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戊戌變法到民國初年，中國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走完了“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強”的路程，而起于社會上層的這種思想觀念之日新月異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變化所及和震蕩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會上層為止境。與之成為反襯和對比的，則是築成了中國社會的生存基礎，從而為極大多數人口所托命的小農經濟依然如舊。

　　十八世紀的中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遞相承接，構成了秦漢以來兩千多年曆史裏的最後一個盛世。而相隔不過數十年，人間的景象已在翻然大變中走入內憂外患交相困逼之間，遂使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中國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為修辭，以表述他們面對的“亙古未有之變局”。之後是六十年代的“變局”演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殘局”。然則與“殘局”和“危局”互相對映的，無疑是中國人更深一層的“智勇俱困”。在這種世局推移裏，十九世紀的數十年改變了十八世紀的一百年，並因改變了一百年而實際上改變了兩千多年。

　　十八世紀過去之後，成書于道光初年的《皇朝經世文編》曾以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為要目，選錄輯集了此前一百八十多年裏的文書、奏議、論説、信札，其範圍所及，便是那個時候中國人視野中的時艱之所在和時務之所在。由於盛世的十八世紀同時又與文禍連綿相伴隨，而後是忌禁之下的史學不振和當代史尤其不振，便成為清代士林守之已久的共趨。因此《皇朝經世文編》引一百八十多年裏的因果説眼前的時務，顯然是以當代史在長期不振之後的一朝重振，反映了盛世已經過去之日的中國人舉目四顧，正由世路裏的弊象感知國運之由盛轉衰的式微。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國社會本身的起落變動之中，所以由前此一百八十多年説因果，便是從中國社會本身尋因果。之後沿此以為先路和體例，至光緒朝後期，又有同以《經世文編》為名目的續編、三編、四編、五編、新編，以及“新編續集”、“新增時務洋務續編”等等先後蓬蓬然繼起，以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數十年之間的論説寫照數十年之間的時艱和時務。這些繼起的《經世文編》全神貫注的仍然是世路裏的弊象，但其間的論域已在不停地伸到舊時熟見的範圍之外，隨國運的顛沛起伏而越來越多和越來越急地移及“富強當求本原論”、“萬國公政説”、“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説”、“議院得失論”、“新議説貼”、“通商八策”、“弭教禍説”、“利國宜廣製造論”、“西學包羅六經説”、“泰西世爵中國科目優劣問答”、“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類題目裏。若由十九世紀後期返視十九世紀前期，顯然是道光初年經世之學所直面的問題都發生於中國社會的內裏，與之相比，則後起的數十年之間，中國人所面對的這些問題顯然都不是出自中國社會的內裏和中國社會本身，而是衝擊之下的自外入內和由外變內，因此除了中國人的論説，後來的《經世文編》裏還常常收有來華西人的論説。隨後是前一面猶在眼前而後一面已來到身邊，歷史留給十九世紀中國人的問題和外力引入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問題，便醒目地共存于同一個時間和空間裏，並以其相互纏繞和彼此牽拽，使衰世中國長在古今中西的深度交困之中。

　　《皇朝經世文編新編續集》的序言稱匯輯于其中的文字皆“明達之士憂時之作”。“明達”所指是判斷事理的程度，“憂時”所指是關懷世務的程度。兩者都因其切近社會而顯示了一種觀照社會的品格。因此，以十九世紀後期的《經世文編》比十九世紀前期的《經世文編》，顯見得與這種“憂時”而“明達”的讀書人筆下的題目之於古無徵直接對應的，其實都是數十年之間西潮灌入的了無止境，以及中國社會在回應西潮灌入的同時身不由己的一變再變。在這個過程裏，以“撫夷局”為前身蛻變而來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最先筦接中西，又最久地主持與“外國事務”折衝往來的全局，遂以其四十一年回應西潮的漫長生涯為實例，成了這種身不由己而又一變再變裏的典型和代表。從“撫夷局”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名目的前後不同，既説明瞭英法聯軍之役以後中國人在衝擊之下的前後不同，也説明瞭這種不同既生於被迫又生於倉促。被迫和倉促都不會計及長遠。因此，當其初立之日，創置了這個機構的中國人期望的卻是這個機構的暫時和短命，於是而有奏折裏“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以“符舊制”的預先籌算。然而在後來的歲月裏，一面是“外國事務”前後相接，源源不絕而來；一面是中國人既以“借（西）法”圖“自強”為懷抱，則不得不與之一面相拒一面相迎。而後是西方人的鍥入和中國人的引入都成了外國物事的移入。總理衙門居兩面之間並以應對提調為職司，其應對提調的範圍之所及，便一定會隨這個過程的由淺入深和由表及裏而節節伸展，延及四面八方。至戊戌年間，時人條陳時務，已經以總理衙門為牽匯萬端之所在：

　　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于該衙門為總匯之地，而事較繁于六部者也。夫銓敘之政，吏部主之，今則出洋大臣期滿，專由該衙門請旨，海關道記名，專保該衙門章京，而吏部僅司註冊而已。出納之令，戶部掌之，今則指撥海關稅項，存儲出洋公費，悉由該衙門主持，而戶部僅司銷核而已。互市以來，各國公使聯翩駐京，租界約章之議，燕勞賚賜之繁，皆該衙門任之，而禮部主客之儀如虛設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採購戰艦軍械，創設電報郵政，皆該衙門專之，而兵部武庫、車駕之制可裁並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國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詞訟之曲直，悉憑律師以為斷，甚或教案一齣，教士多方袒護，畸輕畸重，皆由該衙門理論，而刑部初未與聞也。製造本隸于工部，自各國船堅械利，耀武海濱，勢不得不修船政、鐵政，以資防禦，迄今開辦鐵路，工作益繁，該衙門已設有鐵路、礦務總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顧也。是則總理衙門之事，固不獨繁于六部，實兼綜乎六部矣。

　　以十九世紀前期《皇朝經世文編》列為要目的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作對比，顯然是時至此日，六者俱因這種“兼綜乎六部”正變得非常不同於往昔，其間既有起于鍥入的變化，也有起于引入的變化。而“實兼綜乎六部”的總理衙門又被目為“策我國之富強”的“總匯之地”，則説明數十年之間，鍥入和引入所造就的變化已層層累積，並越來越深地盤踞于中國社會和政治的重心之內。因此，辛醜之後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從先倡此議的西人一面看去，是有了一個與他們的制度相等類的機構；但就中國人一面來説，則是以外務部的有限職掌，其實遠不足以把總理衙門在四十一年裏“總匯”的種種變遷承接過來。於是而有隨後而來的十年新政裏增設商部、學部、巡警部、財政處、練兵處、稅務處，以及由此更進一程而厘定官制，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改戶部為度支部；改兵部為陸軍部；改刑部為法部；改商部為農工商部，並增郵傳部，稍後又再增海軍部。就其各自的內容而言，由此形成的“次第更張”之所改和所增，大半都是從“總匯之地”分派和分蘗出來的。這種以總理衙門為源頭的前後相承，正具體地顯示了四十多年新陳代謝裏鍥入和引入的東西，已在一路移接的過程之轉机化為中國自身的內在之物。然而由此日的規模對比總理衙門籌立之初，中國人以“裁撤”為期盼的願想，則又俱見這個過程之起于被動，以及這個過程本性上的缺乏自主，與之相伴相隨的便是這個過程常常只能變陌生為夾生。因此，已經轉化為中國社會內在之物的東西，便仍然會是中國社會並沒有完全消化的東西。

　　這種因鍥入和引入匯成的移入，是在回應西潮的衝擊裏實現的。但回應西潮的中國人同時又身在千年曆史留下的積久積重之間，因此，以回應對衝擊，中國人的拒和迎都不能不背著自己的歷史，並不能不沿歷史的舊經為腳下的熟路而蹀躞前行。十九世紀的後六十年間，中國曾一次一次地捲入民族戰爭，而比之四十年代的中英鴉片戰爭和五十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則八十年代的中法戰爭因法國侵越南而起；九十年代的中日戰爭因日本侵朝鮮而起，就直接的因果來説，都是被形成于數百年曆史之中的宗藩關係所牽，一步一步拖入彌天戰火裏的。宗藩關係在西方人筆下稱作“朝貢制度”，後來的東方人效西方人，又常常引現代國際關係的種種法則與之作對比，以見其別成一類和非常落後。然而在西方人東來之前，産生和形成于東亞各國歷史往來與歷史聯結裏的這種宗藩關係，卻曾為東亞世界真實地提供了不能為現代國際關係所詮釋，而又使彼此能夠長久相安於咫尺之間的秩序。維持于宗和藩之間的“以小事大”與“以大字小”顯然不是一種平等關係。但時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來的貢使、貢物和表文為慣態，是“事大”的本相已大半演為一種禮儀。而同時的西人拓張牽動中國周邊列邦的國計、民生、邦交，致東亞攪動於深度不寧之中，則使後者的“字小”之義正在變為一種沉重的責任。於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國出兵越南；朝鮮“乞援我國”而中國出兵朝鮮。在宗藩關係裏，“字”之本義訓為保和育，因此以禮“事大”的一方遂對等地有了一種要求上國為之紓難濟急的權利。而對於被“事”的一方來説，保和育便是有“乞”則不得不“援”。身歷中法戰爭的唐景崧曾追説越南自同治年間以來的因內亂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綜貫始末而統括言之曰：“國家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萬。”顯見得在禮儀中被宗奉的中國因籲請而出兵，實際上不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財力。

　　這種單面的付出説明：“以大字小”之對應于“以小事大”，不僅與貫連兩者的利益相牽結，而且與貫連兩者的文化相牽結，尤其與貫連兩者的文化同時又成為一種守則和擔當相牽結。這些牽結形成于西人東來之前，但在十九世紀後期，因西人東來的逼入和翻攪所造成的東亞震蕩裏，卻使中國人不得不力掮著這種積久而成的東西，與法國和日本對峙于後起的條約外交之間，並因之而無可選擇地一步一步捲入深深的漩渦之中，又在力不從心之後致宗和藩都創巨痛深。在這個過程裏，無可選擇正是過去的歷史對於此時此地的制約。美國歷史學家馬士後來評説中法戰爭的結果，曾直言法國人用來替代“宗藩”的“保護”，其實是在以“一個壓制者”替代“一個無權之王”，對於越南人來説，這個過程無異是災難。而以日本之於朝鮮比法國之於越南，其用來替代宗藩的東西，顯然又更加等而下之。但與歷史學家的事後評判相比，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則是暴力促成的此消彼長使中國因此而大變，東亞也因此大變。而中國大變和東亞大變都深度地影響了當日的世局和後來的歷史。

　　與這種歷史制約下的因衝突而變遷相比，歷史留給後來的影響裏，也有過曾經助成了晚清中國的古今之變和新舊之變的東西。自《海國圖志》舉“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説“英吉利”之政體；舉二十七部酋“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以及“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惡惡之”説“彌利堅”之政體，中國人已經看到了西方世界裏的議會制度和民主制度。雖然當日中國猶在以夷夏辨中西的界限板結之中，而以“制夷”為抱負的魏源卻被西方世界裏的這一面所吸引，流露出一種明顯的推許讚賞之心，並徑直稱之為“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與他同時的梁廷枏作《海國四説》，于西人立國的這一面也言之津津，並且尤為詳備細密。詳備細密顯然也出自心中的推許讚賞。後來使節出洋例有聞見之述，以記錄聞見之知。其中也常常要説到議會政治，而大半都引為可圈可點可觀可想。即使是在後來的歷史敘述裏被歸於守舊一類的劉錫鴻，出使英國之日描寫彼邦“議政院”開會，印象深刻的同樣是其間的“辯論之久”而“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以及“官政乖錯，則舍之以從紳民”。嘆為“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

　　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比之西方人帶來的種種物事大半都曾經是被排拒的東西，這種身處君權之下而以王綱為大的士大夫前後相接，從一開始便普遍地親近西方代議制度的現象，便顯然成了一種不能用常理相詮釋的一派奇異。然而就當日具體的歷史過程而言，“巴厘滿”或者“議政院”的這種吸引力，並不在於其自身的本義和道理，而是起于中國的歷史和歷史留給中國人的問題。

　　自秦漢改封建為郡縣，之後郡縣之下的吏治便在兩千多年裏常常出毛病，常常要糾弊，又常常舊弊未除而引出新弊，“蓋自郡縣之制以來，戶丁混淆，縣治為極，積重難返矣”。與之相對映的，則是吏治常常成為時論中的大題目，至明清之交，則“梨洲之《方鎮篇》，船山之《噩夢》，亭林之《郡縣論》”，以及近代“馮桂芬之《校邠廬抗議》”都已在層層深論中追究到郡縣制度本身，而以“津津道自治”為救病之方。州縣官臨民，因此以“縣治為極”説郡縣之“積重難返”，著眼的都是官與民相否隔的由來已久。“縣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廣，馭千百萬戶之眾，其能家至戶到而週知其循莠勤惰，飽饑甘苦哉？”因此否隔之下的吏治很容易“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而由此催生的“復宗法”、“復鄉職”、“折衷周、漢之法”以及設“世官”以糾積弊之想則都是意在從古有的制度裏翻尋出民間“自治”之義，以消解苦之已久的官與民之間的懸隔。與這種因郡縣之弊而作古之思相伴隨的，便是身在這個過程裏的士大夫對於儒學典籍裏所記述的君民因相近而相親，遂能“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的三代之治的懷念。若以這種梨洲、船山、亭林以來的思想路徑為背景和反襯，則通觀前後以讀歷史，便不難明瞭，魏源以及魏源之後的士人對彼邦代議制度的稱道，其實大半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和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懷念，經此牽動而憬然有觸于胸中之所積。雖説對於西方代議制度的本來涵義而言，這種出自中國歷史的投射和反照都只能算是別解，但在中國一面，由這種別解所推衍而來的卻曾是一種真實的思想歷史。因此沿此一脈不絕，直到二十世紀初年的時論裏，猶有言之侃侃而以“議院雖行于秦西，而實倣于中土。試觀三代之議禮明堂，鄭人之議政鄉校，即議院之由來”為理所當然者。而西方政治制度中本與君權中國相隔遼遠而不易溝通的東西，則在中國歷史的投射和反照之下，成了士大夫眼中似曾相識而可以親近的東西。

　　有此數千年裏的似曾相識和可以親近，而後才可能有甲午後一年康有為領公車上書皇帝，由“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起講，力請民舉“議郎”共議“大政”而行“三佔從二”；並“上駁詔書，下達民詞”。他相信由此可以“合天下之心志”，致“君民同體”以共圖“富強”而“耀我威掕”。之後，清末新政籌備立憲，當日大臣的奏議説西國政體“深合周禮之遺制，實為內政之本原”；朝廷的詔書説“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其間的理路，與康有為以大言發為策論的那些道理顯然不僅相似，而且相同。這種由廟堂之外進入廟堂之內的相似和相同，都反映了清末最後一段時日裏言論的渲染已演為取向之共趨。因此辛亥革命之後立議會制度為政治主幹便成了大勢之所歸。

　　在這個過程裏，歷史留下的余響助成中國人接納了一種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就西方之自有自己的歷史而言，則西國的議會本起于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又實現于不同政治力量的論爭、妥協和合作中，其源頭既不同於中國的三代，其旨歸也不同於中國的富強。由此形成的學理出自彼邦的歷史過程，大半都在中國人的理路之外，並因之而為多數正在效倣這種制度的中國人尚未熟識真知。隨後是革命雖然已經移接了議會制度，但身在議場之中的中國人知識上和精神上仍然在代議政治之外，兩者之間的深度矛盾曾一路翻出層層波瀾，最終使議場之內的各是其是由分爭走向廝鬥，由廝鬥走向逐利，與之相對稱的，便是議員先被目為“暴徒”，後被稱作“豬崽”。而已經移接過來的東西，遂在這個過程中因不斷的試錯而成了面目全非的東西和千瘡百孔的東西，同時是中國社會自身也在這個過程中成了時人筆下的兩頭不到岸。此後漫長的歲月裏，曾經很早就親近“巴厘滿”和“議政院”的中國人，則不得不從頭去認知代議制度和民主政體，以期識得其間的本義之所在和限度之所在，並識得中西之間的相同和不相同。作為一個歷史過程，這種因移接而造成的兩頭不能到岸，同時又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具體地説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在鍥入、引入匯為移入的重重曲折裏發生的社會變遷，常常是從脫榫開始，並與脫榫相伴隨的。

　　西人從海上來華，以時序而論，是先由口岸進入東南。而同治後期曾國藩説“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指述的則是內戰之後，中國人以“自強”回應西人的事業同樣先起于東南。兩面交集之下，是中國的財賦出自於東南，外國的資本積聚于東南，中外貿易的重心在東南，西學東漸的灌入在東南，中外之間的衝突和纏結深化于東南，遂使變法起于東南，革命也起于東南。在這種被清末志士稱作“歐風美雨馳而東”的激蕩起伏裏，東南沿海先為“歐風美雨”所罩，遂隨之而先被牽入西人主導之下的經濟過程、公法秩序、文化觀念之中，既由此一變再變，也由此走向世界。然而積數十年之間的一變再變而成丕然巨變，則走向世界的東南沿海，已不能不因其被動的西方化和主動的西方化而別成一類，與西北社會和內地社會越來越遙遠，越來越不像，越來越互相隔膜而陌然相向。與之相因果的，便不能不是同屬一個中國的東南與西北脫節和沿海與內地脫節。這個過程以一種直觀可見的方式顯示了古今中西之變，以及古今中西之變所帶來的深度離析。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人用暴力打碎了中國人的夷夏之辨，而後中國人因中西之爭而知古今之爭，並在時勢的推挽之下沿此一路深掘，由古今之爭而入新舊之爭。以其間的始末而論，是中西之爭起于外來的衝擊，但由中西之爭而古今之爭和新舊之爭，則是在回應衝擊的跌撲起伏裏，越來越自覺和越來越執著于移西法重造舊邦，以期用西方人的辦法來對付西方人。重造舊邦發端于回應西人的衝擊，而演化為改變中國本身，因此，由古今之爭而新舊之爭，其理路和取徑實際上已是從鋒芒朝外轉變為鋒芒向內了。於是而有除舊布新的變法，於是而有革故鼎新的革命，於是而有由此開啟而發生於中國社會之中的漫長的交爭和衝突。

　　變法和革命都是在外患的逼迫下促成的，而一經開始，又會循自身的邏輯越走越遠和越走越快。至民國初年，這種起于新舊之爭的過程以其生生不息的前後相接和彼此相剋，已成為時人眼中的“內變之烈”甚于“外患之亟”。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天演進化、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君民共主、君主立憲、開明專制、民主共和等等接踵而至，漚浪相逐，並催生出“世局原隨士議遷，眼前推倒三千年”的時朝鼓蕩，既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改變了中國人的國體和政體。對於古老的中國來説，這是一種顯然的急變和劇變。但古老的中國同時也是廣土眾民盤根錯節于傳統厚蓄之中的中國。因此，由急變而劇變，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走完了“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強”的路程，而起于社會上層的這種思想觀念之日新月異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變化所及和震蕩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會上層為止境。與之成為反襯和對比的，則是築成了中國社會的生存基礎，從而為極大多數人口所托命的小農經濟依然如舊。以民國初年比道鹹同光，其整體的結構其實並沒有顯然的大變。然則急變與劇變的此起彼落和前後相接之間，便不能不是中國社會上層與底層的脫節，從而不能不是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態、政治狀態與經濟狀態的脫節。而以“世局原隨士議遷”寫照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説明的是時人眼中的變法和革命，都是以知識人為主體，並以思想改造社會為導向的。然而就佔人口多數的大眾既漠漠然視變法，也漠漠然視革命的事實作推比，顯然又説明知識人著力於用思想之急變造人世之劇變，心中常抱一腔救世的願望，但他們引來醒世的種種道理則大半以東西洋的思想為淵源，並因之而與當日的大眾社會太過遙遠，持此外來的道理以説明中國社會的世相，遂既不能為大眾所明瞭，也不能為大眾所消受。同舊日的士與農之間密邇相接作對比，由此引發的歷史走向便不能不導致知識分子和大眾的脫節。

　　與這種變化相類似的，還有同一個過程所造成的社會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鄉村的日趨日遠。因此辛亥革命後三十年，許地山作《民國一世》寄託閱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別舉“都市底商店記得西洋的時節如復活節、耶穌誕等，比記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與之對稱的外國節日裏買賣兩旺説市閭眾生相，以刻畫上個世紀以來“都市”與“鄉間”積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脫節”，其筆下之譏諷所流露的顯然是一種格格不入。而比之市閭眾生相，三十年代之時論所説的“農村破産”，則反照了城鄉脫節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這一類脫榫接二連三而且由此及彼地發生於中國社會的深處，構成了後人理解歷史與説明歷史的脈絡和關節點。但對身在其間的中國人來説，則脫榫便是舊的整體性已經碎裂，而新的整體性卻始終立不起來，隨之是利益的衝突、主張的衝突、理想的衝突都會成為長久的社會動蕩。這個過程既反映了中國社會從衰世走向亂世的曲折多難，也反映了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曲折多難。在真實的歷史裏，兩者常常同處於一種因果之中，因此兩者常常很難剝離開來。

　　收錄于本書的文字是我近年讀史留下的一點思想痕跡。就晚清中國處西法與衰世之間的舊邦新造和社會脫榫而言，這些文字所涉及的範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與歷史本身的無邊無際相比，治史和論史其實始終只能是一種以有涯隨無涯。自司馬遷以來，史學所追求的境界皆在通古今之變，但王安石曾作詩咏史，説“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又説“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用“精神”和“意態”比歷史之內在的一面和人物之內在的一面，則俱言以人寫人之難和以今通古之難。多年來我常常會想到前人讀史和説史的這些深思遠想，以提醒自己在歷史面前的局限和渺小，以及深入歷史的阻隔和困難，從而使自己多一點敬慎，少一點獨斷。 ■