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和建省，海南文學經歷了幾番起伏，在近百年的時光裏，始終不變的，是每一個文學創作高潮都與革命或者改革相伴，這一核心素材激蕩起海南文學史的春水長河，至今流淌綿延不息。

　　“我忘不了像馮增敏一樣的那麼多紅色娘子軍，一篇報告文學幾乎改變了我的一生。”久居廣東深圳、今年已81歲高齡的作家劉文韶回憶起數十年前的採訪光景仍十分動情。

　　1957年，以海南紅色女子軍連為題材的報告文學由劉文韶首度發掘，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從此，紅色娘子軍的稱號響徹大江南北。海南解放後，和劉文韶一樣的一大批衷情于瓊島的作家為海南文學發展鐫刻下了一道道永不抹滅的歷史印痕。

　　從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和建省，海南文學經歷了幾番起伏，在近百年的時光裏，始終不變的，是每一個文學創作高潮都與革命或者改革相伴，這一核心素材激蕩起海南文學史的春水長河，至今流淌綿延不息。

　　解放前文學——

　　救亡圖存中涌現革命文藝家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現代文學波形，在海南，楊善集、徐成章、王文明、王器民、徐天柄、符節、馮平等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分別倡辦了《新瓊島報》、《新瓊崖評論》、《瓊崖旬報》、《瓊崖新青年》、《瓊島魂》等文學刊物。楊善集發表《中國最近需要什麼文學》中，旗幟鮮明地批判風花雪月的“無聊文學”，鑽故紙堆的“國故文學”和坐而論道的所謂“討論問題的文學”，提倡“努力於建設革命文學上做功夫”，轟動一時。

　　1937年抗戰爆發後，以抗日救亡為內容的現代文學似火山噴發。省委黨史研究室賴永生告訴海南日報記者，這一時期，海南出現了唯一一位參加中國詩歌會及左翼作家聯盟的作家徵軍。郭沫若曾經稱他“像高射炮一樣響亮”，主要是看中其編纂《高射炮》詩刊一事。後來，徵軍的詩集《蒙古的少女》由茅盾為其題寫書名，鬱風作封面畫，詩中收錄了他在抗日戰火中寫成的16首詩。隨後，他推出以海南抗日女英雄劉秋菊為模板而寫成的長詩《小紅痣》。

　　解放戰爭時期，説唱文學風行，這期間，曾任瓊崖縱隊文工團副團長的白毛，在火線上因創作“白板”而成佳話。省文體廳史志辦主任王雄介紹説，根據記載，有一次，我軍包圍了被稱為“小南京”的龍江墟的敵人，決定進行政治攻心。戰士在斜坡上挖了戰壕，離敵人只有40多米 ，這時，白毛主動要求到戰壕喊話，説唱快板。當時的指揮員覺得太危險，勸他不要去，可他不依，“我是文工團領導，要帶頭！”就這樣，白毛身上插著樹枝，像一棵樹，慢慢爬到戰壕裏，説唱起快板來，“蔣軍官兵聽我唱，生死兩字任你選，要想回家見爹娘，放棄武器快投降，何去何從快選擇，不然送你見閻王！”隨後又大聲地向敵軍廣播優待俘虜的政策。就在白毛説唱的同時，我軍短槍突擊隊乘敵人不備攻入敵陣，消滅了負隅頑抗的敵人，大部分敵人舉旗投降。後來，這一仗成為了軍事攻堅和政治攻心相結合瓦解敵人的經典戰例。有俘虜説，“聽到你們的快板給我們指明瞭出路，為了活命，我們只有舉手投降。”從此，“白毛快板”揚名全軍。

　　解放後的1956-1957年——

　　海南文學盛放之際

　　查閱《海南省志文化志》記載，海南島解放後，文學界以“文革”為分水嶺，被清晰地劃分成為兩個興盛期。

　　1950年4月，海南軍政委員會成立，開始組建新中國的文藝機構和隊伍，1951年，海南文學藝術聯合會籌備委員會成立，組織文藝工作者創作佳作。1956-1957年，無疑是海南文學史大放異彩的年份，由李英敏編劇反映海南革命鬥爭的電影《南島風雲》問世；吳之撰寫的反映馮白駒將軍堅持母瑞山革命鬥爭的紀實文學《永遠不倒的紅旗》，朱逸輝撰寫的《戰鬥在瓊崖的南端》和梁安武撰寫的《蒸豬》、《石龍縣內》入選《星火燎原》叢書，郭沫若對《石龍縣內》評價很高，建議把它發展成為“有聲有色的鴻篇巨著”。1957年，吳之完成12萬字長篇小説《破曉之前》，劉文韶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符策超創作的《五指山上的歌聲》，陳殘雲與李英敏合作的電影《椰林曲》相繼問世，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文學創作輝煌期。

　　在回憶這段創作歷史時，作家劉文韶向海南日報記者講述了一些動人的故事。1956年，23歲的他應解放軍總政治部“開展建軍30週年徵文”的號召，在一本瓊崖縱隊戰史油印小冊裏發現了“在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師部屬下有一個女兵連，全連有一百廿人”的線索，從此踏上了對紅色娘子軍連的找尋之路。“那一年多的時間裏，我騎著輛自行車在海南的田間土埂穿梭，先後在瓊海等地找到了20多位健在的女紅軍，當時，她們多數已歸田，白天干繁重的農活，採訪只能是在夜晚進行。女紅軍的生活極度艱苦、連煤油燈都捨不得用，借著灶火的光，講述曾經戰鬥中的一幕一幕。我被這種巨大的犧牲所震憾，心裏也更感傷痛。”

　　後來，作家劉文韶不僅撰寫了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當1960年代紅色娘子軍被演繹為芭蕾舞劇時，已搬居北京的他還攜妻子林秀瓊前往劇場觀賞。劉文韶透露説，“其實，我跟老伴也是因紅色娘子軍而結為伴侶，當時，林秀瓊正是海南文昌的一名幹事，陪著我一路採訪，那時，她是我的海南話翻譯員。”

　　改革開放以後——

　　海南黎族作家涌現

　　解放後海南文學第二個興盛期是在“文革”結束之後。這一時期，海南文學最顯著的特徵是少數民族作家開啟了文學之旅並卓有成就。王雄告訴記者，黎族作者符玉珍的小説《年飯》，于1981年入選全國少數民族創作叢書；黎族作家龍敏在《民族文學》發表短篇小説《同飲一江水》和《麥芒果》，入選廣東省1983年新人新作獎；黎族作家望海的小説《彎彎月光路》等相繼在省內外的文藝刊物上發表。直至1988年海南建省，一批內地與本土文學作家，在瓊島上大匯合、大交流，隊伍空前壯大，才有了著名作家韓少功、葉蔚林、裘之倬等人在海南落戶。

　　一批老作家在海南建省後也仍為這方文學厚土而積極奔走著，老作家朱逸輝儘管有痛風的病灶，但數年來數度來往于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寫出了一批報告文學，有35萬字的《獅城紀實》，近10萬字的《天涯赤子心》等，他還積極在港出版《海南通》、《海南島旅遊》、《東山聳翠》等，為海外瓊人和故鄉海南之間築起一座橋梁，對於海南他動情地説，“如若生命不息，我必將筆耕不輟。”記者 杜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