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鼓樓一處咖啡館裏，臺灣青年廖信忠接受了《環球時報》的專訪，暢談他在大陸7年間的感受。5年前，他以第一人稱出版的《我們臺灣這些年》一書風靡兩岸，被追捧為“現象級熱書”；今年年底，他又帶著續集繼續講述臺灣過去30年的政治和社會風雲。
環球時報：您第一本書用的是編年體的形式以第一人稱敘述，續集有哪些變化，視角又有什麼不同？
廖信忠：我寫完的時候並未發現有什麼視角，但後來再重新看這本書，覺得有一個視角還蠻奇怪的。書的第一部分描述“從關著門的臺灣到開著門的臺灣”，我收集了蠻多當年臺灣民間看社會現象的段子以及街頭巷尾的傳説，試圖拼湊出那時候臺灣整個社會氣氛。我覺得剛開始對於這些高層的人、事和物，臺灣民眾經常是以仰視的態度講些政治笑話；到了上世紀80年代，態度慢慢變成平視，覺得我們老百姓也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到了90年代之後，慢慢覺得政治也就這樣，沒什麼了不起，對更多的政治笑話採取嘲笑和諷刺的態度。我最大的企圖就是用這些民間傳説去拼湊出時代氣氛。另外，這本書的其他部分比如蔣家三代和臺灣族群等內容，是因為很多讀者看完第一本書後覺得不過癮，希望我可以寫得再深入一點。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大陸人對臺灣都有哪些誤解，和5年前您寫第一本書的時候相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廖信忠：大陸之前有一種聲音認為臺灣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臺灣人很溫良恭儉讓啊等等。大陸把臺灣捧得很高，讓很多臺灣人有點心虛，但也是欣然接受。隨著自由行開放，越來越多的大陸朋友去過臺灣，這種説法慢慢改變，更多人認為臺灣其實也不是特別好，發展到現在，它該是什麼樣子，就還是那個樣子，只不過因為它沒有像大陸經歷過“文革”、産生那麼大的文化斷裂，臺灣就是正常地一步一步延續下來的。其實臺灣也曾經有過自然混亂、環保差勁的情況，像黑心食物現在也還有。很有趣的是，臺灣社會經常用過去否定現在，比如臺灣人經常説，幾十年前多好，那時候的政治家多有經驗多能幹啊，不像現在。
環球時報：您之前回應韓寒説，臺灣沒那麼好。能否概括一下臺灣好在哪，不好在哪？
廖信忠：我蠻奇怪的，大陸朋友尤其是文化名人到臺灣都會丟錢包、丟手機，而且一定會找回來，像韓寒、白岩松都是丟了東西找回來，然後他們開始寫東西説臺灣人真好。我在臺灣丟手機就找不回來，其實各處都有好壞，人也有善惡。很多大陸人羨慕臺灣年輕人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比如開咖啡店，或做些手工創意的東西。臺灣年輕人則羨慕大陸人可以在三四十歲就累積到大筆財富，這在臺灣是無法想像的。
臺灣財富基本被經濟起飛年代那些人掌握，年輕人比較沒有機會。現在越來越多的臺灣人選擇到大陸，但他們沒有看到大陸年輕人生存壓力非常重。我覺得這5年，兩岸同胞都在彼此想像對方。
環球時報：臺灣90後對大陸是怎樣的看法？
廖信忠：臺灣80後和90後是隨著經濟起飛成長起來的一代，從小家庭經濟就很富裕，不像上一代需要白手起家，他們不太會考慮為了賺錢犧牲其他事情。所以近幾年，“後物質主義”這個詞在臺灣很流行，就是覺得臺灣已經蠻有錢，不需要再賺更多，只要維持現在過得還不錯的生活、有點文藝小情小調就不錯了，不需要為了賺更多的錢犧牲環保這類東西。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因此發展快速，遇到反強拆、工人抗爭等，它們就會在全臺到處聲援，和當地團體串聯。從去年聲援洪仲丘運動的白衫軍開始，臺灣年輕人給人一種突然爆發的感覺，其實已經積蓄了十年力量。總體來説，他們雖然知道對大陸開放更多，也許對臺灣經濟有幫助，但同時會讓臺灣的社會氣氛有所改變，所以對大陸比較有戒心。另一方面又覺得大陸機會很大，還有臺灣年輕人認為臺灣是沒有文化底蘊和沉澱的地方，因此喜歡到大陸追尋余秋雨式的歷史滄桑感。
環球時報：臺灣一些綜藝節目裏會提到大陸很窮，吃不起茶葉蛋等等。在您看來，臺灣人對大陸的誤解都有哪些？
廖信忠：我這本書有很大篇幅在寫臺灣好幾代人所受的政治教育，尤其是有關大陸的政治教育。活在當下的臺灣人尤其是受到早期這種教育的人，就會形成對大陸的刻板印象，覺得大陸好窮好可怕，比如我小時候就覺得大陸人臉上都沒有笑容。但是我並不覺得説“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這話的人是真的因為不懂，而是為了製造一些聳動話題。
我覺得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會炒得很兇，現在臺灣人都把這當成一個玩笑和惡搞，這也是大陸自信心上升的表現。
環球時報：您在書裏寫到臺灣過去曾有不少禁歌和禁書，能否介紹一下？
廖信忠：我現在在臺灣圖書館還能找到一些老的書籍，上面蓋著“禁止外借，僅限館內閱讀”的印章，就是那時候的禁書。像《資本論》肯定是被禁的，1949年之後沒有跟著國民黨到臺灣的文化名人包括巴金、沈從文，他們的作品都是被禁的，魯迅雖然已經去世，但因為受到大陸的追捧，也莫名其妙地被臺灣禁掉了。他們還有一個專門名詞，叫“附匪作家”。另外，一些抗戰歌曲像《黃河大合唱》《大刀進行曲》，因為1949年之後大陸還在繼續唱，也被禁了。有意思的是，“國軍合唱團”目前重新開始唱《黃河大合唱》，畢竟時代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