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顧之京 在整理中跟著學習

　　顧之京讓《顧隨全集》從四卷變成了十卷。

　　【致敬辭】

　　一代學林宗師顧隨先生徜徉于古典文學的瑰麗風景，他深入歷史語境體驗故國文人的喜怒哀樂，將深刻的人生體驗融入學術研究，並以敏感的觸覺捕捉源源不斷的靈感，進而凝聚成一部部優秀的著作。其講詩，提倡心物相合，注重獨抒性靈，以情為主，“詩心論”獨出機杼；其説詞，繼承和發揚了王國維的詞學傳統，“高致説”自成一家，字字珠璣而令人回味無窮。顧隨先生的詞作，兼有雄壯、新奇、健婉之長，其長調抒情性強，格調高雅，感情真摯；其小令含蓄婉約、辭簡義豐。此外，他還涉獵小説、雜劇創作，在儒家、佛家思想領域修養頗深。經由十卷本的《顧隨全集》，顧隨先生的哲人風範、高雅志趣、學術成就和講壇遺韻，將百世流芳。“大師無界，大道無名”，讓我們致敬《顧隨全集》！

　　【答謝辭】

　　度盡劫波趕好時

　　《顧隨全集》十卷本結集出版，對於我父親的著作來講，真正是一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過程。“文革”中，父親的手稿和他的著作悉數抄沒。從最早1986年，父親第一冊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50萬字《顧隨文集》，到2000年的四卷本《顧隨全集》，再到這一次的十卷本全集，我感激所有幫助全集完成的人們，感激父親的老學生們，還有喜歡父親著作的年輕人們，我深知沒有你們的幫助，無法完成這十卷本的規模。整理父親文集的過程中，我更深有感觸的是，沒有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沒有今天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解放，父親顧隨的著作不會以如此豐富的面貌呈現于大家眼前。

　　■ 對話

　　新京報：這一次《顧隨全集》十卷本的結集，跟之前四卷本相比增加了很多內容，是不是到目前為止能找到的資料都已經囊括進來了？

　　顧之京：現在還不敢這麼説。因為這裡邊有些東西得到也挺偶然，就是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過去我父親寫過這些，一些不相識的甚至很年輕的朋友看別的資料的時候發現了我父親的東西，就給了我。但是現在能夠知道還沒有找到的呢，一個是我父親早年在山東的時候發表一些小説、散文什麼的，這個報紙在國家圖書館頭幾年都見不到，山東省方面濟南什麼的或許有，但是那個我們也還沒有看到，這個是知道的。另外個別的東西，是不是他寫了之後還散在過去學生的手裏，或者很偶然的情況在什麼人手裏頭，這個也可能還會有，但是估計量也不會很大，因為有些找不到的，就已經確實知道不能找到了。比如像我父親給周汝昌先生的信，還散在一個人的手裏，周汝昌先生的女兒跟我聯繫，她説前不久曾經有人跟她説，還有一些周先生的東西，裏面有我父親給周先生的信，可是得到的希望也不會很大。不過即使再豐富一些，恐怕也不會有像四卷擴充到十卷這樣大的一個規模，頂多也就是能夠在某一卷裏邊多一點，應該説基本上是能夠收集到的都在內了。

　　新京報：從當初的四卷本到動念做十卷本，這個工作做了幾年時間？

　　顧之京：具體的時間也不太好想了，2000年出的四卷，後來陸續地就是有不少的東西出來，一個是葉嘉瑩先生的聽課筆記，過去不可能全部整理出來，後來葉先生的筆記全部一字不落地做的一個講臺實錄的整理，這個是2000年之後就開始這麼做。再有就是又找到了一些文稿，從不同的渠道這個發現一些、那個發現一些，他們都跟我聯繫就匯集到我這兒，集中起來編訂還是差不多最近五、六年的時間吧！

　　新京報：十卷本比之前四卷本增加出來的部分當中，整理過程當中覺得特別願意和大家分享、您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些部分？

　　顧之京：從學術影響力和傳播的作用這個角度講，最重要的我覺得還是《傳詩錄》和《傳文錄》三卷。那三卷是四十年代完成的，作為我父親來説，是他學術創作的一個巔峰時期。像《稼軒詞説》、《東坡詞説》，以及他講的禪學著作，那些是一般人很難真正領會其中深意的東西，而他把它們在課堂上以一種流暢淺白的方式講出來，而且讓你在很自覺地、很愉悅的情況底下接受那些個知識、思想我覺得對於當時甚至咱們現在，包括我自己都是很新鮮的體驗。

　　但是從我父親本人的成就來説，我覺得其實不應該忽視他的詩詞曲的創作，作為一個現代人的古典詩歌創作，我想是最優秀的之一。尤其是他寫的雜劇，在中國文學史上應該是壓軸的，葉嘉瑩先生從學術上也寫過關於我父親的雜劇的文章，認為是“空前絕後”的。説他壓軸是因為之前王國維有過寫雜劇的設想，但沒有實現，吳梅寫過，但寫的沒有我父親多，而且他寫的時間也比我父親要早。之後就沒有人寫了。從我父親來講，其實是希望成就自己為一個作家和詩人。

　　新京報：您父親作為師者的一面也是十分重要的，學生中出了那麼多優秀的學者，他對自己教師或者説詩歌教育的成就是怎麼看的呢？

　　顧之京：就他自己來説，教書就是一種職業。從21歲北大畢業教書，到61歲逝世，整整四十年。他很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就記得每每上課，都是很興奮，下了堂以後，累得不得了。1949年我父親病了，到1952年才好，好了之後馮至先生來看我父親，對我父親説，要不你來社科院文研所吧！但父親後來還是去了天津，他願意教書。1959年年底，他給周汝昌的信中説，到明年（1960年）從教40年，也是跟我母親結縭40年，他那麼不記數的人，這個40年他記得清楚著呢！但是第二年夏天就臥床不起，到九月就沒了。

　　新京報：顧隨先生講詩，大家都很推崇了，這個整理過程當中您自己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心得？

　　顧之京：我自己來説實際上我是跟著他學習的過程。因為別的部分增加得也不是很多，像小説增加一些，散文增加一些，論文也增加一些，但是都比較零星，比較大塊增加的是他講詩和講文，這個文獻在其他人來看好像也是受益最深。我自己這十幾二十年如果説還有些提高的話，那就是在整理我父親的遺稿當中潛移默化的作用，實際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他活著的時候我們沒有能夠跟他學到什麼，整理這些就覺得我對他也是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新京報：怎樣的重新認識？

　　顧之京：我原來覺得父親好像就是還是有些學究氣吧！因為他那些學術著作我以前都不能説理解得很透。但是他對生命和生活的熱愛，對於人性的理解和關懷，這些方面我都是通過這些年整理他的稿子，包括讀他的小説，讀他的詩和詞這些作品我才有了認識。

　　採訪/新京報記者 李昶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