的讀者而言，這是一部很有文采、可讀性很強的傳記，但這種“文學性”並不是隨意的“虛構”“想像”，而是文字簡練形象，敘事脈絡清晰，準確再現歷史現場和人物之間複雜細膩的關係。同時，傳記作者能深入體認丁玲的內在邏輯，對丁玲很有感情，但敘述起來又不偏袒，而是很客觀精到地呈現她的生命歷程和人際關係，展現了一個完整而又鮮活的丁玲。

　　第二個層次，就文學專業研究者來説，這本書在評價上的分寸感，可以説真正做到了“知人論世”，在描述和分析時有見地、有見識。史料雖然重要，但是如何組織史料來加以敘述，其實更需要的是閱歷、見識和視野。這是一部格調很高的傳記，既有大量的史料和細節，又有很寬的歷史視野，特別是對丁玲以及傳記中涉及的大量歷史人物的評價，都超脫了“私怨説”，以及個人或拘囿于情感或拘囿于立場的各種偏見，真正做到了“公允”。該書作者李向東、王增如並不是現代文學圈的人，他們在做評價時更多的是從經驗和理解做出分析，同時因為他們了解丁玲和熟悉丁玲史料，所以他們做的丁玲研究，會帶來很多新鮮的體認、觀察角度和觀點，這對我們這些學院內做文學專業研究的人來説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第三個層次，從思想史的意義來看，這本書很“客觀”地呈現出了丁玲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為研究歷史提供了許多理論上可以深入展開的地方。比如，我很關心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以前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討論辦法，一種可以説是“對抗史”，就是把知識分子跟革命的關係視為一種對抗的關係。比如怎麼看待延安時期的丁玲，人們老覺得丁玲是一個反對者，但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丁玲自身就是這個文學體制的最早建構者和創制者。這是她和蕭軍、蕭紅等人對於延安新政權態度差別最大的地方。她固然有反對和批判的意見，但她是從內部而不是外部的位置來展開的。《丁玲傳》詳細地描述了延安時期丁玲如何參與當時的文藝活動，讓我們真切地體會到，後來的作協體制、新中國文藝機構的建立，其實是丁玲最早開啟的。這種歷史關係，遠比那種簡單的“對抗”模式要複雜。丁玲固然是革命體制內的，但她並不是革命體制的附庸，也沒有喪失獨立性。其實丁玲複雜的地方就在這裡，她是革命體制的構造者之一，但她的意義不能完全被這個體制所回收，而是同時保有她自身的豐富性、甚至傳奇性。在丁玲與革命之間，是互相生成的關係。解志熙老師為《丁玲傳》所寫的序言題目叫《她和革命“相向而行”》，這個説法很形象。

　　以前對丁玲的研究太重視她作為文學家的層面，總是討論她的文學好或不好，以及她作為文學家的活動。其實丁玲是大於“丁玲的文學”的，丁玲的生命史更具有20世紀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豐富性和症候性。由一個作家來討論整個20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現當代作家之中大概唯有丁玲可以擔當。丁玲一直處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中心位置，不同時期都是如此，可以説用這麼一個人就可以串聯起20世紀革命的歷史過程。我曾經使用一個説法，稱丁玲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肉身”形象，是因為現代中國的不同革命形態，比如“五四”時期的反封建包辦婚姻和個性自由、“五四”後期的新文化與無政府主義實踐、20世紀20—30年代之交的知識群體左翼轉向、延安邊區的新政、新中國建立、“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批判運動、“新時期”的轉型等，丁玲都經歷了、參與了，並置身核心位置。丁玲個人與革命的這種互動和共生的關係，決定了她的重要性。但是此前對她的重要意義研究還不夠深入，一則限于討論的框架，另一則限于討論的歷史語境。

　　丁玲研究從上世紀80年代之後，是處在相對邊緣化、被冷落的位置的，如跟沈從文研究、張愛玲研究等的熱潮相比更是如此。在上世紀80年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有一個重要思潮就叫“重寫文學史”，也就是要重寫革命文學史，用新的辦法取代以前的文學史敘述。但是這十年來有一個變化，關於如何看待中國革命及其歷史，人們的心態變得比較寬鬆一些，因為時間距離比較長，同時因為許多複雜糾纏的革命人事關係和利益格局已經過去，為相對“客觀”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可能。這也是我説的歷史語境的變化。

　　最近這些年現當代文學和歷史研究的一個熱點，是對1949年後作家或知識分子遭遇的關注，比如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其他關於趙樹理、郭小川等的研究，以及史學界的相關研究等。研究者的立場各不相同，但有一個症候性的變化，就是在今天我們有更寬裕、更從容的態度來理解中國革命，而不總卡在非左即右的政治表態中。丁玲跟中國革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客觀、更豐富的態度來面對丁玲。《丁玲傳》的出版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賀桂梅,作者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