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包剛升 民主失敗也是個重要議題

　　《民主崩潰的政治學》作者包剛升。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致敬辭】

　　這是一次觀念的探險，包剛升帶著濃郁的問題意識，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內部，辨識其運作的內在機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潰的民主之間，他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總結其不同的經驗教訓。于亨廷頓、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師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徑，收穫了一片別開生面的學術風景。這是一項填補政治學空白的研究，它以四個國家民主實踐的寶貴經驗為範例，提煉出民主體制建立與鞏固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啟迪人們對於建立何種民主體制的思考。這是吹向觀念論域的理論清風，使得籠罩民主的霧霾無法藏身。人們不會因歪曲而迷惑，對民主的信念也更加堅定。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尋求自己的民主道路，並且在上世紀開始了艱難實驗。雖歷經坎坷，卻從未停歇。今天，民主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包剛升以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敏銳觸覺，對這一重大課題做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就此，我們致敬《民主崩潰的政治學》！

　　【答謝辭】

　　學術界的職責是為開放社會貢獻思想資源

　　《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獲評《新京報》“2014年度社科書”，于我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榮譽。《新京報》讓我來致辭，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講幾句與致謝無關的話。

　　作為一位學者，我關心的問題是：對一個處在現代轉型中的國家來説，學術界與知識界能夠貢獻什麼？按照卡爾波普爾的觀點，一個社會的進步取決於有效知識的積累。這一論斷揭示了進步的本質。這裡的知識不僅包括科學、技術、工程和生産的知識，而且包括制度、法律與治理的知識。如果説前一種知識是與直接創造財富有關的，那麼後一種知識則是與使創造財富成為可能的制度框架有關的。但是，在一些國家，後一種知識容易受到忽視。通常，這樣的國家都比較落後。

　　在我看來，提供後一種知識是一國社會科學界的責任。在學術界與知識界，我們需要為民請命的人，需要捨身求法的人，需要特立獨行的人，但是更需要為建設一個開放社會貢獻思想、學術與知識資源的人。一個國家的發展限度，不惟獨受到政治勢力和社會結構的左右，更受到從精英到民眾的思想與知識的束縛。很多時候，正是思想與知識決定著我們思考問題的視野和邊界。

　　我想，學術界與知識界的職責是為此貢獻有效的思想、學術與知識資源。

　　■ 對話

　　“我的主要研究興趣是民主轉型”

　　新京報：你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出版後，就獲得了本報2014年度社科類致敬圖書，你對此有何感想？

　　包剛升：《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獲此殊榮，我略感意外。

　　自作品入圍以來，我一直在想：那些有價值的重要工作是有機會被世界發現的。但我應該算非常幸運，因為可能還有很多同樣有價值的著作被埋沒了。

　　新京報：評委周濂説，《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是一本“橫空出世”的政治學著作，你做這項研究的起因和過程是怎樣的？

　　包剛升：我猜想，周濂老師講的“橫空出世”可能有幾層意思：第一，研究主題是全新的；第二，作者提出了新的理論；第三，作品的論證方式是國內少見的。所以，《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

　　我的主要研究興趣是民主轉型。這一領域多數研究關注的是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但民主失敗同樣是一個重要議題。若不能避免民主失敗，新興民主政體就談不上鞏固的問題。所以，我從2010年開始做這種探索，並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了這項研究。

　　新京報：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多年來一直存在原創不足的問題。與亨廷頓的《第三波》，戴蒙德《民主的精神》，以及林茨與斯泰潘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相比，你在做《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研究時，有哪些創新？

　　包剛升：它們都是出自國際一流學者的傑出作品。但這三部著作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著作”，它們缺少單一的理論假説，也就談不上借助系統的經驗證據來論證理論假説。

　　與此不同，“本書（《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是比較政治領域一項原創性的實證研究。稱其原創性，是因為這項研究對民主崩潰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解釋；稱其實證研究，是因為這項研究是嚴格按照‘提出問題-文獻回顧-理論假説-經驗證據-研究結論’這些步驟依次展開的。因此，這是一部理論導向的‘政治科學’著作。”在經驗研究部分，本書採用的是比較歷史分析方法，所以本書看上去帶有《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國家與社會革命》等經典譯著的影子。

　　“國家現代政治轉型的命運，取決該國的政治精英階層如何思考政治”

　　新京報：你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高度的選民政治分裂導致政治衝突，而離心型民主無法塑造有效的國家能力，兩者的結合傾向於導致民主體制的崩潰。”對於前者，應該設計出利益協調機制？

　　包剛升：20世紀以來的政治經驗揭示，階級分裂與族群-宗教分裂是主要的選民政治分裂。從成因上看，貧富懸殊或嚴重不平等的社會更容易出現高度的階級分裂，高度的族群-宗教分裂則與一國內部特定的族群-宗教結構及其歷史恩怨有關。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嚴重的階級、族群-宗教分裂因素，則對民主穩定較為有利。但倘若存在嚴重的階級、族群-宗教分裂因素，就可能會給民主政體帶來巨大壓力。當然，這在政治上並非束手無策。一個考慮是能否降低社會分歧政治化的程度，另一個考慮是能否選擇向心型政治制度安排，以降低高度的選民政治分裂對民主政體造成的政治壓力。長期當中，最好的政策是弱化引發高度的階級分裂與族群-宗教分裂的社會因素。

　　新京報：從上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曲折坎坷，這兩年，出版了好幾本有關民國初年國會政治的圖書。在你看來，中國人在上世紀的民主實踐，有哪些經驗和教訓需要吸取？

　　包剛升：按本書的框架，中國民國初年的政治曲折尚不能稱為民主政體的崩潰，而只能稱為民主轉型努力的失敗。但民國初年的此種政治探索是一種重要的歷史經驗。

　　《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的分析框架與理論洞見，對理解這一時期的政治史也是有幫助的。一方面，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在共和-帝制（或威權）、基於土地的貧富階級、統一-獨立、邊疆地區的族群-宗教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構成了政治轉型的約束條件。另一方面，民國初年的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府院之爭”等恰好折射出憲法設計與制度模式的重要性，總統與總理之間、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頻繁衝突通常不利於民主轉型。這也就是本書闡述的要避免離心型民主政體的實踐意涵。

　　當然，在既定的結構性約束條件下，一個國家現代政治轉型的命運，往往取決於該國的政治精英階層如何思考政治。那麼，學術界與知識界能夠為開放社會貢獻思想資源做什麼？從消極方面講，我們至少可以做到不誤人子弟，不製造虛假知識，不曲意逢迎。從積極方面講，我們可以主動應對現代轉型的重大問題，著眼全球經驗，基於嚴密邏輯，貢獻可靠的思想、理論、知識與政策。這既是我們的職責，也是我們的使命。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