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文

　　誰在寫作？顯而易見，我。

　　但是，我，鶴立雞群，形單影隻。

　　如果作者追求的是遺世獨立，自我欣賞、自我表演，“獻給無限的少數”，不要求詩的興觀群怨，只是語言的自虐，那麼無可厚非。但許多自我喜劇化的作者，卻又暗藏著入世的目的。一方面表演曲高和寡，一方面又渴望被接納。甚至共用的範圍為零，就訴諸權力，強迫共用。

　　詩被接納是光榮的。因為文明要照亮的是世界，而不僅僅是我。接納、共用無法被強迫，詩招魂，靈魂無法脅迫。煌煌韆鞦，滅心從來都是失敗的。

　　這是世界觀的問題。

　　我以為，寫作一方面出淤泥而不染，一方面又要厚顏無恥地回到世界中 。

　　莊子説“吾喪我”。這裡面有兩個我，一個是吾，一個是我。無我就是吾喪我，這個吾是誰？

　　吾喪我是誰在喪我？無我，它背後呈現的東西是吾，無我的過程呈現的是吾。吾不是自我，而是超越自我的我，通過寫作，完全是我的寫作抵達了一個無我的境界。

　　我以為，最高的寫作是我表演的一場昇華于吾的、無我的遊戲。

　　我肯定是一個社會角色，但吾是超越性的。自戀、自怨自艾、自持、自封、自高自大、自愛、自我表現正是一種社會性。詩的純粹從來不在這些方面。

　　天地無德，寫作要達到的是“天地無德”。天地無德，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共用在道，不在德。如果缺乏共用，那麼作品就只能自我陶醉。

　　帕斯捷爾納克有一次透露：“我給他們送一首詩去，這首詩對我而言，寫得太快了，寫的是英國罷工。”這並不妨礙帕斯捷爾納克在我看來，依然是純粹的詩人。純粹的詩人並不意味著他不會寫英國罷工，甚至“很快地寫”。

　　詩如果不並列展示，就不存在好壞。唯一的詩肯定是最好的詩。

　　詩的共用的範圍、層次不同。社會大眾是一種共用，小圈子是一種共用，圖書館是一種共用。短時段有短時段的共用，中時段有中時段的共用，長時段有長時段的共用。

　　時段，布羅代爾的概念。短時段意味著事件，新聞時間；中時段意味著時代；而長時段意味著永恒。

　　杜甫追求的是長時段，他説：“韆鞦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李白也是，他寫道“金玉如來是後身”。

　　杜甫一部分是史詩作者，史詩意味著共用之證據的可靠性，證據是短時段的嗎？我最近重讀他的《兵車行》，發現其證據依然可靠，完全可以將戰爭轉喻為當下的種種紛亂。

　　作者總是“親在”于某一社會。但偉大的作者只親在於語言。千年前寫下的《兵車行》依然可以感受到杜甫語言的魅力。

　　社會性因語言的持久魅力而一次次重生於短時段，其社會性並不因為時過境而稍減。荷馬史詩也是一樣，《浮士德》也是。

　　寫作只能從中時段或者短時段出發，或者從社會出發，但只有語言能夠保證作者抵達長時段。

　　我不擔心一首詩是否具有社會性或者遺世獨立。這不是問題，寫什麼都行，語言是超越性的，語言的魅力就在於它並非短時段或者中時段。語言貌似在社會中，歷史中運轉著文明，其實它照亮的比所有的當下、時代都更為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